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年，对于大清官员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一片抄家之声，养心殿里的雍正皇帝朱笔一挥，无数个贪官只得想尽办法把亏空、挪用国家的钱粮补齐。但是雍正并不满足，面对贪官们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他开始着手布置了一张大网。
雍正知道，和贪官讲道理没用，做思想工作也没用，甚至是杀一儆百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制度。于是，就产生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而怡亲王允祥成为了这个机关的第一首长。
贪官墨吏掩饰亏空应对检查的主要办法，无非是三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会考府的成立将这三条退路完全堵死。因为会考府成立后，各地上缴的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的严格审核，谁也做不了手脚。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贪官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都是属于情有可原。
雍正对这一弊端心知肚明，当然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就把贪官最后一条路也给堵死了。
至此，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得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罢官是针对“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
因此，雍正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替贪官垫付或代赔，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的屁股上，这就是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家也不放过。
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山穷水尽处，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称号，甚至当时的麻将桌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打法“抄家和”。
在如此雷霆手段之下，贪官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然而在雍正手上，他们连死路一条也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子弟、家人算账。按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事不也一了百了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绝不留下任何余地。
反腐连死人都不放过，表面看来是狠了一点，但是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气。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组合拳，确实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大清的吏治也为之一清。
仅仅五年的时间，国库的存银从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当雍正六年时，雍正坐在养心殿看着全国各地的奏折时，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国库的银子越来越多，仓库的粮食也堆积起来，这一刻他的心里才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