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搞洋务后去拜访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与洋人打交道有什么高招。李鸿章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从此之后，打“痞子腔”变成了李鸿章外交中的“制胜法宝”，同时也为大清留下了无数的隐患。#李鸿章#
1885年，在上海有个知名的刊物《点石斋画报》上发表了一个特殊的版画：这是发生在法国巴黎街头的一次决斗，决斗的当然是两个高卢人，其中一个是法国《倔强报》主编罗士佛，另一个是法国年轻的海军军官福禄诺。他们是为了名誉和真相而拔枪相向的，最后决斗的结果是那位主编胜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时的法国已经开始禁止决斗了，而这两个人为何还要“顶风做案”呢？大家可能不知，这事还真与遥远东方的中国有关，原因是“裱糊匠”李鸿章又对法国人打了“痞子腔”，这才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引发了一场决斗。
1883年10月6日晚，夜已经很深了，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还没有入睡，他向法国内阁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法国向越南增兵，以达到对清政府的威慑。福禄诺的公开身份是法国海军驻中国日本海支队、“窝尔达”巡洋舰的舰长，他指挥的军舰，参与了法国在远东地区对清帝国的战略威慑。他还另外有一个秘密的身份——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的私人朋友。从1883年中法越南冲突之后，福禄诺受法国总理茹费理的另嘱托，主持了同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秘密谈判，主要谈判内容是越南的归属问题。白天的谈判并不顺利，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法国谈判的依据是《顺化条约》，但李鸿章并不承认。那么，《顺化条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越南同朝鲜一样，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蕃属国存在的，受中国王朝的庇护。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之后，新政府企图重新崛起，但面对日益强大的普鲁士，想报“一箭之仇”显然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将目光聚焦在了东方——腐朽加日益衰败的清王朝。法国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特权”，从1883年开始发动了对越南的“殖民战争”，企图从陆路打开进入中国的大门。那时的越南政府和中国的清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于现代军队和枪炮根本就没有抵抗力，在不断吃败仗的情况下，不断地向“宗主国”寻求保护，但是清政府已经是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越南这个“小弟”？
法国很快占领了越南南方的顺化（当时越南的首都），越南王朝逼迫投降，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顺化条约》的主要内容也就那么几条：越南受法国保护；越南的一切外交事务（包括与中国的外交）均由法国代理……同时，受法国的胁迫，越南向清朝提交了一份国书，声明与清朝解除蕃属关系，并受法国保护。在清廷内部，是否承认这种关系也是不统一的，但绝大部分官员还是不承认，认为法国仍然是中国的蕃属国。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公开表明，并支持越南，而是从边境派入大批清军，冒充“黑旗军”，在越南北方进行抵抗。于是，才有了福禄诺与李鸿章的这次谈判。
法国总理茹费理接到电报后，迅速提交国会并通过了向越南增兵的议案，至此，法国在越南的兵力达到了1.5万人，兵锋直指越南北方重镇北宁。清军在北宁加上黑旗军总兵力约3万人，但迅速被法军击溃，法军几乎没有什么伤亡。清军在越南的溃败让清廷一片混乱，但给慈禧全面掌权却提供了一个机会。她借机将军机处连窝端掉，重新换上了好的亲信，并对相关官员及前方将官严厉追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甲申易枢”意味着清政府对法国从主战转向了主和。慈禧的这次行动本来是封建王朝传统的政权之争，是再也平常不过了，但在法国人看来却极不寻常，他们清朝是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了。
1884年3月，香港维多利亚港“窝尔达”巡洋舰的会议厅里，福禄诺与到访的德国人德璀琳进行了一次别有意义的长谈。德璀琳是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外籍雇员，他与李鸿章的私交很深。福禄诺希望德璀琳能够从中斡旋，重开与李鸿章的谈判。之后，他将一封密函交给了德璀琳，委托转交李鸿章，他在密函中委婉地转达了巴黎的意思。李鸿章很快将密函转承清廷，并得到了同意。1884年5月6日，福禄诺到达天津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衙门，开始了新的谈判。
