1864年7月底，身陷囹圄的忠王李秀成在湘军大营内写就的自述中，曾痛心疾首地总结了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十大原因，而“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在“天国十误”中位列第八。
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陷落为止，在太平天国仅仅十四年的历史中，前后共诞生了2700多位王。
用同时期清朝的一组数据作为对比，就能直观地反映出太平天国这数以千计的王爵，是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满清得国268载，幅员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最鼎盛时统治逾四亿生民，但获封王爵者，包括亲王、郡王、异姓王，算上世袭罔替和降等袭爵者，也不过仅仅两百四十余人。
即使再加上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除外）先后册封的（含汗王、亲王、郡王）32个王爵，以及418人承袭爵位，整个清朝的历史上，满蒙汉全部算上，一共也只有不到700人封王。
太平天国在统治时间、疆域面积和控制人口都远远不及清朝的情况下，其所封王爵却几乎是对手的四倍。
“滥封王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严重扰乱了太平天国内部论功行赏的激励制度。
其次，封王者众多，但诸王之间又没有明确的隶属和上下级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太平天国内部原本统一的战略指挥体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王爵的册封，实际上都发生在天京城破前的两年时间内。
如果将时间节点停留在1862年之前，甚至再向前推移到天京事变时，我们就会发现，太平天国对于“封王”之事，一直是相当克制、谨慎甚至“吝啬”的。
永安封王：姑从人间歪例
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成功后，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当年9月攻克了其历史上第一座州城——永安。
此时的太平天国，虽仍然处于清军的追击围剿之中，但据守州城勉强得以落脚，总算是暂时告别了此前颠沛流离的局面。
在永安休整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得以确定，同时洪秀全在此将首义五大功臣册封为王。
因为“拜上帝教”信奉天父上帝为唯一真神，并宣称“普天之下皇帝独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按照这一逻辑，太平天国不仅自己没有“皇帝”，而且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都加以否定。
所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也没有称帝，只是1851年3月，在广西武宣县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
永安之前，整个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一人称王，而诸如杨秀清、冯云山这些核心骨干，都只是被冠以“军师”、“主将”等尊贵头衔来彰显身份。
出于洪秀全的初衷，本不愿为诸人封王，这既是出于维护“天王”名义上唯我独尊的地位，更因为洪秀全内心深处，对满清政府“封王拜相”那一套封建残余充满了深深的敌意和排斥。
但随着战争进程和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处于核心决策层的几位元老，在军队的权力和作用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在人间的代言人，其地位已隐隐凌驾于天王洪秀全之上。
而且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自揭竿而起时，“封王裂土”就是其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向往，长时间对封王一事置之不理，不仅会打击众人的革命积极性，同时还会影响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
有鉴于此，洪秀全也只能“姑从人间歪例”，于1851年10月，以分辖中国四方之意，册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四人，同时又取羽翼天朝之意，晋石达开为翼王。
随后在《封五王诏》中明文规定“西王以下，诸王皆受东王节制”，至此，以洪秀全为首，杨秀清次之，五王辅政护主的太平天国权力运行格局得以成型。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避天父“爷火华”之名讳，太平天国内部并没有“王爷”一说，对获封王爵之人，只能是尊称其为“某王”。
天国的愿景：燕、豫王爵
自永安之后，洪秀全一直秉承着“非大功不得封王”的宗旨，严格控制封王的数量。
而“大功”又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连永安突围时立下头功的虎贲先锋罗大纲，甚至率先攻下南京的悍将林凤祥、李开芳，都无缘王爵。
也因此，直到1853年定都天京时，太平天国都一直维持着首义六王的局面（其中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均在定都前战死）。
