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官员与清朝其实一直有着不解的缘分，并伴随了清朝的一生。汉族在清朝的不同时期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康熙、雍正朝尤为明显，在乾隆朝也确实受到了打压，最终在慈禧时代大放异彩。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在清朝的历史上，那些汉人重臣在不同时期扮演的重要角色。
汉人吴三桂对清朝的贡献
清朝是满洲人，在明朝时称满洲人为“女真族”。满族与蒙古族虽同属北方骑射民族，但他们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蒙古族是游牧民族，而满族更多倾向于农耕社会。
满族虽然也以强悍闻名，但与蒙古族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从战绩上来看，蒙古大军强盛时期所向披靡，不论是金国还是南宋，几乎都无法抗衡蒙古大军。而满洲初兴时，明末明军还是能与其抗衡的。
特别在宁远一战时，袁崇焕坚守城池，用西方大炮抵抗满兵，一招制敌，努尔哈赤因此而抑郁成疾，不久病亡。反观明军因此战而备受鼓舞，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将领，如祖大寿、祖大弼等。
虽然从结果来看，明朝灭亡，满军胜出。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朝并非为满洲人所灭，而是亡于内乱。皇太极曾多次侵入北京附近和山东一带烧杀抢掠，但始终无法攻下山海关外的四座城池，最终无法实现灭明的夙愿。
到了顺治时代，明朝发生内乱而亡，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为报仇雪恨，具体这个“恨”是不是只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争议。于是，吴三桂向满洲提出借兵请求，摄政王多尔衮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一来，山海关不攻自破，满军顺势举兵南下攻破了北京城，建立了清朝。
由此看来，清朝的建立多少有几分侥幸。在大清的建立上，吴三桂的确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不可否认，他的叛徒身份，也没落个好下场。
到了康熙朝，吴三桂这个云南平西王联合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再次走上了反叛之路，清军与他们的交战也并不占优，基本是败多胜少，如果不是康熙帝指挥有方，布署得当，吴三桂后来也死了，清军想平三番难度还真挺大。
康熙时代的汉人重臣
清朝入关之初曾血腥地镇压过汉族人民的反抗，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康熙新政后调整了各项政策。比如满、汉官员的品级俱行划一，待遇等同，甚至在饮食方面都有所改善，宫廷在宴请大臣时，既有满族菜系，也有汉族菜系，所以才有了“满汉全席”的说法。
当然，康熙也重用了一批汉臣，我们重点看以下几位：
周培公：在历史剧《康熙王朝》中，周培公被刻画成一个雄才大略、忠义正直的诤臣形象，最后孤死于冰雪天地之间，其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实际上，真实的周培公并没有剧中那么神奇，不过他的确长于计谋、忠孝两全，被誉为“一代济世奇才”。
周培公对于康熙最大的功劳就是辅助其平定了三藩之乱。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任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出兵十万于陕甘，镇压并招抚王辅臣，周培公以幕僚的身份随军。
康熙撤藩引发了吴三桂起兵叛乱，吴三桂在起兵之初连战连捷，抢了不少地盘，一度想与康熙划长江而治。就在清廷与吴三桂相持于湖南的时候，陕西提督王辅臣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
康熙和吴三桂都有恩于王辅臣，王辅臣在云南时受了吴三桂不少好处，而康熙爱才，对他也是不遗余力的提拔，将他调去平凉上任，信任度还是有的。毕竟陕西是战略要地，关系到首都的安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吴三桂在叛乱时就拉拢过王辅臣，结果被王拒绝，后来王辅臣还是由于内讧起兵了，不过很快被康熙招降。之后又复叛，这次的招降大任就落在了周培公身上。
周培公的计策是：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要塞，吴三桂叛军不经四川占据陕西，反而在湖南、湖北与大清官兵打得火热，这实不是明智之举。王辅臣尽管实力雄厚，关乎天下安危，附逆于吴三桂，但在他内心还是念及朝廷皇恩的。所以，对付王辅臣应采取“先招抚，后攻伐”的策略。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王辅臣一直驻守平凉，既没有南下湖现与吴三桂会合，也没有与四川的王屏藩联手，说明他本身有后顾之忧。
他们先向城中将士喊话，说一旦我们轰城，城中必定生灵涂炭，圣主（康熙）还是希望你们归降。这边忙着喊话，没过多久，图海又在平凉城北大胜王辅臣军，之后又是红衣大炮伺候一顿。
周培公观察战事，见时机已成熟，便主动请命进城劝降。康熙得知此事后，亲自召见了周培公，并封他为参议道台、衔一品，赐黄马褂。
周培公不辱使命，孤身进入叛军营，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晓之以势 、动之以情，先后七次劝降，终于招降了王辅臣。
王辅臣降清后，陕甘全境平定。周培公成功招抚王辅臣，打乱了吴三桂的计划，不仅解除了对京师的巨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顿时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局。
早在康熙平定三藩时，西北的噶尔丹也一直在作妖，只是康熙分身乏术。在平定了三藩之后，才把矛头对准了噶尔丹。时年六十岁的周培公听说这一消息后，再度上书平叛“条呈”给康熙，康熙再度启用他为盛京提督，协助平叛事宜。
在周培公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是愁病交加，但仍为国事操劳，其忠义之举日月可鉴。康熙四十年（1701年），周培公病逝于任上。
