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一役结束后，中日关系迅速降至冰点，广大士人群体纷纷走出书斋，倡言废约，在败局已定、和谈既成的情势下，不少士人在各地参与创办报刊、学堂和学会，共同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在此期间，稍通时务者皆不约而同地将惊疑的目光投向彼岸，日本作为战胜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办洋务何以一成一败、两国关系又将何去何从成为亟待探寻的课题。 对此，我们仍可从伊藤博文的身上找到一些答案。身为这场阋墙之战的始作俑者，又有胜利光环的加持，伊藤博文自然也难逃世人审视。如果将这一时期国内舆论热衷于重新发现日本的局面称之为“日本热”的话，“伊藤热”则是其中极为高涨的一朵浪花。直至戊戌变法前夕，士人的日本认识一直与伊藤博文仕途的二起二落密不可分，按照关注内容大致可划为热议、热捧两大类，分别代表了与敌为邻和化敌为友两种声音——它们先后出现，却又并行不悖，为日清合纵论的登场做足了铺垫。以下将逐一论之。 首先，当城下之盟已见怪不怪，哪怕割地一隅、赔银二亿，对大多数国人而言也只是几个抽象的天文数字，唯有切肤之痛方能使其理解和约条款之苛刻，于是因伊藤氏攫夺利权、草菅人命而发的愤慨便构成了“热议”的第一层基石。天朝颜面扫地，旅日华商首当其冲：“东京小孩及无赖一见华人踪迹，即詈为豚尾汉，或鄙为半僧。华人之至此经商者，必扮作日人，始免乱抛砖石。”侨民在他国遇险，领事“本有讯理华人词讼之权”，然因“李傅相定和约于马关，准日相伊藤氏之要求，忽改为日本治外法权全有，其意盖谓外人之寓日本者，日本有全权以治理之”，以至于形同虚设。 而在领事官鞭长莫及的台湾，华民更是深受其害：“土民之斩木揭竿者，时被日人所剿杀，肝脑涂地，惨目伤心；而其间安分良民，或农或贾，兵戈所指，悉被株连”。更有甚者“在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开埠通商”后，日本商民在内地可横行无阻，治外法权的丧失令人哀叹“国体何在，商困竭抒！”其次，除了出自本能的仇视外，伊藤博文面临的诸多困境在士人看来亦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这些鸡零狗碎的谈资中，伊藤博文走下神坛，他拥有和常人无异的离合悲欢，既是时代的弄潮儿，又被浪潮所反噬。失败者乐于欣赏胜利者的烦恼，从中寻求一丝快慰，或为嘲讽，或为感慨，或为同情。和约尚未订时，伊藤博文“见台疆物产饶富，即诩诩然索之”，遂在春帆楼向李鸿章挑衅道：“我兵现方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后者警告“台湾系潮州漳州客民迁往，最为强悍”。然而伊藤“固自以为能”，执意要武力攻台，“孰意竟有台民之性成坚忍，刘大帅之誓不降服敌人”，一时不克，遂有时评嘲笑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退还中国”说虽只是评论人的一厢情愿，但日军死伤惨重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当丘逢甲含泪写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诗句时，伊藤博文计划巡台却一再延期的传闻屡屡见报，也从侧面证实了攻台不易、治台更难。台湾固然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更令伊藤博文糟心的大概还是来自国内的攻讦。台事纷纭未定，议员们却借朝鲜宫变发难，“谓三浦氏在高丽滋事，应归罪于伊藤大臣，盖以伊藤氏现总理内阁事务，全权在握，不应使无知妄作之人出使他邦，致辱国体也”。 一次无理取闹的问责，竟然逼得“伊藤氏遂有辞官之意，嗣又因病乞骸”，舆论纷纷猜测其中必大有文章，而“日皇传谕并敕使至大几邸第，告以不必”和“日廷拟以黑田伯爵任总理大臣，其他二三大臣亦多更迭”的消息，似乎更为伊藤博文的“失宠”增添了几分说服力——这在中国士大夫眼里又是一出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政治悲剧。