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上海发生了一桩大新闻：南京政府原财务部常务次长的次子李定国和妻子蓝妮离婚。
夫妻离婚并不罕见，引发人们热议的是：离婚一事是由蓝妮主动提出，而李定国并未付任何赡养费用。
换句话说就是：蓝妮休夫，净身出户。
消息一出，有人支持，有人鄙夷，蓝妮瞬间成为新闻焦点。
而让当时的人们难以预料的是，“休夫”和蓝妮后来做出的其他事儿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烂泥”成“蓝妮”
蓝妮祖籍云南建水，她的祖父蓝和光曾参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后来做过知县，在当地很有名气；
她的父亲蓝世勋早年曾参加同盟会，跟随黄兴等人从事反清活动，据说还和北洋军阀孙传芳换过贴；
她的叔叔蓝建勋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担任云南王龙云的副官。
总而言之，蓝家也算是名门望族。
蓝妮原本叫蓝业珍，之所以改名为蓝妮，是因为她亲和力强、嘴巴甜，上学的时候，每次同学们之间闹矛盾，只要她一凑进来掺和，大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有同学开玩笑称她是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
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干脆直接管她叫“烂泥”，这称呼不好听，不过，蓝业珍也不生气，她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烂泥”的谐音：“蓝妮”。
人们叫“蓝妮”叫顺口了之后，反而把她的真名给忘记了。
蓝妮从小就长得美丽俊俏，她鼻梁高挺，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瞳孔是湛蓝色，就像洋娃娃一般。
按理说，蓝妮家世显赫，本可以生活地无忧无虑。
但是，国家动荡，蓝妮的命运也如大海中的浮萍一般，飘摇不定。
蓝妮的父亲蓝世勋留洋归来后，担任江苏省税务局局长，这也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差事。
可是，有一次，蓝世勋和好友出行时，途中遭遇歹徒袭击，好友中弹身亡，蓝世勋虽然侥幸保住一命，却因为受到巨大刺激，成了“疯子”，税务局局长的工作自然也没法再做下去，只能在家长期休养。
父亲失业后，一家人全靠母亲变卖首饰、旧物维持生计。
蓝妮17岁那年，母亲含着泪向她提出了一个请求，同时也是“拯救”蓝家的办法：让蓝妮嫁给李定国为妻。
李定国的父亲是南京政府高官，他们表示：如果蓝家同意将女儿嫁过去，李家愿意每个月给蓝家补贴100元。
100元对于当时的蓝家而言，称得上是救命钱。
如果能每个月有这么一笔“收入”，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过许多。
看着父母愁苦的面容，蓝妮实在不忍心拒绝。
于是，一年后，原本正在学校念书的蓝妮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李定国，这一年，她只有18岁。
其实，真要说起来，蓝妮和李定国也称得上是般配。
李定国比蓝妮大两岁，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长得俊美潇洒，平日里除了喜好京剧之外，也没什么其他的不良嗜好。
但是，两人的婚姻刚一开始就不和谐。
一来，李家是个大家族，规矩多，让从小受尽宠爱、自由自在惯了的蓝妮很不适应。
二来，李家长辈总是以蓝家的“拯救者”自居，觉得自家出钱资助了蓝家，对方就该感恩戴德。
因此，蓝妮在李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不光李家人歧视她，有时候就连佣人都敢对她甩脸色。
起初，蓝妮忍气吞声，她期盼着丈夫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这样自己就能扬眉吐气，不用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但是，让蓝妮无比失望的是，李定国这个人虽然长得有模有样，还拥有不错的学历，但是他胸无大志，每天都是无所事事，既不愿意出去做官，又不打算经商挣钱，整日闲在家中。
蓝妮每次想和丈夫聊点什么，却总是聊不到一处去，两人结婚5年，孩子都生了三个，却依然没有什么感情。
1933年10月底，公公李调生辞去官职，蓝妮再次苦劝丈夫出去做事，可是，李定国过惯了安逸的生活，不管蓝妮怎么劝，他都不听。
蓝妮忍无可忍。
有一天，她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律师吴凯声，此人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
当蓝妮提出想请吴凯声帮自己“休夫”时，吴凯声有些犹豫，“我还没打过这样的官司。”
蓝妮的态度很坚决，只要能离婚，就算自己什么都不要也可以。
接下来，在吴凯声的出面协商下，蓝妮终于和李定国离婚。
当然，李家绝不可能让她带走孩子，所以，蓝妮只能孤身一人离开。
在那个年代，女人做出这种行为，是要承受巨大压力的，更何况男方家还是显赫一时的前国民政府高官，蓝妮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离婚事宜办妥之后，吴凯声问蓝妮准备怎么办，那时候，蓝妮手里只有几百块钱，她坦率地答道：钱用光之后，我就去投黄浦江。
当然，蓝妮最终也没走到投江那一步，相反，她接下来的生活过得比前夫李定国还要精彩。
