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1612年—1650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
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城，崇祯帝自尽于煤山。多尔衮趁着吴三桂投降于清军的机会，指挥清兵入关，开始了清朝统一中原的历程。
几年间，多尔衮指挥清兵四处南征北战，中原与江南先后落入清兵手中，仅剩西南张献忠余部和南明小朝廷以及东南一隅。只可惜在1650年，多尔衮在一次出猎时不慎坠马而亡，年仅39岁。
多尔衮作为清朝入主中原，初定天下的最大功臣，他活着的时候权势煊赫，顺治五年（1648年）末，顺治帝还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尔衮摄政后也做了一些擅权专政，排斥异己的手段。
多尔衮死后不久，他的政敌便纷纷出来揭发他有大逆之罪，就连当初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一看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说多尔衮曾“谋篡大位”，独擅专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皇太极长子）、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
于是，本已对多尔衮不满的顺治帝下诏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了他的财产，还命人毁其陵墓，鞭其尸，并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多尔衮身后的荣辱之变为什么会变的这样剧烈呢？
表面上的原因固然很简单，比如功高震主、树大招风，但这只是笼统的说法，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多尔衮、济尔哈朗两大派系的斗争才是关键的。
当初皇太极去世后，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成为顺治帝，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而共同辅政的结果不外有两点：一、彼此协力合作，为国尽力；二、政见不同，权力冲突，必然会形成东风与西风的难以调和的僵局。
济尔哈朗能力不如多尔衮，因此受到多尔衮的排挤，但恰恰的却是多尔衮早亡，他一瞑目，后事只能任人摆布，这就给了济尔哈朗以报复泄愤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顺治帝因年幼也多次受到多尔衮的羞辱，尽管当时还幼小，但儿童的心理对幼时的羞辱也是记在心里的，何况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
等到多尔衮一死，顺治帝已经13岁了，懂事了，再加上济尔哈朗等人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顺治对多尔衮的愤恨。
不仅如此，顺治帝还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吴克善之女）废为静妃，改居侧室，就因为这是多尔衮给他定的大婚，可见顺治帝对多尔衮有多么的痛恨。加上多尔衮生前也确实有许多专权跋扈的地方，那些奏告他的罪名，大多也不冤枉，因此，多尔衮身后的这种突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时间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葺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乾隆帝更进一步地发布谕旨，正式为多尔衮翻案，谕中有几个要点：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死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乾隆在谕旨中还称：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所奉，止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尔衮兄）、多铎（多尔衮弟）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
“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于是，乾隆帝不仅下旨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号，还追谥曰“忠”，补入《玉牒》，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
乾隆的谕旨措辞倒是很公平得体，既指出了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了他的篡逆之罪，但谕旨中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了宵小奸谋苏克萨哈等人，而与顺治帝及济尔哈朗毫无关系，虽有不公平，但在当时，作为顺治帝的后代，乾隆也只好这样说了，否则，这一铁案也就翻不成了。
当初多尔衮去世后，大臣彭长庚、许尔安也曾为多尔衮申冤，说他并无逆谋，所列理由，也和乾隆谕旨中所说类似，结果却被充军发配。
多尔衮为大清“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乾隆语），没想到的是当他去世后，却被那些宵小诬陷有谋逆之罪，诬告一个死去的人有谋逆，这种罪名也称得上是清朝的一件怪事了。
本文参考自：《中国历史探秘》、《正说中国三百五十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