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的台湾岛，即将进入一年中最酷热潮湿的季节。外地人来到台湾，完全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往往手足无措，坐立不安。
在岛上办事的闽浙总督伍拉纳更像热锅上的蚂蚁，难受得团团转。不过，他烦心的不是天气，而是来自乾隆皇帝带有训斥的圣旨。
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乾隆远亲，蒙皇上天恩，从抄写翻译的笔帖式起步，迅速升迁，深受乾隆信任。但是最近一两年，伍拉纳感觉乾隆不信任自己了，君臣关系迅速紧张起来。
先是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巡抚福崧因贪腐被处斩，伍拉纳作为闽浙总督，因没有及时参奏弹劾，遭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并罚了三年养廉银。
接着是乾隆五十九年，福建发生了水灾，漳州、泉州等地被淹严重，很快引发了饥荒。进入乾隆六十年后，水灾、饥荒的后遗症进一步显现，米价飞涨，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伍拉纳不得不出巡各地弹压。
三月初，伍拉纳出驻泉州，遇见饥民聚集哄闹，饥肠辘辘的百姓强烈要求官府赈济。对此，伍拉纳的处理是：对上，瞒着乾隆皇帝，不能让皇上知道；对下，饥民不能得罪，免得进一步激化矛盾。他就私下与巡抚浦霖商量，挪银子来赈灾。
浦霖曾是伍拉纳上司，伍拉纳步步高升，浦霖的职位原地踏步，此时成了伍拉纳的下属。接到赈灾要求后，浦霖完全同意伍拉纳对泉州事件的处理方案，他告诉伍拉纳，有一笔原本要赈济漳州的专款，六万两银子，可以挪用到泉州去放赈。伍拉纳同意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伍拉纳在泉州放赈救灾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台湾的紧急军报：台湾爆发了起义！之前的灾荒蔓延到了台湾，当年三月十日，陈周全聚集民众起义，攻陷了鹿仔港，几天后攻占了彰化县，杀死知县、副将等人。这一回，伍拉纳不敢隐匿不报，只好硬着头皮飞奏乾隆。
军情传到北京，乾隆对造反极为敏感，于是迅速下令伍拉纳前往台湾镇压。伍拉纳的判断与乾隆不同，他认为彰化起义仅仅是饥民暴动，远远不如福建的大面积饥荒严重。
而且，虽然派兵遣将就能将饥民镇压下去，但救济地方、稳定秩序需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所以，伍拉纳选择留在泉州，派兵前往台湾。
果然，台湾道杨廷理得到大陆兵力支持后，很快就击败陈周全，基本镇压了起义。
乾隆皇帝得到报告后，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斥责伍拉纳抗旨。他认为扫清残余起义军和稳定台湾治安事关重大，遂多次下诏催促伍拉纳亲赴台湾。伍拉纳这才从泉州启程，于四月二十八日入海前往台湾。
作为起义的善后官员，伍拉纳在五月上奏弹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巡检是正九品的小官，清朝在重要市镇、关隘设置巡检作为弹压力量。
鹿仔港是起义的爆发处，朱继功在起义前夕服丧离职，起义时已带着家眷内渡。伍拉纳请旨将他革职，发遣至新疆。同时，伍拉纳上奏说缉拿到海盗多名，请旨正法。
奏折递上去后，伍拉纳希望就此了结台湾的差使，返回福建。
很快，他就收到了紫禁城加急发来的圣旨。那圣旨如同晴天霹雳，劈头盖脸地砸向伍拉纳！乾隆皇帝对伍拉纳的奏折批了八个字：“不知羞耻，可笑之至！”
乾隆认为朱继功只是一个“微末小官”，况且起义爆发时已经服丧离职，伍拉纳能推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官员作为替罪羊吗？朱继功永不录用就是了，那么谁该为台湾民变负责呢？
乾隆皇帝又直接指出福建省的现状是饥荒遍地、盗匪横行，伍拉纳竟然还敢说抓获海盗多名，向朝廷邀功。
乾隆质问道：“既然你伍拉纳屡次报告抓获海盗，为什么福建治安还是混乱，就连省城附近的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周遭都有海盗公然游弋抢劫？”
乾隆皇帝最后直接指出，闽浙总督伍拉纳“平日于地方公务种种废弛贻误，及至贼匪滋事，又复在内地逗留，着立即革职，交福州将军魁伦严加审讯。”
来人同时透露，伍拉纳的政治盟友、福建巡抚浦霖也已被革职拿问。
伍拉纳顿时瘫倒在地。他明明把福建的情况做了隐瞒，乾隆皇帝却了如指掌，到底是谁打的小报告？又是谁趁着他人在台湾的时候动手，在背后向伍拉纳捅刀子？
