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此关键时刻，安治泰主教的鲁南教区终于提供了机会。
1897年11月4日，安治泰在斯泰尔出席“圣言会”总部的会议。
这天清晨，一封措词极短的电报送到安治泰主教手中，上面写着：
原来三天前，在山东巨野的磨盘张庄，两位“圣言会”教士韩理和能方济来访该庄的薛田资神父。
薛田资在山东教案中异常活跃，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当晚，两位外来神父下榻薛田资的卧室，夜半有村民30余人打进教堂，要找那个“大胡子”薛田资。薛多次参加民、教冲突，且被指控有强奸妇女之嫌，早在6月份，薛田资就报告过有人要杀他。
但这天晚上薛让出卧室，自己睡在守夜人的小屋，从而得以幸免于难，而韩理和能方济则被掳走，在野外被杀。
安治泰接到电报，不顾扬森会长的劝说，立即动身去柏林。他对此事的重要性当然是心知肚明，他知道以他的名义要求德国政府参与此教案的解决，必然给德国政府帮了大忙。
数月以来，安治泰对德国未能采取行动大失所望，他背着扬森会长等人，催促德国海军采取占领行动。
他当时在鲁南教区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德占胶州湾的行动才能保他过关。同时，安治泰还企图借德军行动将教区从鲁南扩大到鲁东。
安治泰与德外交部早已有特殊关系，早在1890年就有外交部关于他的秘密记录。
当时霍尔斯坦对他的评价是：
安治泰在1894年止式提议过占领胶州湾。1896年3月，他曾经给外交部一封密信，抱怨说，德国至今没有行动，使他在山东的地位下降，因为中国人对德国政府光说不做的行为加以嘲笑。
使外交部大惊失色的是，安治泰主教还威胁要让鲁南教区重归法国护教权。德国政府在华的最佳借口是教案，当然不能容忍安治泰放弃德国护教权的想法。固然，安治泰其实也不是真心想如此，不过是给柏林施加压力。
安治泰于1897年11月7日到达柏林，他发现德国政府根本不需要他的呼吁而采取行动。德国军方早已箭在弦上，而德皇则更是欣喜若狂。
实际上，在能方济和韩理被害的消息传到柏林的前一天，德皇还在斥外交大臣布洛夫“不懂如何抓住过去几年里所出现的(在中国)的有利时机”。
可是现在，就像霍尔斯坦告诉德国驻英公使保尔·海茨菲尔德所说的那样：
德皇有意识地公开炒作他对两位传教士被害事件的愤怒，并公开邀请安治泰主教到刚刚落成的波茨坦新皇宫与皇家成员共进早餐。
但是安治泰发现政府对他的扩大教区的想法并不赞成，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家，对扩张传教事业并无兴趣。
他多次告戒海军同僚，占领胶州湾的目的不光是建立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建立“青岛模范殖民地”，所以要避免卷入在山东的民、教冲突。
由于胶州湾的管理工作由海军部负责，所以没有必要增加帮助安治泰主教扩大教区的负担。
德皇在欣喜之余，不管政府的态度，直接训令驻华的东亚舰队司令棣利士海军上将，要他占领整个山东半岛。此命令与海军部和政府的计划严重冲突，提尔皮茨不得不与首相霍享洛赫亲王一起，以避免对华全面开战为理由，劝说德皇收回成命。
中国政府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企图虽然早有所闻，但对突发的巨野教案造成的后果还是措手不及。
清廷的第一个反应是迅速破案，不给德方以口实。据当事人薛田资神父事后回忆，地方官在山东臬司毓贤的领导下，第二天就开展搜捕，并立即抓获40多人，进展神速，进而在五六天之内就确认了3名主犯，但是中方的及时行动已不可能阻止德国的海军行动。在柏林，霍亨洛赫首相收到电报，称沙皇尼古拉二世有可能不履行1897年6月份与德皇达成的默契，已派俄舰驶往胶州湾。
德皇亲笔写信给首相说：
为了强化德国的决心，在棣利士东亚舰队从上海起锚开航之时，德皇居然让他的弟弟亨利亲王再率一支舰队从德国出发驶向中国。
棣利士舰队三日之内便到达胶州湾。当时守卫胶州湾的章高沅以为德舰不过是友好的暂时停泊，当德舰派遣600余名官兵登陆之后，阻止和抵抗却为时已晚。
棣利士命令章高沅48小时之内退出胶州湾，清廷已惊慌失措，命令章高沅不得抵抗，以免衅自我开，所以德国占领胶州湾成为既成事实。
朝廷内部争论非常激烈，恭亲王奕訢忍无可忍，下令调兵备战，同时召见海靖公使，据理力争，要求德国撤军。但多数枢臣认为中国不堪与德一战，很多人甚至相信其他列强不会坐视不管。
山东巡抚李秉衡积极主战，他与一大批御史联名上书要求朝廷开战。御史虽无实职，但作为朝廷谏议官，对民心和朝政仍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在上书中严词抗争，指出德舰队来胶州湾并不是为了教案，而是意在夺地。
他认为，指望列强支持的想法过分天真，因为列强各怀鬼胎，实不足恃，俄国沙皇恐已私下支持德皇的行为。
所以，依靠和平解决是不可能把德人赶出胶州湾的，而其他列强必随之跟进，长久以往，中国必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或有转圜的机会。