福禄诺向李鸿章提出了三项和谈条件：首先，法国保证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其次，要求中国从越南北部撤出全部军队，不再过问法越之间的条约签订等问题；最后要求中国开放广西、云南贸易，并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出乎福禄诺的意料，这次谈判非常顺利，除赔款外，李鸿章对其它事项一概应允。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因此，《中法简明条款》又称《李福条约》。但是，这个条款充分体现了李鸿章的外交方法，作为一个大纲式的条约，其中诸多条款语意模糊，多有歧义。在一些重要的文字上，两种语言的表述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比如，条约第二条规定：中文同意将在越南北方的军队“即行调回边界”。但中文中“调回边界”一词含义广泛，既可以理解为调回中越边境，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内。条约的第五条：根据法文本的约定，对条约的执行以及进一步订立详细条约等工作，应该在“三个月内”完成，而中文本上的内容则是在“三个月后”完成。一字之差竟是“天壤之别”，为两国日后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争议。
当李鸿章还在等待三个月之后与福禄诺进行详细谈判时，1884年6月16日，已经平静多日的广西边境忽然传来“十万火急”的电报。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向李鸿章报告：称越南屯梅、谷松等地的清军均在附近发现有法军活动的踪迹，并请示下一步的应对举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中法简明条款》签订时，福禄诺曾向李鸿章询问过清军在越南的驻扎位置，李鸿章根据前线的汇报，告知福禄诺清军已经退至谅山。福禄诺于是通报，将于二十至四十天之内派法国军队前往该地之外的地区“巡查越境”。对于这一要求，李鸿章表示需按照条约的要求，签订详细条约之后再行讨论。但是，法军并未在意李鸿章的话，而是按照“三个月内”撤回清军派遣军队，准备接管清军在越南北部的营地。
1884年6月22日，东京远征军的杜然中校率法军到达了谅山的南方一百多里的沧江岸边。23日，法军准备开始渡过沧江，以便继续向谅山方向前进。在沧江观音桥地带，当时由革职提督万生暄率领的广西清军3000人驻防。法军渡河时，河对岸的树林里突然传出一阵枪声，显然是一种警告，但杜然中校并没有理会，仍然继续组织渡河。渡过对岸的法军很快就在树林里发现了清军，这时的清军已经不需要再伪装了，他们是负责警戒的，很快就散去了。
不久，法军的营地来了一位中国信使，杜然中校接到了观音桥守将发来的照会，他从中得知，此地的中国守军事前确已知道两国已经达成了议和，但并未得到明确的撤军命令，面对目前的局势，他们明确表示还需要请示军机处。中方将领建议，希望杜然中校发电报给北京，催促清政府给他们下达明确的撤军命令。不幸的是，这份言辞十分通情达理的照会遇到的却是一位蛮横、不通情理的法国人，杜然中校对照会置之不理，坚持要向谅山方向进军。
无奈之下，万重暄只能亲自前往劝说，并表示如果法国人不发电报，他可以自行请示，不过需等待六七日。然而，杜然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表示在一小时后继续进军。下午四时，法军准备通过观音桥，满以为在自己的恐吓下，清军早就逃之夭夭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却在此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杜然的“最后通牒”却留给了清军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他们在观音桥提前构筑了工事，专等法军送上门来。当时，杜然中校有兵力约800人，正当他们以行进队列开进时，四周却劈头盖脸地射来了子弹，三千多清军设下了伏击阵地。法军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晕头转向，他们显得不知所措，于是扔掉所有的军械辎重，全面后撤。他们仅用了36个小时，跑完了当初出发时走了6天的路程，逃回了原来的据点。此役法军阵亡24人，伤亡人数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战役。
“观音桥事件”传回法国之后，舆论一片哗然，甚至波及整个欧洲。时间西方世界的舆论都认为，是中国单方面撕毀了中法和约。1884年6月26日，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接到政府命令，要求其立即停止从越南声部撤军的行动。而中方认为法国根本没有道理，因为根据条约，中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来执行条约的义务，而在三个月未满时法国军队就来到中国军队的防区，显然是法国错误在先。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一时间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福禄诺，而法国《倔强报》更是发文指责福禄诺是“骗子”，说他说了谎话。福禄诺当然不能忍受了，他指责《倔强报》主编罗士佛侵犯了他的名誉，二人互不相让，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决斗。让人想不到的是，罗士佛还居然打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