这个人就是奉旨审问伍拉纳的福州将军魁伦。
魁伦，满洲正黄旗人，从乾隆五十三年起一直担任福州将军。他和伍拉纳、浦霖两位督抚共事时间也不短了，但关系很不好。
伍拉纳、浦霖走的是文官仕途，魁伦则是行伍出身，双方共同语言不多。而且，魁伦有一个不良嗜好：喜欢逛花街柳巷。魁伦好声色，喜冶游，有时不顾官体狎妓玩乐。
朝廷严禁官员嫖娼。伍拉纳对魁伦忍无可忍，决心弹劾魁伦。魁伦得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乾隆六十年三月，魁伦瞅准伍拉纳、浦霖二人都因公事离开福州的机会，发动突袭，上奏揭发福建吏治废弛、仓库亏空。
魁伦先说福建从去年冬天开始就米价昂贵、强盗抢劫传闻四起，尤其是沿海地区，海盗出没，甚至省会福州附近的五虎门，盗船都敢停泊行劫。
闰二月初，福建省采购粮食准备海运接济漳泉地区灾民，粮食已经装船，却因惧怕海盗抢劫，至今没有运到。
接着，魁伦检举福建各州县仓库严重亏空，钱粮数目停留在账面上。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那么，问题来了：魁伦身为福州将军，位居省级大员行列，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反而要在这个时候揭发呢？
魁伦在奏折中自我辩解说，之前几年听说伍拉纳、浦霖在设法弥补亏空，自己如揭发的话，可能干扰督抚的正常工作，谁料情况越来越糟。势已至此，再不据实陈明，即是背负天恩，丧尽良心之至。
魁伦在撇清自己责任的同时，顺便强调了伍拉纳、浦霖二人多年来无所作为，导致亏空问题越发严重。
果然，乾隆皇帝内心积压的对伍拉纳的不满，被这道奏折激发了出来。乾隆立即下旨：“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皆由该督抚等平日漫无整顿所致。”
伍拉纳因为在台湾办差，不方便立即处置，浦霖则立即卸任福建巡抚，进京候旨，所遗福建巡抚一缺，令姚棻调补。
魁伦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扳倒伍拉纳。虽然浦霖调离了，但是伍拉纳却安然无恙，如果伍拉纳回来后知道是他检举揭发的，还不旧账新账一起算？
所以，魁伦决定再次背后捅刀子，于五月初上了第二道揭发奏折。
魁伦拿漳泉地区的饥荒说事，揭发浦霖办理不善，以致贫民流为匪党。伍拉纳在泉州，饥民围绕乞食，浦霖从布政使伊辙布那里提取朝廷下发的赈灾款六万两银子，解往泉州。
魁伦询问伊辙布此举是否妥当，伊辙布回答：“此项银两，原系督抚商同机存，尚未提用。”
魁伦又揭发伍拉纳性情急躁，按察使钱受椿、德泰等人怂恿迎合，办理司法刑狱多有不妥之处。
此奏牵连福建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大有把福建省级文官一锅端的架势。而“贫民流为匪党”“此项银两，尚未提用”等语，隐含“官通民反”、克打掷用朝廷赈灾款的意思。
乾隆阅奏后，意识到福建问题严重，于是下旨将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四人革职，交魁伦审讯；调两广总督长麟署理闽浙总督、浙江布政使田凤仪为福建布政使，着二人会同审理此案。
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满洲正蓝旗人，和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一样，都是地方经验丰富之人，被乾隆委以整顿重任。
乾隆整肃福建政务的意图，从福建督抚藩臬全部被革职的圣旨中，一目了然。魁伦揭发的诸多弊政中，乾隆最关注的是亏空问题。
钱粮是政务的基础，福建到底亏空了多少钱粮呢？
福建大案的突破口和主要调查问题，聚焦在了“钱”字上。乾隆给调任福建布政使的田凤仪发了一道专旨，要求他会同魁伦“将该省各处仓储何处亏缺若干，是否系州县任意侵挪舞弊抑或上司通同弊混之处，逐一查明，据实联衔具奏”。
田凤仪，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刑部开始仕途，后来外放地方，两司道府履历完备。这次平调福建布政使，田凤仪既肩负皇上期望，又面临人生重大机遇，自然不敢怠慢。
田凤仪当月就进到福州上任，会同魁伦清查仓库，果然发现了巨额亏空。单单藩库就查出亏空二百五十多万两，而且缺口不断扩大！如果彻底查清，那将会是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乾隆异常震惊，朱批：“此事大奇，省城两厅二县已如此，其余各处，不问可知。”遂命令魁伦等严讯有关官员，抓紧奏报。
