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启蒙运动，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法国，很少有人会想到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之前，苏格兰是欧洲的边陲穷国，人口也只有100多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却在18世纪涌现出了一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并引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高光时代，苏格兰的高光时代无疑是工业革命的100年。苏格兰是如何做到的？亚瑟·赫尔曼的“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回答了这个问题。
与启蒙运动同步，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起始于对绝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苏格兰第一个挑战绝对基督教教义的人。在他那里，人的道德感不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生而俱来的本性。对于刚刚跨入现代化门槛的苏格兰来说，这个观点具有革命性，但是，相比于霍布斯的理论，这个观点显然是落后了。凯姆斯勋爵的学说是对霍布斯和哈奇森的中和。一方面，他赞同霍布斯对自然人性的描述，认为“占有欲是自然赋予人的秉性”；另一方面，他又借鉴了哈奇森的观点，认为社会本身蕴含“良知的声音”。法律对于秩序是必要的，但只有当法律和社会良知一致的时候，社会才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演化并接近这个完美状态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凯姆斯勋爵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个体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没有社会，因而也不需要法律；到了农业阶段，社会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即“个体的劳作不仅让自己得利，而且也让他人得利”。此时，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人们不得不诉诸合作来完成日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由此，法律有了用武之地，社会也因此朝着“融洽的亲近关系”发展。
商业会消解那些维持国与国之间差异和敌意的偏见；它缓和并滋润人们的习性；它用世间最强烈的关系之一——满足共同需求的欲望——把国家连接在一起。在每一个国家，它为全体公民建立一种秩序，以满足公民维护公共安宁的渴望，从而给各国带来和平。当商业精神在一个社会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社会的政策、国际联盟、战争和谈判里发现一个新的灵魂。
在写作《国富论》之前，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此时的他，多少还受到哈奇森的影响，但又试图有所发展。为此，他区分了伦理的两个层次，一个是正义，另一个是同情心，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感。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此时，斯密还是在追随哈奇森。道德给社会增添色彩，但是，就社会的运作而言，正义就已经足够了。从否定面向来说，正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肯定面向来说，正义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因而，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 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林德建议英国海军在舰艇上常备柑橘，但没有得到响应，只有詹姆斯·库克船长——一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探险家——在1769年开始他的澳洲探险时才听从了林德的建议。直到1795年，柑橘才成为英国海军舰艇上必备的食品，而这还要感谢另外一位苏格兰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ne）爵士对英国海军的劝说。大英帝国能够称霸世界海洋，小小的柑橘功不可没。
瓦特这个励志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文盲。他改进蒸汽机，没有得到多少科学的指导；他也不关心背后的科学原理，只关心如何让这部神奇的机器更加有用。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却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苏格兰人也许不善于进行颠覆性的发明，但他们凭着对“有用”的追求，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苏格兰哲学相信人类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而知识是否可靠，“有用”与否是唯一的检验标准。人类文明是人类建构的结果，但不同的建构方式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大体而言，从经验出发、以“有用”为目的，大概是最安全、而且也常常是最有效的方式。
出生于1771年的司各特患有小儿麻痹症，但这不妨碍他拥有浪漫主义情怀。他不喜欢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甚至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参加英国抵抗拿破仑扩张的战争。趁着做地方官的机会，他游历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地区，收集各地的民歌，最终于1802年至1803年出版三卷《苏格兰边区歌谣集》。随后，他的历史长诗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享誉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拜伦的出现让司各特意识到，他接着写诗歌没有什么前途了，转而开始写历史小说。在当时，小说是给下等人看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司各特一开始是用笔名发表小说的。他的最著名的小说是《威弗利》（Waverley）。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被平息之后，最后护送查尔斯王子出海的麦克唐纳家族的女主人芙洛娜·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而男主人公是虚构的一位英军军官威弗利。小说的基调是悲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