1853年5月，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同时向西、北用兵，开始了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征和北伐。
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的率领之下，由安徽北上河南，继而经山西东趋直隶，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甚至一度打到华北腹地、京畿近郊的天津。
但由于北伐军遵循东王制定的“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为行动宗旨，片面强调速战速决而忽视了后方战略据点的驻防，随着战线的拉长，导致后援补给困难的问题开始暴露。
又恰逢北方的寒冬提前降临，风雪泥淖之中，两广士兵身着单衣，三餐无继，同时还要在平原之上，硬撼对手最精锐的满蒙骑兵，形势已经相当危急。
而杨秀清得知北伐前线的情况之后，也是万分焦虑，急忙组织救援力量，同时鉴于北伐的重要性，必须选择一个重量级人物来担任援军主帅。
因为担心地位紧随其后的北、翼二王在救援北伐成功后声威更盛，进而威胁自己的地位，东王将目光投向了此时身为百官之首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
为提振士气也为激励秦日纲，杨秀清史无前例的在救援部队尚未出发之前，晋封其为燕王，秦日纲也因此成为定都天京后封王的第一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西征军这边，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主持，前期同样是一路奏凯，溯江而上再次攻克安庆。
1853年6月底，围攻江西省府南昌多日不下后，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韦俊率领，继续西进湖北；一路则由胡以晃指挥，北上攻取庐州。
胡以晃部锐不可当，连克桐城、舒城，并于1854年1月攻克皖北重镇庐州，同时，太平天国前期最大的苦手、庐州守将江忠源也在此战中殉城。
庐州大捷的消息传回天京，洪、杨大喜过望，加封胡以晃为护国侯，旋改护天侯。甲寅四年（1854）四月，天王再次降旨，诏封胡以晃为豫王。
至此，直到天京事变爆发，秦日纲和胡以晃成为继“首义六王”之后，仅有的两位被封王爵的太平天国将领。
“燕”指燕京，意在希望秦日纲直趋满清老巢，“豫”乃河南，当然是希望胡以晃能挥师平定中原。
从王爵封号的赐予来看，“燕王、豫王”不仅是对秦、胡二位将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时也代表了太平天国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景。
转折，发生在天京事变前后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死于内乱互戕中。
天京事变后，“首义六王”中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开始在天京主持大局，但随着其大权在握而声威日隆，洪秀全逐渐对这个外姓将领又产生了防范和猜忌。
1857年，洪秀全将两位既无战功又能力平庸的兄长，洪仁发（安王）、洪仁达（福王）赐封为王，并下旨安、福二王共同参与政事，以此挟制石达开。
当年6月，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天京，并很快在安庆召集了十几万旧部。
翼王出走，使洪秀全深感此前封王之举过于鲁莽草率，慌忙废去二位兄长王爵，同时为石达开奉上“义王”爵号，希望其回心转意，但石达开心灰意冷、去意已决，执意脱离中央，并从此自立门户，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西征之路。
至此，除洪秀全以外，金田起义时的核心决策层人员全部成为历史。
而太平天国经历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此时处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不利局面，洪秀全被迫恢复之前的五军主将制，并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一批年轻将领。
事实证明，这些此前在太平军中缺乏表现机会的后辈，确实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任和赏识，尤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先后联手于1858年9月二破清军江北大营，当年11月，又取得三河镇大捷，全歼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及其麾下六千湘军精锐。
经过战火洗礼，这批后起之秀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冉冉升起的新星和栋梁之才。
1859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达天京，为内外交困的太平天国带来了先进治国理念和西方资本主思潮，值此用人之际，洪仁玕很快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和倚重。