福建的问题很严重！六月，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抵达福州，顶着乾隆皇帝严查的命令，不敢拖延，立刻会同魁伦清查亏空案。
原本躲藏在黑幕后面的贪官污吏纷纷现身：
福州知府邓廷辑、闽县知县张映斗、侯官知县严峻，亏空视重、协同徇私，请旨革职；
泉州知府张大干，贪鄙成性，辖区受灾却不知体恤灾民，反而倒填日期、报价短开数目，请旨革职；
同知李振文，知县李堂、路钊、郭廷魁、姚鹤龄、李廷彩、牛世显、汪光绪，县丞史恒岱等亏空严重，请旨革职；
前任知县王僧额、吴慕曾等均有亏损，押解监禁；台湾道杨廷理、候补知府徐梦龄也有亏空，因在台湾，等办妥后再归案查办；
已经离开福建的同知方继宪等十二名官员，也涉嫌亏空，押解回福州受审，并查封家产，追还欠款。
最令人惊掉下巴的是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下车伊始，就被相关官员揭发十余年前在福建漳州任职时挪用、亏空官银。姚棻这个级别的官员如何处置，长麟、魁伦两人不敢做主，一并奏报乾隆，请旨定夺。
乾隆皇帝得报，朱笔一挥，所有请旨革职官员全部批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押解福州候审，就连姚棻也难逃惩罚，到任之时就是免职之日，所遗福建巡抚一职由魁伦兼署。
已遭革职的浦霖伊辙布、钱受椿三人，原本奉旨押解进京，乾隆下令“截解回闽”，与涉案官员当面对质。
看来，皇上是要痛下杀手，不得到真相誓不罢休！
长麟、魁伦二人奉旨后，面面相觑。他俩心里不断叫苦：“这可怎么办好啊？”且不说随着调查深入，福建官员能有几人幸免，也不说查明的巨额亏空，日后应该如何填补，实际上，二人各有自己的苦衷。
魁伦参劾伍拉纳的本意是为了自保，希望把伍拉纳扳倒，可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牵涉面越来越广，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这匹野马会闯出什么祸来，会不会引火烧身呢？魁伦越想越害怕。
长麟担心的是另外一点。他深知，案情迟早会牵涉自己的前任伍拉纳，难免开刀问斩。伍拉纳并不可怕，可伍拉纳有一个姻亲，长麟不得不忌讳，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和珅。
和珅和伍拉纳是亲家，两人互相引为奥援。福建的问题是否与和珅有关，暂且不说。和珅大权在握，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不论长麟如何办理此案，，最后都要经过乾隆这一关，也就是和珅这一关。
和珅的精明强悍、党同伐异，长麟是深有体会的。
之前在山西巡抚任上，长麟不忍心无辜者受害，推翻过一桩和珅拟定的逆党案，得罪过和珅，如果再次与和珅硬碰硬，长麟不知道后果如何。
长麟和魁伦都是政坛老手了，寒暄了几个回合，就都知道此案深究下去，暗礁重重，危机四伏。两人都“意存袒护”，接下去的办案原则就是“大事化小”。
长麟等人的对策是，集中精力办理乾隆关注的亏空问题，办得认认真真、轰轰烈烈，而搁置其他方面不问，把福建的问题简化为府库亏空这一件事。
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负责收存奏销，要为亏空问题负责。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出身正蓝旗，蒙古人，也是福建官场的老人了。
伊辙布和伍拉纳，浦霖共事多年，关系亲近。对于府库亏空，伊辙布承认福建全省仓储都有短亏，自己到任后就禀明督抚，多方催追，希望能够弥补完整。
伊辙布也承认没有及时参劾亏空官员，这是自己的失误，但自己绝对没有染指贪污挪用。
伍拉纳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福建各州县仓库亏空，是离任官员造成。我曾经咨文他们的原籍地查抵，因为时间太久，咨追无着。十分之六七的亏空都是这种情况。”
浦霖也推脱说：“州县仓储亏缺，历任相沿，相关官员大多已经离闽。我曾经命令布政使一面咨追，一面令现任各员设法弥补。至于新产生的亏空，则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分析三人的供词，大同小异，他们将责任推给前任，将续亏归于管理不善，而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如果说伊辙布等人有责任，就是失察的领导责任和没有及时参奏亏空官员的监管责任。至于贪污、挪用等罪行，三人绝对是不会认的。