据《翁同龢日记》载，恭亲上奕訢义愤填膺，竭力要求决战。但朝廷犹豫不决，坐失战机，主和派一味强调“以夷制夷”的好处。李鸿章甚至建议以离间俄、德的办法，迫德退兵。他的根据是俄沙皇已派舰驶向胶州湾，当时还有两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军官在汉口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据称英、日有意联手阻德霸占胶州湾。朝廷一等再等，期望此计能成功，开战的机遇迅速逝去。
不久就发现，沙皇派舰是假意对德的行动不满，而真意是要租借旅顺口。俄国的借口是去岁曾获中国政府允许让其远东舰队在青岛不冻港过冬，今胶州湾已被德占领，只好另择一地，其实俄国早就觊觎旅顺口。
英国当时的注意力在北非与法国进行争夺，根本无暇顾及胶州湾事件。而日本名为支持中国，实际上想租借福建的厦门。
直到1897年年底，中方才承认外交方面的彻底失败。中、德胶州湾谈判不得不正式开始，双方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达4个月之久。
主要是德方有意拖延，不断提高价码。德国舰队来华，本意不在解决巨野教案，而是为了租借整个胶州湾，并要使青岛成为第一个在远东的德属殖民地。
与此同时，各列强根据“机会均等”原则，也开始提出各种租借要求。1898年3月，俄国租借到旅顺口，而英国宣布租借威海卫。德国方面对此无话可说，而中方也束手无策。
《胶州湾协定》于1898年3月签订，德国获99年租借权，并有权修铁路和开矿山，胶州湾的最大城市青岛成为德国海军部直接管辖的准殖民地。
更有甚者，海靖公使还利用巨野教案，迫使清廷解除巡抚李秉衡的职务。德国在山东的戏剧化的行动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胶州湾事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触发了列强强占中国沿海各港口的一系列行动。
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在《胶州湾协定》签字之前就已组建了青岛殖民政府，他的本意是创建一个“模范殖民地”。
他甚至考虑过在青岛帮助中国重建海军，以扩大德国海军在华的影响。
然而德国的行动引发了山东以至中国全国各地的反德烈火，提尔皮茨在胶州湾的很多长远设想都难以得到实行。
胶州湾事件对中国内政和外交关系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国内政治上，它是“百日维新”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此之前，康有为多次上书清帝，都未受到重视。胶州湾事件给他的“强学会”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在他的政论文中，康多次把中国比作已被瓜分的印度和波兰。
1898年春，几个德国士兵在一座孔庙里毁坏圣像，康有为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公车上书”大声疾呼变法。
胶州湾事件后，中国确实面临被肢解的危险，因而康梁的变法学说更有号召力。在受到翁同龢的引荐之后，康有为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第一次对话。
恭亲王奕訢有意回避，指派荣禄等重臣参加。据康回忆，荣禄开宗明义便强调“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的回答是：“祖宗之法为保祖宗之地，而今日祖宗之地已不保，何以祖宗之法不能变也？”荣禄哑口无言。
德占胶州湾使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在全国各地滋生。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人清廉，忠贞爱国，竭力主战不成，反而被革职，地方上一片哗然。
海靖公使是李秉衡解职背后的主谋，他给柏林的报告中也承认，尽管中国地方官勾心斗角，互不团结，但在李秉衡去职一事上表现出罕见的“团队精神”。
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但他也不免要步李秉衡的后尘，不过他的任期更短，连一年都不到。
1898年以后，山东群情激愤，对德占领胶州湾和修铁路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高密和日照等地曾发生抗德的暴力事件，德国在青岛的军事当局立即派遣远征军，对当地百姓大肆报复，杀死多名村民，焚烧大批房屋，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清廷面对山东的骚乱束手无策，对德军的暴行无法制止。此时，一些秘密社团纷纷起来组织各种反洋活动。由于德占胶州湾以教案为借口，秘密社团自然以传教士和教徒为主要打击目标。
1898年5月间，抗教活动在山东风起云涌，巡抚张汝梅向朝廷多次报告民、教冲突日趋严重。他认为这些冲突本来是出于教民依仗教士势力，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而造成的。
他强调说：
此时，清廷主要关心的是在山东避免再一次可能引起割地、赔款的教案。尽管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是第一次割地，此次胶州湾事件与以往的割地不同。香港、台湾均不在大陆本土，而胶州湾不仅在本土，而且战略地位重要，离清廷的权力中心也相距不远。
