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蒙古族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民族，关键因素便是清朝实行的满蒙联姻政策以及百年清准战争。因此蒙古族也成为后世研究清朝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不过从一些相关史料来看，自从清军入关后到清朝灭亡，内外蒙古地区的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却十分缓慢，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这个原因是清朝使用政治力量迫使蒙古族大量民众出家，这个观点其实压根就不可信。徐珂在《清稗类钞》里就有言：“至谓蒙古崇黄教，家有三子，必使二子为喇嘛者，实谰言也”。
那二百多年来蒙古族的人口数量的变化又是如何呢？
据嘉庆朝《大清会典》显示，外藩蒙古的佐领数总共为1293个，加上内属察哈尔蒙古120个佐领，共1413个佐领，按照清廷定制，“凡佐领之丁，百有五十”，即每1户抽取成丁1名，就是说内蒙古的壮丁数量为211950人，那么只需要大概知道蒙古地区一户有多少口，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嘉庆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的总人数。
按清时期所编的《乌里雅苏台志略》，像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麾下有户7800，人口4万，每户平均有5.12人；车臣汗有户6000，人口3万余，每户平均5人；札萨克图汗有户3000，人口15000余人，每户平均5人；三音诺颜部有户4700，人口20000多人，每户平均4.25人（这个数据极有可能是雍正年间的，但离不开清初这个范畴）。
以一户5人做为单位，嘉庆时期整个内蒙古人口为大约为1059750人。迨至清末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内蒙古地区人口为127万人，所以根据文献可以推断，清朝时期蒙古人口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
清朝疆域图
当然，尽管蒙古的人口有所增加，但从数据上会发现蒙古地区的人口增长是缓慢的，嘉庆朝《大清会典》是记载了清朝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前的典章制度。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数据来源于宣统年间的人口普查，是为宣统元年（1909年）以后，两种文献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的时间跨度最少为97年，而内蒙古人口从大约106万上涨到127万，97年时间年增长率为0.21%。
所以，清朝时期的蒙古地区痛点不在于人口剧减，而在于人口增长过慢。这是由如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自清初以来蒙古参与了大量战事，导致人丁损失极为严重
自天聪年间，漠南外藩蒙古被清朝并入版图，几乎和东北的索伦兵一样，全程参与了有清一代大大小小的所有战事，人丁损耗不可谓是不巨大，关于蒙古的参战记录实在是太多，《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里面就有各种蒙古军官的嘉奖记录。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世祖就曾经下过一个诏书对扎赉特部一个叫塔干的军官进行嘉奖：“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励。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父祖，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塔干，尔原系闲散梅勒。当围攻锦州城第三次战役时，战胜洪军门骑兵来欲与我红夷炮兵交战时，率领所属旗支援，击败敌人。当战胜洪军门三个步兵营时，率领所属旗支援，击败敌人。当雨天战胜洪军门之兵时，率领所属旗支援，击败敌人。征服明朝战役，当进入九门之日，击败流贼二十万兵马时，率领所属旗支援，击败敌人。在攻破流贼，杀死福王，平定湖南、江南时，战胜由嘉兴府出城兵马时，副官蒙吉雅一起击败之。在夺取江阴县城时，战胜出城步兵时，率领所属五个旗兵力，击败之。故封为拖沙喇哈番封号。准再承袭一代。”
从诏书中可以看到，塔干率领旗下蒙古兵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松锦会战、山海关战役、攻灭江南弘光政权战役，他的作战经历也是蒙古兵随清廷入关参战的缩影。
随清廷入关参战的外藩蒙古兵具体数量是非常模糊的。但是从清廷档案显示，阿济格一路，有“出征之台吉二十九人、梅勒章京四、甲喇章京十四人、牛录章京九十九人、共一百三十六人”，而多铎一路数量则更多，有“外藩二十七旗之台吉三十八名、固山额真三名、梅勒章京十一名、甲喇章京十二名、牛录章京一百二十三名，共一百九十六人”，其军队总数肯定不会少。
而在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大量蒙古兵为清廷镇守后方并南下平叛，诸多蒙古官兵病故、牺牲，如扎鲁特部三品台吉吹尔于荆州病死、二品台吉和克津阵亡，科尔沁章京扎木速、敖汉部落猛克阵亡。士兵死伤更加惨重，史称“请兵于蒙古，得正军一万四千，送于南方，战阵死亡及不习水土死者过半”。
三藩之乱形势图
总而言之，有清一代外藩蒙古兵积极参与各种战事，受到了清朝皇帝的高度重视，所谓“各部落蒙古汗王以下、台吉以上，俱禀皇上指授，亲执鞭镫，如同仆隶，奔走驰驱，争先恐后”，但历次战斗给外藩蒙古的人丁损失不言而喻的。
游牧改为定牧，副作用巨大
清廷以盟旗制度管理各部蒙古，这项制度的一大内涵就是将各部蒙古割裂成互不统属的政治实体，画地为牧，将各部蒙古固定在各个区域居住、放牧、生产，不得越界，否则将有严重的惩罚，这项制度从客观上确实让草原上避免了弱肉强食的纷争，为其畜牧经济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
但是，与此同时，蒙古各部的抗灾能力开始减弱，一旦灾害来临，蒙古各部族不得四处迁移，无疑让原本脆弱的游牧经济雪上加霜，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浩齐特部受灾，到了“以荒野草根为食”的地步，除了等待清廷救援真可谓是毫无办法。康熙年间，光是漠南各部受灾光是有据可查的就有八次之多。
黄教传播于蒙古，对蒙古人口的打击非常大
蒙古各部信仰黄教的历史由来已久，自万历年间开始，俺答汗将黄教引入蒙古诸部，蒙古信仰黄教达到了“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的程度，清廷也非常重视黄教对蒙古地区的教化作用，支持黄教被当做是维持对蒙古统治的一项长期的国策。
博尔济锦·阿南达
蒙古的青年一为喇嘛，便可以免于兵役和徭役，还可以不纳税，导致了蒙古家庭争先恐后的送自己的子弟去充当喇嘛，“蒙民趋之如鹜，往往有倾家运动，以得遣子弟充喇嘛为荣者”。以至于黄教在蒙古地区盛况空前，史称：各旗必有大庙，一旗或四五大庙，小庙无算。大庙之喇嘛多或七百人，少或四百人，大约一旗总在千数以外，居男丁总数四分之一。既然出家修行，自然与婚姻无缘，人口增速就放缓了，“蒙族之生殖既不及汉族矣，而喇嘛教又从而耗之，是以人之消减愈速”。
生产力医疗落后，导致人均寿命不长
在古代蒙古族人民因为医学落后，劳动生活艰苦，据史书《蒙古源流》显示，就连上层人物寿命都不高，除了达延汗活到80岁之外，其他汗王也就最多三、四十岁的寿命，更不要说底层百姓了。
综上所述，蒙古人口之所以增长缓慢主要是由这四大原因导致的，蒙古族虽然很多人都去当了喇嘛，但并非政治力量强制所致。而低下的生产力和常年的战事则是蒙古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