亏空调查的焦点，是漳州赈灾专款六万两挪到泉州的事。魁伦参奏此款可能没有发放。伊辙布供认，漳州赈灾款本来想动用藩库存银，但他考虑到之前赈灾发放的是铜钱，如果现在改发银子，“恐先钱后银，数目多寡不同致滋事端”，就把库银一律换成铜钱发放。
清朝的货币是银两和铜钱（制钱）并用，两者之间存在兑换比例。官方的兑换标准长期维持在一两白银兑换一千文铜钱，但在社会生活中白银要值钱得多。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两千文铜钱甚至更多。官价和实价的差额，就给官吏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伊辙布按照一千四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提取官银，却以一千文铜钱折合一两银子的标准发放赈灾款。即便是按照后者的标准，伊辙布也没有全部发放，只拨发了价值两万两白银的赈灾款给贫民，把剩余的四万两银子挂在账外作为“小金库”。
这笔钱去了哪里呢？在长麟等人的审问之下，伊辙布供认将四万两银子借给了一个叫周经的银店店主。
周经在福州城里开了几家银铺，生意越做越大，算是省城的一个人物。但在开银铺之前，周经是福建藩库的书吏，具体来说，他是伍拉纳担任福建布政使期间的库吏，专门负责库银的收储核销。伊辙布上任时，周经已经“报满”，离开了藩库。
书吏在清朝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极大。清人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说。书吏是在官府中抄抄写写、处理具体事务的小吏。他们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在法律上算是在官府义务服役之人。
书吏绝对是肥差，重要岗位的书吏，年收入数以千计都是有可能的。清朝也多次曝出书吏舞弊案件，金额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
周经曾经就是多少人羡慕的福建藩库的库吏，可是他却在期满后主动退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比书吏的收入更高、来钱更快的项目。
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藩库的银子，很多是散碎银两，需要熔铸成标准的官银。福建省的做法是由布政司找市面上的银铺熔铸。周经退职后，开设银铺揽下了这活儿。
周经或者一月一次，或者一月数次，频繁从藩库领定银子，每次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前后共领定官银超过五十万两。
按说。布政司要做好流出和交回的记录，做好对周经的督促管理，但是藩库明显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精确的记录。
伊辙布身为布政使，也没有认真审查藩库收支账目。总督、巡抚定期审计藩库时，只核查已经入库归款的银两，周经领出的银两并不在审计的账册之内。
所以，周经长期占用巨额官银，如果藩库催促，他就交回一部分，以新还旧，把大量银子挪作他用。这种罪行在四五年时间里，竟然一直未被查处。
伊辙布遭革职后，知道新任布政使上任后必然核查藩库，便抓紧自查，结果发现周经尚有未交官银八万余两，当即勒令周经归还。
周经拿不出那么多现银，只归还了四万余两，剩余部分用田契、房契抵押。伊辙布把周经的田契、房契交给福州知府收存变卖，可短期内不能变现，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自己挪用的泉州赈灾银刚好剩余四万两，就用这笔钱替周经把窟窿给补上了。
此外，长麟等人查明，福建许多州县向藩库交纳税银时，不能足额上交。伊辙布以这些州县为“滨海重地”，若因粮钱未完而使州县官受到撤职处分，“恐离任州县官太多”不利于安定为由，历年来代为州县官员虚报白银十三万两。这又造成了新的亏空。
六月末，长麟、魁伦复奏了福建亏空问题，把伊辙布当作核心罪犯推了出去。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伊辙布造成了巨额亏空，替人还债，替人虚报金额，“岂有舍命为人之理？”那么多的亏空到底哪里去了，难道福建官员就不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吗？
长麟、魁伦二人纠结于核查亏空，而不调查在此过程中的贪污受贿问题，压下不办，化大为小。为此，乾隆申斥长麟、魁伦，务必严讯周经，四万两库银到底用到何处去了。
如果再“意存袒护，代为消弭，伊二人自思，当得何罪”。长麟、魁伦的小心思，被乾隆皇帝看穿了。
