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民间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西方伪史派，认为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西方的历史都是虚假编造的。尽管他们的观点一直不被体制内的主流学术界所接纳，被视为“民科”和旁门左道，但他们的确挖掘出大量的考据资料，使得其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可信的。显然“官科”主流学者们的认知已经严重地教条化、学阀化了。
其实不仅西方有伪史，中国也有。中国的民国时期，也编造了大量伪史，不妨称之为“民国伪史”。西方伪史是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根据现代西方的错误历史认知所编造，民国伪史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民国大师）根据民国时期的错误历史认知所编造，而且两者存在密切联系，因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中最西化时期，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西化。
民国伪史象西方伪史一样，依然存在于我们主流的学术和教育系统中，继续误导国人，尤其是继续误导孩子。
民国伪史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和扭曲是系统性的，对其进行纠正的难度丝毫不比西方伪史的小，接下来我也对其进行系统性地纠正，逐条地指出和批驳。
今天说说民国伪史对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的思想创新时期，甚至再后来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期”，是中国文明的起点。但是，在民国之前的传统史观中，春秋战国并非一个思想的、文化的繁荣期，而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黑暗时代。
概而言之，在民国之前的传统历史认知中，春秋战国是黑暗的礼崩乐坏，但民国之后，却将其篡改、编造成光明的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就是礼乐崩坏，礼乐则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制度和文化的核心，因此，“礼崩乐坏”就是当时的中国所发生的传统文化的崩溃。这种情况和民国之后中国所发生的传统文化的崩溃非常相似。
研究漫长的中国历史，一定要区分两种时代变化，一种是改朝换代式变化，另一种则是礼崩乐坏式变化。改朝换代式变化只是朝代的更迭，并无制度范式、模式的改变，譬如从夏到商、从商到周，或者是汉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而礼崩乐坏式变化则是制度范式的变化和更迭，譬如从周经过春秋战国到西汉，从晚清经过民国到新中国。
显然，改朝换代式变化的频率高，而礼崩乐坏式变化的频率低。整个中国历史上实际只发生了三次礼崩乐坏式变化。
第一次是发生在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期，五帝之前，三皇时期的制度范式是“结绳而治”的契约范式。当时没有政府，社会制度靠契约和评理来实现，也是一种人民完全自治模式。但在五帝时期，发生了礼崩乐坏，契约范式崩溃了，政府开始出现，并在五帝末期形成崭新的制度范式：以尧舜之道为基石的“礼乐范式”。
第二次礼崩乐坏式变化发生在春秋战国，三代时的礼乐模式崩溃，然后到西汉形成崭新的“儒法范式”：儒家为体，法家为用。较之于三代时期的礼乐模式，儒法模式的集权专制程度大大强化。从西汉到清朝，都是在这种这个制度模式之中的朝代更迭。
第三次礼崩乐坏式变化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法模式被摧毁，到新中国成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制度范式：社会主义范式。当然这个范式目前依然处于完善之中。
与此前的儒法范式相比，社会主义范式有三大变化。一是，世袭制被推翻，儒家梦寐以求的禅让制被恢复。禅让制更符合尧舜之道，是五帝时期的做法。二是，社会更加重视经济的生产，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公私兼备的所有制形态。从所有制形态上看，实际上也是对三代时期井田制的恢复。只是井田制是以农业为主，而社会主义则以工业为主。三是，君权天授的天子思想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以人民为中心，即彻底的“君权民授”，人民性大大提升。这一点又是向五帝之前的三皇时期回归。
无论朝代更迭式变化，还是礼崩乐坏式变化，变化的过程都是混乱的、黑暗的、痛苦的，都是包含着战争的。由于礼崩乐坏式变化的级别更高，其混乱、黑暗、痛苦的程度也最高，五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清末民国时期都是这样的时期。
当发生礼崩乐坏式的制度范式的崩溃时，说明当时在基本理念上遭受重大冲击，这种颠覆性的文化冲击、文明冲击，不可能来自我们的文明内部，而只可能来自外部。也就是说，制度范式级别的历史变化的发生，都是遭遇空前的外来文明剧烈冲击的结果。
由于五帝和春秋战国距离现代太遥远，尤其是五帝，加之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尚未真正成熟，而五帝时期压根就没有文字，使得后人对这两场制度范式级大变化的历史记忆是失却的，对其认知也是失真，即有伪史成分。
尽管如此，还是有星点和模糊的历史记忆和文献记录，结合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之外其他文明的历史知识的增多，这些星点模糊的记载就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帮助我们恢复上古时的历史真实。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新思想，并非是当时的思想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文化和当时所遭遇的外来文化冲击的产物。新元素不是发明的，而是外来的。一如“民国大师”的新思想，不过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拿来和搬运。
由于清末民国距离我们很近，对这段历史的历史资料是很完备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次历史变化就是外来的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实际上，这代表着制度范式变化的一般模式。诸子百家们的新思想，和民国大师们的一样，也是外传的，也是外传自当时的西方。当时西方的文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波斯地区。
类似诸子百家、民国大师们的新思想，在五帝时期同样存在，在《尚书》、《国语》中都有零星记载，尤其包含在“绝地天通”这一历史事件之中。“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中搞民神混杂，冲击中国固有文化制度的（乱德）的“九黎”，就是当时的诸子百家、民国大师。民神杂糅即为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实际就是多神教。
既然制度范式变化时期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繁荣，实际上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因此其中的诸子百家们一定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代表和维护中国固有传统的流派，譬如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另外一派则是儒家之外的所有流派，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拥护外来新思想、新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百家争鸣，不过就是儒家之外的所有各家对儒家的围攻，这实际就是当时的中西文明、文化的冲突。
唯有明白这一层，才会真正弄懂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真正含义和合理之处。如果错误理解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然也会错误理解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就是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民国伪史。我们将另文剖析这一点。
当诸子百家现象出现后，就会出现两个立场，一个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立场，一个是外来西方新文化的立场。中国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是来自中国的西方，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西方的具体位置不同。中国在亚欧大陆的最东端。
当你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就将春秋战国、清末民国时期看成是黑暗的传统崩溃时代，如果你站在外来的西方新文化的立场，就会将其当成光明的思想繁荣时代。民国伪史的出现，就是很多民国大师站立在西方新文化的立场重新看中国历史的结果。
这种立场错位不仅民国之后有，春秋战国之后也有，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民国伪史，还有战国伪史，而且两者存在相似之处，甚至在现代社会两者会产生共鸣、共振。
当然也会有五帝伪史。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存在三种伪史：民国伪史、战国伪史、五帝伪史。分别出现在三个制度范式崩溃时期。也恢复真实的中国历史，必须把这三重伪史都要揭穿才行，这是接下来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