胶州湾事件已打开了列强以新的方式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潘多拉盒子”。
此外，过去的割地多是战败的结果，而胶州湾的失去仅仅是由于一个不起眼的教案。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逊正确地指出海靖公使可谓“革命化的列强对华政策”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开了列强对华新政策的先河。
莫理逊的报道有讽刺德国的意思，然而，海靖公使夫人在日记中却认为，海靖对莫理逊关于他的评价肯定会感激不尽的。因为胶州湾事件后，柏林外交部对海靖的表现非常不满，立即将他调到墨西哥任公使。
海靖夫妇认为此项调动太不公平，海靖的辛苦成果将被他人、也就是继任的现驻墨西哥公使克林德男爵来享用。
再者，胶州湾事件迫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在不平等条约的牵制下，要防止教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列强在华争夺铁路修筑权和开矿权是以中国领土作为贷款的抵押。胶州湾事件表明列强已开辟了一条新的瓜分途径，即以活人也就是传教士作为割地赔款的借口。
从清廷的角度看，传教士实际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排头军。在华的传教士实际上等同一种最糟糕的“移动人质”，因为根据条约，他们在华行动自由，不受政府干扰，但一旦出事，中国政府却要担当全部责任。
此外，传教士中还不乏宗教狂热分子，对牺牲自己，报答上帝之恩，全然不在乎。清廷因而感到对付教案无能为力，总理衙门对此更是灰心丧气。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就在冥思苦索解决办法，将教案与外交关系分开来处理。比如，有人曾提出请罗马教廷派一特命全权使节驻京，专门处理传教问题，这样就可以把教案与列强在华的争夺脱钩。
但是，基督教并非天主教一家，正如某御史在1896年就指出的，西教分天主、耶稣（新教）两门，互不买账，罗马教皇对新教并无约束力。
因此，只有劝西方各国同意在华设双方都能接受的“总教士”名目，才能有效地把教案和外交分开。此说虽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总理衙门只好作罢。
既然中国政府管不了传教士的活动，所以只好严格制定地方官处理教案的条规。
比如在1896年就规定：
此类规定并未触及民、教冲突的实质，地方官当然无所适从。
所以在1898年山东教案迭起之时，清廷只能不断地向巡抚张汝梅和他的继任毓贤下指示，严饬镇压教案，但民、教冲突却越演越烈。朝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1899年春季，总理衙门又想出一个新招，将处理教案的权力逐级明确地下放到地方官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岗位责任制。
此计本由总理衙门与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协商以后所定下的，这就是所谓处理民、教冲突的“五条规定”。
该规定提出：
这种新规定引起地方官的普遍不满，因为一方面，北京朝廷不过是将护教责任推给地方，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体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实际上还削弱了地方官处理民、教冲突的权威，秉公办案成为不可能。所以总理衙]的五条规定，尽管用心良苦，只能产生负面的实际效果。
教士地位提高，地方官地位的下降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洋运动在山东发生。
很多秘密社团于1899年先后出现，这些社团自称“义和拳”或“义和团”。而在英语世界里，第一次出现“拳民”(Boxer)的提法是在1899年10月。
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义和团”组织。这些秘密社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利用武术活动传播反洋思想和发动民众。
地方政府的势力越弱，秘密拳会的吸引力就越大，其中有些拳会确实有很长的反清历史。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这些拳会有意识地掩饰其反叛的宗旨，只以仇洋为口号。它们在织上有严密的规章，思想上有神秘主义的特点，尤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到1898年德占胶州湾之前，应该说这些秘密组织虽然开始活跃，但尚未找到一个统一的纲领和发动民众的战略，而胶州湾事件对他们的活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