长麟奏报的是现象，乾隆追求的是原因；魁伦纠结的是亏空，乾隆关注的是贪腐。而原因和贪腐，恰恰是长麟和魁伦不愿意深究的。可是乾隆已下严旨申斥，长麟、魁伦不得不有所回复。
八月末，长麟、魁伦合奏，说遵旨严讯伊辙布，逼问有无贪腐罪行，伊辙布拒不承认。严刑拷打周经，周经一口咬定挪用的四万两官银，因为自己经营不善亏掉了。
长麟和魁伦判断：“周经屡受严刑夹炼，仍坚执原供。似知身负重罪，有宁死于刑夹，而不肯死于刑戮之意。”案件审理没有进展。
乾隆皇帝也不是好对付的。既然福建方面审讯不积极，乾隆决定亲自审讯。他下令将伊辙布押解来京审问。长麟等遵旨行事。蹊跷的是，福建方面很快奏报，九月十六日，伊辙布行至浦城石岐时，突患急病死了！
伊辙布一死，最重要的当事人没有了，他替下属官员隐瞒虚报的事情也没法查问了。
听到伊辙布的死讯，很多人会松一口气。但是，伊辙布真的是病死的吗？负责押解的官员的报告是：“伊辙布染受风寒，由疟变痢，并无畏罪自尽情弊。”
但这不能排除伊辙布做贼心虚、畏罪自尽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有慕后黑手暗杀的可能。伊辙布死在押解进京的途中，不得不让入怀疑。
乾隆的过人之处是，他没有纠缠于伊辙布的死因，而是迅速寻找其他突破口。伊辙布死了，他的财富不会死，况且伍拉纳、浦霖等人还活着。
乾隆严旨催促审讯其他人犯，同时申饬福建周边各省地方官，截留人犯及其家属的船只、行李，还派官员查抄人犯原籍地的家产。乾隆准备从调查人犯的财富入手，深挖下去。
长麟、魁伦不得不动起来，追究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赃款，很快查出福建盐务衙门长期向闽浙总督馈送陋规的事情。自乾隆四十四年起，历任总督每年都收受白银两万两至五万两不等，伍拉纳任内共收过十五万两银子，浦霖则在乾隆五十七年向盐商索取贿赂两万两白银。
此外，伍拉纳、浦霖分两次各接受厦门同知黄奠邦白银九千二百两。两人对福建盐务、厦门同知的两笔赃款供认不讳，但不承认有其他贪腐行为。
伍拉纳、浦霖那边还在“挤牙育”，朝廷对他们的财产查抄之后却收获颇丰。
伍拉纳等人在案发之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转移财户。并安排隐藏在原籍地的部分财产。但是，乾隆明显对抄家之事已是老手了，对这些转移财产的伎俩非常熟悉，终究还是在七八月间查获了人犯的大量家产。
督抚的年俸不到两百两银子，养廉银不到两万两，那么伍拉纳等人积攒了多少家产呢？
伍拉纳财产如下：
九月十九日，苏州知府截获伍拉纳家人船只两艘，从中抄出元丝银五百五十两，嵌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洋灰里羊皮四百九十四张，绸缎纱罗衣等五百六十七件，铜锡等项器具四百一十七件，其他小件不计。
《清史稿》记载，在他家抄出存银四十万两有余，如意一百余柄。
浦霖财产如下：
住房九所，田三千二百二十六亩，金锭、金叶共重五百二十六两六钱，金如意首饰重二百五十八两，银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四两，元宝五万一千二百两，纹银十九万三千两，盐匹银两万七千四百两，元丝银两千七百二十九两，洋钱一万三千八百元，银首饰重六百三十两，珠两千零七十四粒，三镶玉如意一百五十七柄。
浦霖似乎酷爱皮草，在其家中抄出狐皮等三千一百一十四张。此外，朝珠、玉器、珊瑚、宝石、绸缎等不计其数。他的财产也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
伊辙布财产如下：
北京东单附近胡同的住房一所，共八十六间，取租房二十一间，关东地一百六十亩，古北口外沈家屯处地六顷七十一亩，涿州、香河等处圈地三顷三十四亩。
除房地现银以外，伊辙布并没有多少金银财宝。负责清查的大臣伊龄阿认为“实非情理，必有隐匿寄顿之处”，奏请继续查抄，随时具奏。
钱受椿财产如下：
在江西境内截获转移的财产，计有金叶、金锭共两千七百七十八两，纹银六千七百两，洋钱八万两千元，小洋钱一千元，金如意九柄，重一百四十九两，大小珠七百七十粒，嵌梅花珠二百七十二粒，珊瑚朝珠五十一盘等。
在江苏查抄家产，计有住房一所，共计四十五间，田一百一十四亩，市平银三万八千两，洋钱三万三千四百元等，此外还有沉香山一座，上有金人一百二十个，共重三百五十八两。
钱受椿似乎也酷爱皮草，在江西截获海鼠皮等二千一百二十三张，在常熟抄出洋灰鼠皮等一千四百三十四张。
伍拉纳四人的巨额财产，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那么，这些财富是哪儿来的呢？
伍拉纳等人没说，但根据同时期的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记载，伍拉纳在福建搜刮民财，勒索州县官员，“有不纳者，锁锢逼勒”，以致上行下效。