同时，鉴于陈玉成的优异表现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军事成果，洪秀全推翻之前翼王出走时定下的“永不封王”的承诺，于1859年5月，晋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
紧接着，同为五军主将的李秀成（忠王、）蒙得恩（赞王）、杨辅清（辅王）、李世贤（侍王）也先后于1859年被封王爵。
同时下诏，明确规定“内事不决问于干王，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由此，太平天国经历浩劫后，重新形成了干王主政，英王主军，五军主将辅政护主的权力格局。
从这一时期开始，太平天国的封王规模开始逐渐扩大，除洪仁玕和五军主将外，包括此前被废黜的洪仁发、洪仁达被重新晋封为信王和勇王，即使连指挥湘潭之战，造成西征最大惨败的林绍章也被封章王。
同时，洪秀全又开始对其子嗣、洪氏族亲等封王，1859年后，王爵人数在快速增加，但总体而言，封王人员主要都集中在皇戚国戚和独当一面的军中骨干。
封王的标准有所松动，门槛在不断下降，但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封王，虽不能算特别严谨但也还远远谈不上泛滥。
1862年，王爵泛滥的开始
真正“滥封”的先兆发生在1861年9月，安庆保卫战失败之后，负责救援的陈玉成兵团北撤庐州。
同年底，为开辟新的根据地，英王决定在据守庐州的同时，分兵远征西北。
临行之前，为了鼓舞士气和重振军心，陈玉成特意向天王请旨，晋封陈得才（扶王）、赖文光（遵王）、梁成富（启王）、蓝成春（祜王）等四位远征主将为王。
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王爵的册封对象，第一次由方面军统帅，下沉至集团军将领。
陈玉成兵团的二级将领被封王，与之地位相当的李秀成兵团自然紧随其后，1862年初，忠殿第一悍将陈坤书获封护王，脱离石达开远征军后回归天朝，转隶忠王麾下的童容海，被封保王。
1862年，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封王历史上真正的转折之年，6月，随着英王兵败庐州并最终于寿州被俘遇害，太平天国最具实力的陈玉成兵团不复存在。
同时，参与救援安庆的杨辅清、刘官芳、吴如孝等将领，部队实力也受到极大损失。
相反在这一时期，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未经安庆战火，势力膨胀到了巅峰，不仅兵强马壮，还控制着江苏、浙江这两个最富庶的省份。
此前英王、忠王两大军事集团交相辉映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为了忠殿势力一家独大，掌控半壁江山的格局。
出于对外姓将领发自内心的猜忌和提防，洪秀全开始频繁地给李秀成、李世贤麾下众多将领封王，借此来分化、瓦解李秀成集团的势力。
但以“滥封”作为前提的制约手段，实际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双输结果。
李氏兄弟麾下的众多将领获封王爵后，开始各怀异心、拥兵自重，不再受老上级的约束，但同时这些头顶王爵的新任诸侯们，对洪秀全的态度也是“听封不听调”，并随时做着投敌降清的准备。
如此一来，李秀全确实失去了对部下的掌控，但中央集权也并未因此得到加强，太平天国的总体实力被削弱，军队内部建制有序、上下有别的体系也进一步遭到破坏。
最后的疯狂
到1863年初，太平天国当时最具实力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三大军事集团，麾下被分封的将领已接近百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滥封”更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
封王人数不断增多，自然造成王爵含金量的持续下降，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既然已经封了这么多王，想要突然停手，必然会遭到更多将领的抵触。
因此洪秀全虽然明知封王不妥，但为避免厚此薄彼，仍然要毫无节制地继续加封。
甚至连滥封的受害者李秀成，虽然内心对滥封十分反感，但每逢部下立功，他也只能被迫上奏为其请旨封王，当然，天京方面通常都是一概应允。
而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的持续恶化，洪秀全更加迫切地需要稳定各路将领的军心，使其团结在中央周围继续战斗。
但国库空虚，天王既乏金银财宝赏赐，又无地盘兵力赠予。唯一拿得出手、也不需要任何实际成本的，就只剩下大面积的王爵赏赐了。
就像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的那样，封王一事，逐渐发展成了“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的局面。
再加上洪仁发、洪仁发这两个昏庸贪财的兄长，趁此国难之机，在天京城内大肆卖官鬻爵，又进一步加剧了滥封的恶果。
最终，整个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700多人，因为封王太多，常用字已无法满足王爵封号的要求，猪、狗、牛、龟等难登大雅之堂的字眼，纷纷拿来滥竽充数，甚至要靠查字典方能起名，就这样，都仍然还有大量的王爵无法命名，最终只能被统一冠以“列王”之名。
据后来为湘军所擒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回忆，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时，城内依然还有上千位王没有逃出，而此时，守卫天京的总兵力也才不过万人，实在是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