一见孙科误终身
从李家净身出户后，蓝妮开始涉足上流社会，好在她读书时认识了一大帮家世不错的女同学，所以总是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赴宴邀请。
蓝妮离婚的时候也才23岁，正是青春貌美的年龄，没过多久，她便成了著名的交际花。
1935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蓝妮接到同学陆英打来的电话，对方邀请她参加当晚的宴会。
正是在这次宴会上，蓝妮结识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和原配卢慕贞所生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
和父亲比起来，孙科的成就显然差得远，不过，他曾出国留学、担任广州市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多次担任要职，是政界响当当的人物。
那天晚上，蓝妮和一些相熟的朋友一一打过招呼之后，突然感觉人群中有道炙热的视线在注视着自己。
她朝那方向看去，只见一位戴着眼镜、儒雅稳重的中年男子正对着自己微笑。
同学向蓝妮介绍，说这位男子便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
孙科从看到蓝妮的那一刻起，就被她的美色和气质所倾倒，而蓝妮也深深地为孙科的风度和学识所折服。
从那以后，孙科每次来上海，总会邀请蓝妮一起参加聚会，一来二去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随后，蓝妮索性跟随孙科去了南京，担任他的机要秘书。
1936年6月，孙科决定迎娶蓝妮。
消息一出，社会舆论哗然。
要知道，孙科早就有一个结发妻子陈淑英。
陈淑英1912年嫁给孙科，为他生了两子两女，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当时正在老家香山居住。
孙科再娶，陈淑英和孩子们自然不愿意。
而且，孙科身为立法院院长，理应遵守一夫一妻制度，可他却带头违反，自然也受到了人们的指责。
但是，孙科打定注意，他不顾家人感受，也不管社会舆论，一心要娶蓝妮为二夫人。
不过，考虑到影响，两人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大肆声张，孙科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摆了四桌酒席。
席间，孙科举着酒杯，笑道：“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1937年，蓝妮为孙科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为孙穗芬，孩子出生后，正值抗战爆发。
淞沪会战之后，孙科随国民政府前往武汉，没过多久，上海沦陷。
蓝妮将女儿交给父母照管，自己则赶去香港，准备从那里辗转到达武汉，去和孙科相聚。
当时，宋庆龄等人在香港为抗日活动募捐、购买必要物资，蓝妮滞留在香港的那一段时间，也跟随宋庆龄一起，做了不少抗日工作。
为了动员人们募捐，有时候，蓝妮甚至亲自上台表演。
这段经历，蓝妮终身难忘。
1938年，蓝妮和孙科到达陪都重庆。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蓝妮时常跟随孙科前往位于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自然也有机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经常见面。
蓝妮欣赏邓颖超的亲切和蔼、积极乐观，私下里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尊称她为“邓大姐”，而邓颖超则称呼蓝妮为孙太太。
1940年春天，孙科的原配夫人陈淑英也来到了重庆。
两位夫人同处一城，难免会有些尴尬。
因此，蓝妮选择离开重庆，独自一人回到上海。
那个时候，蓝妮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女儿和父母，还要时常接济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窘，她借着自己的人脉和手段，做起了地产生意。
当时上海有个地产大王名叫杨润身，此人对蓝妮颇为欣赏。
在他的指导和活动下，蓝妮很快便将法租界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弄到了手，接着，她又请来四个著名建筑师，在这里设计了七幢房屋。
这些房子都是独立的三层花园式结构，每一个的风格都很独特，就连颜色，都各不相同。
蓝妮亲自督工建造，为这些房子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她还给这些房子起了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
按照当时的行情，这些别墅最少值35万元，堪称一流豪宅。
蓝妮的地产事业越做越大，后来又开始着手从事房屋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生意。
据她自己所说，那时候除了玫瑰别墅之外，她还有多处房地产，光是在虹桥路就拥有50亩地，这些房地产价值几百万美元。
但是，日本投降后，戴笠在上海主持逮捕汉奸、查抄逆产时，认定蓝妮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汪伪政权上层人士交往过密，有“汉奸嫌疑”。