福建州县官员挪用公款，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声名狼藉。
昭梿的记载也得到了民谣的佐证。福州有民谣说：“五老冠不正，双狮死要钱。两台乌暗暗，唯有烛光明。”
“五老”指的是伍拉纳，“双狮”指布政使、按察使；“两台”指的是督抚二人，清朝尊称总督为“制台”，尊称巡抚为“抚台”。
民谣的前三句说的是伍拉纳、浦霖等人自身不正，贪婪污浊，败坏了福建社会风气，只剩下蜡烛的微弱光亮了。可恨伍拉纳等人长期盘踞福建，最终形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的官场黑暗局面，清白官员反而难以立足。
为什么会形成督抚藩臬沆瀣一气的黑暗局面呢？
在制度上，所有官员，不管是一品总督，还是不入流的典吏，都是朝廷命官。各人只是职位不同，品级有高下之分，却没有人格高低，更没有命令与依从关系。
事实上，皇帝也不允许地方大员挟权自重，如果下级都对上司言听计从，督抚就会掌握地方实权，尾大不掉，甚至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因此，朝廷设置了一系列分权制衡和监察制度。
且不说监察官员可以随时弹劾不法官员，也不说地方八旗军队直辖于中央，单就人事权来看，所有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朝廷的吏部，吏部掌握天下官员的档案、调动、遴选和奖惩，皇帝可以否决任何一项人事命令。
同时，朝廷定期考核所有官员，发布进退命令。从纸面上看，天下官员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不在地方督抚或者部门长官的手中。
现实情况却是，下级官员逢迎攀附长官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切政务唯长官马首是瞻。朝廷礼制规定官员相见行作揖礼，现实却是知县见督抚要行跪拜之礼，手举名帖过头禀报。
更严重的，部分地区或者部门甚至形成了上下级依附关系，官员们共进退同荣辱，一朝天子一朝臣。清朝把地方和部门主官称为“正印官”。正印官的清廉与否和能力高低，似乎决定了所在衙门的风气与政绩。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因为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着下属的福祸荣辱。
首先，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了人事任兔、调动的实权。他们往往借口“人地相宜”或者工作需要等，举荐官员，掌握了重要职位的推荐权。
朝廷通常会批准高官大员的举荐。这部分的职位总数大概占地方官缺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其他职位，督抚、尚书也可以借口办差、管案等事由，调离在岗官员，甚至干临成立临时机构安括官员，这就造成官员和实际职位脱离，任由长官支配的局面。
朝廷任命的官员，上司有种种办法不让他实际到任。清朝中后期，有很多官员由吏部分发到地方任知县，却辗转多年，没有一年实任。
其次，官员的考核权也落入了督抚等高官手中。
每到京察、大计年份，皇帝只有精力亲自考核大学士、督抚、尚侍等高官，绝大多数官员的考核工作就由所在衙门的正印官负责。
乾隆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联，而察史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
具体到地方，就是督抚考核藩桌，藩桌再考核道府州县官员。一个知县三年干得好坏，是升迁还是斥革，事实上由总督、巡抚说了算。至于钱粮赋税、司法刑狱、科举文教等日常工作是否称职，更是由长官来评定。
这两项实权相互叠加，督抚高官已经牢牢掌握了下属的进退祸福。
那如果上司的指令是错误的，或者有违法违规的风险呢？下级官员肯定知道什么事合法、什么事非法，但还是会冒着风险甚至昧着良心去做。
因为抗命的后果立竿见影，而执行上司指令产生的风险，却是不确定的，到时候先由上司顶着，再由普遍性的现象作为挡箭牌。
最终，衙门成了正印官的“一言堂”，正印官为所欲为，畅通无阻，长官意志决定了衙门的行为。
具体到福建，伍拉纳、浦霖久居高位，有足够的时间把全省官员塑造成同党。官员贪腐案件之所以一查就是窝案，原因就在于此。
话说，伍拉纳、浦霖等人抄家抄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历年贪腐所得，又是哪儿来的呢？