姚启圣：他历任广东香山县知县，福建布政使、总督、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职。在任福建总督期间，为清政府最后统一台湾作出了贡献。
姚启圣也是以谋略著称，据史料统计，他自康熙十七年始在任福建提督期间，发出有关招抚投诚的照示宣传文告就多达二十余种。可见他以柔取胜和以政治手段谋取台湾守将回归的策略思想。
在台湾问题上，清政府一直都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主要由于水师力量薄弱，财政也困难。郑成功死后，金、厦、台三地的郑氏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郑世袭与郑经叔侄二人反目，水火不容，人心不稳。
清政府见状，认为正是挑事的好时机，前后有三四次派出了招抚团队都被郑经拒绝，期间也有武力收剿的行动，但由于天气、政治等各种因素没有成行。
至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郑氏集团趁三藩叛乱之际，攻占了厦门、泉州、漳州、邵武、汀州、惠州、潮州等地，其中一些属地不少还在耿精忠的势力范围之下。一时间，郑氏集团与三藩势力给清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康熙招抚后，为戴罪立功向郑经发起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再次向郑经开展招抚工作，这次担此重任的就是姚启圣。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破格将姚启圣提为福建总督。他最擅长的就是搞策反工作，在领略了康熙“以抚为主，抚剿并用”的方针后，他首先在福建军务上做工作，比如招募兵丁，在漳州一带大破郑军主力等，同时也派人前往厦门招抚，但郑经还是没答应。
既然郑经不答应，姚启圣改变策略，开始了“挖墙脚”的工作，去深挖郑经旗下的官兵来投诚，并给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优待政策，对于投诚官兵还委以重任，并严格对现投诚政策，这一策略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据统计，康熙十七年六月到十月之间，就有1200名郑军军官和11600多名士兵来投诚。到康熙十八年，郑经麾下的五镇大将黄靖、赖祖、廖琠、金福、廖兴和副总兵何逊都率部降清，共计374位武官和12100多名军官来投诚。
除了策反和招降工作，他还运用反间计，扰乱郑氏集团后方。比如在郑军当中散步谣言，郑军旗下的各大将领都曾多次收到清廷的劝降书，最后姚启圣争取过来十三万左右的郑军官兵，这使得郑经集团势力大为削弱，这样清军就变被动为主动，货劣势为优势了。
最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
李光地：他也是康熙比较宠爱的汉臣，一生得了康熙的“三赐御匾”，与康熙“情虽君臣，义同朋友”。
李光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等大事件中也有积极表现，比如他和姚启圣都曾力荐施琅作为收复台湾的统帅，最后得到到了康熙帝的采纳。
此外，李光地在治河、民生和理学等方面都有颇大的贡献。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李光地被任命为直隶巡抚。他一上任就开始了治河工作，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治理了子牙河水系，即今河北省，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为此康熙还亲临视察。
一年后又主持治理了永定河，工期仅用了40天。为此，康熙赐予了他“夙志澄清”的匾额。由于政绩突出，一直升至吏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再次得到康熙的御匾“夹辅高风”四字，意思是夸他德才兼备、高风亮节。康熙五十四年，他又第三次得了御匾“谟明弼谐”，其意在称赞他“计谟明智，辅弼和谐”。
康熙崇尚理学，对于编修理学典籍也非常重视，李光地凭借他的理学学识，协助编纂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理性精义》等书，并且他倡导对《诗》《书》《春秋》等经典的研究，这对于清初的文化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康熙在很多问题上都喜欢征求李光地的意见，比如在文字狱《南山集》案中，在李光地的求情下，古文家方苞被赦免；再如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康熙也曾参考李光地的意见。
李光地虽然受康熙宠爱，但为官大半生，参奏弹劾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康熙为此还亲自下场为他澄清。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李光地病逝，康熙悲痛地说：“朕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赐谥号“文贞”。
除了上述三位汉臣，还有于成龙、陈廷敬、汤斌等汉臣，总之，康熙是一位思想开明的皇帝，促进了满汉融合，而实际上对汉臣的好感从顺治帝就有苗头了。
雍正王朝的四大汉臣
李卫与田文镜：他们俩都不是科举出身，文才也平平，而且此二人在为政上和性格方面都有缺陷，但在雍正年间却得到了雍正的重用，成了封疆大吏。
李卫是如何被雍正发觉的，在正史中没有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他被提拔为云南盐驿道，次年又擢升为布政使，掌管着朝廷的税源大项--盐务。再过一年，他又出任了浙江巡抚，兼管两浙盐政，成为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
此后，他还担任过多项职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徇私，当然缺点也很明显，但在雍正眼中可以忽略不计。雍正对他的称赞为“操守廉洁，勇敢任事”、“秉公持正，实心奉职”，“为朕所倚信之督臣”，可见，雍正对李卫的信任程度。
雍正经常把田文镜、李卫、鄂尔泰三人并称，说：“在天下督抚诸臣中，朕最关切的人，莫过于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
田文镜在雍正发现他之前，已经做了四十年的小官，雍正元年时，他已经61了，谁知在晚年仕途却来了个峰回路转。
雍正元年，田文镜因途径山西，亲眼见证了当年的灾情，赶上了雍正亲问，据以实情相告，雍正认为他“直言无隐”，因此破格提拔他为山西布政使，派他前往灾区赈灾。