戴笠和孙科的关系一向不好，不排除是借此机会耍阴招。
孙科自然不肯坐视不管，他一边向蒋介石求情，一边以辞职相威胁，最终，蒋介石写了一道手谕，蓝妮这才得以出狱。
不管怎么说，虽然孙科除了蓝妮之外还有其他情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的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不是1948年发生的一件事，他们的关系或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颜料案”引发的决裂
1948年4月，孙科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职。
蓝妮的故乡在云南，而且蓝家和云南王龙云算是世交，于是，便由她出面拉拢滇系，为孙科拉选票。
正当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和魅力四处活动时，《救国日报》中突然登出了一则消息。
这则消息和孙科、蓝妮有关。
原来，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颜料是自己家眷蓝妮所有，要求还给蓝妮。
于是，洪兰友便写信给中央信托局，让他们看在孙科的面子上，将颜料还给蓝妮。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却被有心人翻了出来。
一时间，“蓝妮颜料案”轰动社会，孙科和蓝妮备受指责，政敌对孙科大肆诋毁，而孙科不仅没有替蓝妮做出任何辩解，相反，为了自己的颜面和政治前途，竟然还否认自己写过那封信，想和蓝妮撇清关系。
不过，最终，孙科还是被李宗仁击败。
孙科落选后，他的竞选参谋团将失败归罪于蓝妮，蓝妮气愤不已，更让她伤心的是，孙科为了撇清自己，竟然默许了这个说法。
蓝妮怒不可遏，和孙科彻底闹翻。
1948年，眼看政局动荡不安，蓝妮考虑再三后，先将女儿和弟弟送到香港，她自己则留在上海，直到安顿好父母之后才离开。
临走前，蓝妮以为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并没有变卖自己的房产。
但是，后来时局越发动荡，蓝妮始料未及。
到香港后，为了维持生计，她开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可惜，时局动荡，蓝妮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把全部家当都蚀了进去。
蓝妮走投无路，一家人穷得只能吃萝卜干度日，她甚至一度想要自杀。
不过，即便是在生意场上非常不顺利，蓝妮依旧格外重视女儿的教育。
1962年，蓝妮随女儿一家移居美国，而孙科也于1952年移居美国，他对蓝妮念念不忘，曾托人带话，想和蓝妮重归于好，但是，被伤透了心的蓝妮丝毫不为所动。
后来，她单独定居在旧金山，那时候，蓝妮依然在华侨妇女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独居，可是女儿、兄弟和外甥们经常去看望她，倒也不算寂寞。
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蓝妮没有去见孙科最后一面，只是嘱咐女儿为父亲奔丧。
198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
国民党当局得知蓝妮要到大陆，赶紧也寄了一份“出入境证”给她，蓝妮依然为曾经被当成汉奸、特务遭到关押一事耿耿于怀，她对国民党驻美办事处的人说：
“我是你们黑名单上的人，我不要去台湾......现在院长（孙科）都死了，我还去干什么？”
这年秋天，已经70岁高龄的蓝妮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
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但蓝妮的精神很好。
在中南海，邓颖超热情接待了蓝妮，并且亲切地称呼她为“孙太太”，蓝妮一听这个称呼，激动万分，笑脸上挂满泪花。
这一次回国，让蓝妮感慨颇多。
离开之前，蓝妮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告别亲友，她已经在海外漂泊多年，年龄越长，就越想要回归故土。
一到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邓颖超写信，提出想回国定居。
1986年，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邓颖超邀请蓝妮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
收到邀请后，蓝妮高兴极了。
她选择上海作为自己的终老地，政府一边安排她住进锦江饭店，一边设法解决她的住房问题。
而对于蓝妮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新住进自己的房子。
最终，蓝妮重新搬进了玫瑰别墅。
晚年的蓝妮深居简出，偶尔到花园散散步，平日里连院门都很少出。
蓝妮虽然也是孙氏的家族成员之一，但是，她和孙家后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1996年9月28日，蓝妮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程，享年85岁。
一代佳人，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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