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一股倾慕民国的风潮在网上蔓延，很多年轻人都去拍民国服饰的照片和视频，在他们心中民国男人都像胡适徐志摩那样，女人都是林徽因周璇，说话也中英文掺杂，衣食住行都有管家佣人伺候，简直不要太舒服。
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国人生活水平极其极其低下，人均寿命只有35岁，鸦片肆虐，全国有1/3的省份主要财政收入靠卖鸦片维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吸食鸦片人数在7000—8000万人左右。
吸鸦片倒可以容忍，没吃的才可怕。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统计，解放前的中国平均每年要饿死300——700万人，1920年华北旱灾，只一年，华北地区就饿死1000多万人，直隶地区800万灾民只有一半活下来，卖儿卖女都算幸运的，好歹有人买能活着，多数不幸的都饿死了。
而发生在1928年—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直接死亡1300万人，渭河以北各县损失人口40%以上。
当然还有战争。当时军阀林立战乱不止，仅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一次新军阀混战，就造成了几千万平民的伤亡或流离失所。
日军侵华后就更不用说了，多处赤地千里，成为无人区。
很多人都把那时人们生活的惨状记录下来。评剧皇后新凤霞回忆道，她虽出生在天津，但家里极其贫困。
“早晨去喊嗓子，我带着一个小篮拾煤核，为了回家取暖。拾煤核也要放聪明点儿，常常换换地方，为的不受那些野男孩子的欺负。那些男孩子是成群结队地拾煤核，我是一个人，怕被他们欺负，我用换地方的办法，躲着他们。”
“大家可苦了，各自找生活路子，我们女孩儿就做点女孩子能做的活。我同几个女孩儿去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分线头、扫地等干点杂活。每天天不亮戴着星星去排队，工厂没开大门就排上老长的队了。工头拿着皮鞭从大门出来，像轰牲口一样轰人，一个挨一个地用粉笔在人们背上写上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上工的证明。当这个小工真不容易，经常是排了一早晨队，大门才开；画了不多的号，工头就说：“没号了！没号了！”那种失望心情就别提多难受了！有一次是夏天，连阴天，连着回戏。我只好去排队找活干。还好，因为去得早，没等多久就画上号了。回家时忽然下了大雨，一路跑回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被淋，只想着背上画的号，要是被雨淋掉，工就做不成了。我急着把衣服脱下来，大雨像瓢泼一样。我把衣服紧紧抱在怀里，飞快跑回家。回到家里打开一看就高兴了，号码一点也没有被淋湿；可我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了。”
老舍在《骆驼祥子》一文中更是直接写道：大杂院的男孩子没有裤子，只能光着屁股去捡烂菜叶或者煤核，女孩更惨，因为没衣服穿，整天猫在被窝里，不敢出去见人。而街上因冻饿而死的车夫们脸上一定是带着笑容的，因为“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
斯诺在名著《西行漫记》中更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描述了所看到的惨状：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X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XX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这样的惨状即便过了多年，我也不想过多去阅读，只需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好，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和那个所谓“风花雪月”的年代比起来，已经是梦寐以求了。
文字的叙述总是苍白无力的，随便找几张照片大家感受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