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道光皇帝晚年时，有两个宝贝儿子，老四奕詝和老六奕訢。这个奕訢从小就以聪明睿智著称，论才干论谋略，奕訢远在奕詝之上。可保守中庸的道光帝却偏偏被奕詝表现出来的假仁假孝所迷惑，最终遗诏立奕詝为皇储，封奕訢为亲王。
就这样，道光驾崩后，奕詝登基，改元咸丰，是为咸丰皇帝。对于他的弟弟奕訢的才干，咸丰是清楚的，但因为血脉关系，奕訢无疑是最有资格挑战他皇位的人，所以，这才干只能增加咸丰对他的猜忌。既然道光遗诏封奕訢为亲王，咸丰自然遵旨，于是就封奕訢为恭亲王。这个恭字，无疑是对奕訢的敲打：你即使再有才干，也不要有非分之想，要对我这个皇帝哥哥恭敬有加。
本来，咸丰虽平庸，但朝廷若无大事，混混日子倒也可以，可他却偏偏碰上了太平天国。从1851年到1853年，清军竟难求一胜，太平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建都南京，又派一偏师北伐，进逼北京，大清朝廷一时间竟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子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个道理咸丰是明白的，他也终于开始启用恭亲王。
但无论如何，在咸丰的内心深处，恭亲王其实也是心腹之患，只不过，太平天国闹得凶，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后来局势稍有缓和，对恭亲王的猜忌，又在咸丰心中开始肆无忌惮的生长起来。到了1855年，因恭亲王在康慈（恭亲王的生母，咸丰的养母）去世前，矫诏封康慈为太后，终于让咸丰的怒火爆发出来，康慈去世的第二天，咸丰就罢免了恭亲王一切职务，恭亲王也就再次被束之高阁了。
可是，局势的发展，又远远出乎咸丰的预料，太平天国还未扑灭，1856年英法联军又对大清宣战了。这内忧外患的局势，根本不是咸丰这种平庸之人所能驾驭的，无奈之下，咸丰在1857年重新启用恭亲王，授予镶红旗蒙古都统。同年，英法联军攻克广州，1858年，联军又陈兵大沽炮台外，已兵临天津城下。
此时的咸丰已经吓破了胆，他立即启用耆英与英法和谈。耆英以主持签订《南京条约》闻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咸丰刚即位时，立即罢免了耆英，以此表明他对《南京条约》的态度，现如今，他却自己打脸，要耆英签订一个比《南京条约》还屈辱的条约。
但议和的事却遭到了恭亲王的反对，当然，恭亲王也不会傻到认为凭清军现有的力量会击败英法联军，议和当然还是要议的，但必须在战场上给予英法一定的压力后，再议和，这就叫以战迫和。唯如此，在将来的议和中，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屈辱签订和约。其实，恭亲王的想法是对的：你在战场上一无所获，在谈判桌上怎么可能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呢？
为此，恭亲王还献上一计：命令在广东组织团练的罗惇衍，率乡勇进攻英法联军控制下的广州，并令乡勇直捣香港。要不说恭亲王的绰号是鬼子六，此时英法联军主力尽在北方，广州、香港空虚，若此计被采纳，定会造成英法联军后方不稳，首尾不能相顾，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方能避免英法狮子大开口，方能以最小的代价签订和约。然而，面对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一心求和的咸丰已无心反抗，他没有采纳恭亲王的意见，最终，清廷在天津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事情的可笑之处在于，条约签订了，英法联军也退兵了，咸丰却又突然认为《天津条约》太丧权辱国了，于是，他又反悔了。1859年，英法舰队前来换约时（因为条约是代表签订的，所以事后双方还需交换双方政府追认的文本），咸丰密令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台开炮袭击，使英法舰队损失惨重，这就是所谓的大沽大捷。
不难看出，咸丰根本没有什么谋略，反复无常，把国事视为儿戏。而他的行为也彻底激怒了英法两国，为了报仇，英法联军2.0版由此上演：1860年，英法联军组织了更庞大的兵力，卷土重来，杀向中国。先是攻克天津，后因咸丰诱捕英法谈判代表，英法联军又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最终，《天津条约》不仅有效，清廷还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试想，当初如果咸丰采纳恭亲王的计策，说不定《天津条约》的内容就能让咸丰接收，就不会在换约中袭击英法，那么，之后的英法联军2.0版、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就可避免。再试想，如果道光当初选择的是恭亲王即位，中国的近代史也许会重新改写。只是，历史没有假设，唯有落后就要挨打是不变的道理，国人只有以此为激励，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方是正路。（文/澹台卓尔，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