他二人都推说是多年俸禄、养廉剩余所得，部分财宝是下属所送年节礼品，具体情况因年久记不清了。
乾隆认为伍拉纳是避重就轻，遂下令把伍拉纳、浦霖押解进京，交军机处严审。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阿桂、和珅和汉族人王杰、董诰四个人。阿桂常年外出办差，而王杰、董诰两个老臣不管事，实权操于和珅的手中。
和珅是伍拉纳的姻亲，有心救他一命。乾隆命令提伍拉纳、浦霖进京，和珅先是故意拖延时日，他知道乾隆皇帝决心禅位，所以打算拖到明年新皇帝登基大赦，可以恩赦伍拉纳死罪。
想不到，乾隆时刻惦记着人犯，眼看拖延不至，直接派遣一名侍卫半路拿人，将人犯押解到丰泽园亲讯。
至此，和珅也无能为力了。伍拉纳的命运，只能看运气了。
当长麟、魁伦奉旨严审伍拉纳、浦霖时，还真发现了两人有其他劣迹，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泰县械斗命案。此案积压已久，省里拖延不办。案件原本就死亡十数人，又硬生生在监狱里关死了十个人。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放入福建官场省政以贿成风、拖沓成性的黑暗风气中，就变得复杂了。伍拉纳主导的福建政治风气，不以高效、公正地处理政务为标准，而是以一团和气、保持现有局面为准。长泰县械斗案不幸产生于这样的政治风气之中，最终拖延成一桩惨剧。伍拉纳、浦霖负有领导责任。
伍拉纳抵京后，乾隆在丰泽园亲自审讯伍拉纳。伍拉纳一开始百般狡辩，直至乾隆下令用刑，伍拉纳这才认罪，但只承认收受过厦门同知黄奠邦的贿赂，其他的推脱不知。
乾隆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哪里有精力和伍拉纳耗下去，便转交军机处严审。十月初七，军机处各位大臣会审伍拉纳、浦霖。
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审讯记录。
军机大臣问浦霖：“浦霖，现在浙江查出你家产二十八万余两白银，此外还有金器、田产、房屋等。这些财物都是哪儿来的，是不是贪污勒索而来？
另外，你的儿子浦煌供认，你还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在他的房子地下埋了十万两白银。当时你尚未到福建巡抚任上，这些银子又是哪里来的？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预先在儿子家埋藏银两？”
浦霖回答：“蒙皇上天恩，我担任巡抚十年，养廉银有十余万两，在司道任内多年，还有数万两银子。这些收入除了正常开支外，剩余了十万两左右。我做秀才的时候，在扬州给富商教书十年，积攒了上万两银子。
后来续娶了胡氏，得到五千两嫁妆。我岳父岳母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把所有家产都给了我们，变卖后有五万余两银子。我将这些银子用来投资，这些年来收益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至于为什么在家里埋银子，那是我老婆做的事，我完全不知情。”
军机大臣问伍拉纳：“伍拉纳，黄奠邦供认送给你九千二百两银子，你收下了。此外你必有其他贪腐行为。浦霖供认曾受过知府、知县一两千元花边银，你是总督，比巡抚的职分大，那些官员难道没有给你送过银子？”
伍拉纳回答：“黄奠邦是厦门同知，缺分较好，所以送我银子。我是收了。我平时略有积蓄，又知道其他属员都有亏空，怕进京后蒙皇上天恩又有任用，我不能回归本任，他们亏空败露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在任和进京都没有叫他们帮过银两。
至于我现在的家产，是我历任官职收到的俸禄和养廉银积攒的，我又在总督任内得过盐务陋规共十四五万两。”
伍拉纳和浦霖都把巨额财产说成主要靠正常收入结余，只承认了一两笔贿赂。
军机大臣又问两人：“长泰县械斗一案，按察使钱受椿替地方向你们禀请抽卷。你们如果没有接受钱受椿的馈送，为什么答应将案卷发还？”
两人回答：“长泰县械斗一案，我们是因为案情重大，拖延了很久没法结案，正凶又迟迟没有抓获，担心一经参奏，显得地方司法废弛，心里实在害怕，导致一时糊涂，就答应钱受椿，把案卷发还了。如果真有串通分赃的事，钱受椿、全士潮等人岂肯替我们隐瞒？”
总之，伍拉纳、浦霖坚决不承认平日有串通舞弊的问题，时把巨额财产说成是省吃俭用所得。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当官几十年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积攒下来，再加以经营，且年年都盈利，的确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产规模，但是这可能吗？