到达山西后，他救援了七八十万灾民，清理了积压的案件，一时间吏治一新。雍正甚为赞赏，次年任命他为河南布政使，擢升河南巡抚。也就是说，他在两年之内就从一个小官爬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可谓老来得势。
到了河南，他大力整顿吏治，整饬河工，开辟荒田，政绩显著。雍正五年（1727年），他以功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年还出任河南山东总督，雍正八年又兼任北河总督。
对于雍正的重用，他十分感激，因此办事也是铁面无私，严格执行雍正的命令，推动了不少改革，比如清查钱粮、耗羡归公、发养廉银、摊丁入亩等改革措施。
但由于为官清廉、恪守名节，做了近十年的封疆大吏，家境仍旧贫寒，也得罪了不少官员。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发生水灾，民不聊生，田文镜居然也瞒报了，被人揭发后，雍正念其以往功绩，暗示其告老还乡，他这一生也是挺戏剧性的。
1732年，田文镜病逝，雍正予以厚葬，赐谥号“端肃”。
张廷玉：他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历任检讨（官名，属翰林院），南书房行走、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至雍正元年时，他已经是一位辈分很高的老臣了。在鄂尔泰入京前，他一度是雍正最倚重的朝臣，接连出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吏部尚书等要职，授文渊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还位居军机大臣之列。
张廷玉前后历经三朝，为官达五十年之久，但若细数他的政绩，却似乎平平无奇，这主要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文字工作，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事务琐碎。
雍正对他的文笔很满意，他为此也是常常工作至半夜。他还协助雍正制定了“廷寄”办法，完善了奏折制度，被雍正赞誉为“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雍正临终前，特意交待给予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至高待遇。乾隆二十年，张廷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年84岁。乾隆在他死后遵从雍正旨意，张廷玉配享太庙，由此他成为大清一代汉臣中唯一配享太庙的人。
此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年羹尧，他在雍正登基后稳定朝政方面，以及西北战事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宠来宠去，最后还是被宠死了。
乾隆时代不重用汉臣
大清到了乾隆时代，任用将领的方针也有所改变，乾隆帝虽然汉学造诣精深，但他力保存满洲国粹文化，极力抑制满洲八旗汉化之势。不仅在语言上以汉语译词来扩充满文词汇，编纂满文字典，还在政治上让满人担任要职。
比如，在征战台湾、西藏等地，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海兰察等都是满人，特别还出了一个大贪官和珅，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当然也不是不用汉臣，比较有知名度的有：刘统勋、沈德潜、汪由敦、纪昀、刘墉、王杰等人。
乾隆帝在位长达六十年，退位后还活了四年，仍旧训政。自乾隆时起，清朝军队八旗及绿营腐化，战斗力开始下降，对此，他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慈禧时代的晚清汉人重臣
至咸丰时代，清朝的颓势已逐渐明朗，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八旗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不得不进行改制，重新采用旧制办起了团练，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战斗力极强，成为平剿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咸丰帝尽管对汉臣有猜忌之心，但时代发展到这里，清廷不用汉人都不行了。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的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
曾国藩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咸丰在位仅十一年，31岁驾崩之后，大清的江山基本过渡到了慈禧手里。
在慈禧时代，她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措施，其中就包括重用汉人。据《清鉴》载：“听政之初，······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
慈禧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重用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得以有喘息的机会与外国列强打交道。
慈禧利用这批汉人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并掀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一度开创了“同治中兴”的短暂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大汉臣还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不过，最终也是汉臣掘了大清的坟墓，最终被袁世凯送入黄泉关。
综上所述，尽管满洲贵族在传统不重用汉臣的思想习惯，但在大清历史上，汉臣一直以来都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时地影响着大清帝国的走向。笔者认为，并不存在汉臣于哪个阶段崛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