君臣上下都不相信伍拉纳、浦霖的诡辩。事实上，乾隆早在九月初就下旨：“此案续行查出，于其罪亦无可加，即使未能得实，其罪亦无可减。”
这既可以解读为，乾隆认为现有的犯罪事实就足够治伍拉纳等人重罪，也可以解读为乾隆皇帝有意结案，放弃彻底追究真相了。
毕竟，当时乾隆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并确定在第二年禅让。他对伍拉纳的行径深恶痛绝。乾隆希望自己创建的盛世能够成为一个传奇，被千古传颂，谁知道在即将闭幕之时暴露出福建贪腐窝案，这是给“乾隆盛世”抹黑！
既然是抹黑，乾隆就希望在退位前彻底了结它，把坏事做成反腐倡廉的好事。他也不希望伍拉纳案拖到明年，赶上新皇登基的大赦。
所以，从十月初起，乾隆皇帝陆续下旨，亲自做出最后宣判。
乾隆对此案的总结性陈词是：“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府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素，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甚至人命重案，藐法徇情，殊出情理之外。”
首犯伍拉纳、浦霖立即处斩；子孙发遣至伊犁。
布政使伊辙布按“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侯。”伊辙布已经死亡，故追究子孙责任，将其全部发遣至伊犁。
伊辙布的管账师爷吴义添，帮着雇主胡作非为，判处在福州枷号示众三个月，再发给厄鲁待为奴，其家产抄没入官。
福建藩库前任库吏周经以微未员吏，侵亏帑项至八万余两，立即处斩；书吏罗嘉信等人目睹周经的不法行为，不力阻，不揭发，发遣至新疆为奴。
按察使钱受椿与督抚串通，贪污妄为，民怨极大。乾隆原本想把钱受椿提解至北京亲自审问，大臣们劝阻说钱受椿品级不够皇上御审。
乾隆对他愤恨难平，下令将钱受椿公开斩首，斩首之前由督抚亲自监视，先刑夹两次、重打四十大板，再传集福州的所有官员观斩。
向浦霖行贿的史恒岱、石永福，向钱受椿行贿的全士潮、顾掞，以及其他行贿但没有贪污的官员，革职，发遣至伊犁。
知县彭良谡、胡启文亏空过万，处斩。其余亏空在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处罚依次递减。
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索取盐商贿赂五万五千两，之前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犯案革职，且已老迈，开恩发往热河效力赎罪；
前任闽浙总督雅德，索取盐商贿赂四万五千两，革职，发遣至伊犁。
现任闽浙总督长麟查办此案，意存化大为小，沽名取巧，革职，抄没家产入官，发遣新疆效力赎罪。
现任福州将军魁伦查办案件，“思做好人”，本应治罪，念在此案是他揭发的，且最终审出真相，免予处罚。
所遗闽浙总督空缺，由魁伦兼署。现任福建巡抚姚棻，被举报有贪污挪用问题，查无实证，仍任福建巡抚。
禅让大典在即，乾隆的意思是除已经暴露的线索外，“不必辗韩根究”，迅速结案。但是，伍拉纳、浦霖盘踞福建多年，关系盘根错节，案情繁复错杂，要想结案，福建省后续工作就会很繁重。
魁伦署理闽浙总督后，因为办案不力受到申斥，故加重惩处涉案官员。受命善后财政的新任布政使田凤仪查账时不论动态支出，只以现存银两为断，追求迅速结案，上奏将亏空一万两以上官员全部处斩，李堂、胡启文、彭良谡等十名官员因此被杀。
其余案犯分别受到革职、流放等处分。福建地方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十二月十日，案件终于赶在乾隆末年的最后时刻了结，正式成为乾隆时期的最后一桩贪腐案件。二十天后，“乾隆盛世”正式谢幕。
乾隆为了博取盛名，对福建贪腐窝案的处理显得草率了。事后再认真核计各州县的库存银两时，竟然发现比清查数额多出了数十万两银子，可见当时为了追求迅速结案，冤枉了部分官员，甚至可能冤杀了个别官员。
再看几位办案人员的命运：布政使田凤仪在嘉庆二年升任福建巡抚，同年病逝。嘉庆五年，魁伦在四川总督任内，因为在剿灭白莲教起义中贻误军机，嘉庆皇帝赐他自尽。长麟则东山再起，再任总督、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升内阁大学士，嘉庆十六年病逝，谥号“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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