屋逢偏漏连夜雨，自古忠孝难两全。他为日本赢得了战争，却痛失了至亲，带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伊藤博文急流勇退，此后“流连风景，陶淑身心”，时或“并招艺妓侑酒，笙歌竞奏”，常与宾客“各极其欢，迨至夜阑，始各兴辞而返”。报人笔下勾勒出一幅淡淡的《韩熙载夜宴图》的既视感，此中包含着七分落寞、三分纵欢。 1898年初，伊藤博文重回中枢，开启第三届首相任期。时隔两年，他要接手的是一个更为棘手的摊子。一面是穷兵黩武导致的财政紧张，面对东京、大阪、兵库、长崎等府县知事巴望拨款的陈请，他只得拖延说：“诸君所述自是实在情形，本大臣早已洞悉于胸，但诸事更有急于此者，不得不通盘筹算，分别缓急，以定从违。”另一面是愈演愈烈的党同伐异，如自由、进步二党“平日各立门户，几如冰炭之不相能，近皆不满于首相伊藤博文，因互议合而一之”，于五月初四日在东京集会誓师。上述各例的的确确是伊藤博文进退维谷的真实写照，所谓高处不胜寒，大抵不过如此。 看见仇人过得不好，士人就放心了吗？那倒也未必，纵览相关报导，其中不乏幸灾乐祸者，但多数简讯仍坚持一种淡化情感色彩的叙事口吻，将伊藤作为日本政治的风向标加以揣度，这也是与敌为邻时必备的新闻嗅觉。再次，当晚清洋务派纷纷陷入无所适从的宕机状态，伊藤博文却在改革的深水区不断砥砺前行，而他的心血——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本再次吸引了士人眼球。伊藤博文对台事事过问，其中必定少不了他的默许，“以皮肉之生涯，供国家之帑项，是诚日本之独出心裁者也”，即便鸨母见了也要直呼内行。 而他同时又是男女同权的“倡首者”，认为“重男轻女实背乎同权之义”，遂慷慨资助成濑仁藏“创立女子大学校于大坂府治”。显然，在伊藤博文的观念里，人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工具，这一点往往为史家所讳谈。撇开这些奇葩操作不说，待消化了两三年甲午战胜的果实，伊藤重掌相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饬各地方官，兴利除弊，振作新猷”，之后又“将广岛县废去，分隶各县”。在拓植问题上，他厘定“治台大旨”，“以安民为第一要务”，平衡军警配置，简化立法，开路通商，准许“土人风尚如与政治无关碍者”相沿。 邻国变政之花样百出向中国士大夫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维新大业从来没有完成时态，而是永远处在进程当中。正当人们对伊藤博文的议论感到莫衷一是时，热捧之声也悄然汇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从士大夫初始、渐知伊藤博文的经历可以看出，大体以甲午战后为分水岭，他们对后者的态度开始由抵制转变为接纳。如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5年1月24日），张荫恒在即将出使日本前对伊藤等人的印象是“敌焰方张”、“积怨已非一日”，两年后凑巧与伊藤博文同舟离英时，却能“沿途共话，意见相洽，谈论甚欢”，登岸后还互道“珍重而别”。 然而，这份脆弱的塑料情并不能给朝野士民带来安全感，谭嗣同就疾呼道：“夫日本席全盛之世，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道咸以降，凡欲“自振”，则须师夷长技。这时，除了船坚炮利的西洋，日本也跻身准“文明国家”之列，成为有志图强者憧憬和效仿的对象。谈及自强，士人们动辄言日本有何举措，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具信服力，他们往往会寻找一个代言人，伊藤博文“固为日本第一流人物”，无疑是最佳人选，那些平日不便明示的想法都可以借他之口不吐不快。 虽然非议朝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悠悠之口，岂能尽封？《集成报》就从《时务报》上摘录了一段《东京学会录》的译文，认为“中国常轻视日本，而不知其国文明日进”，称伊藤博文重视培养日人的“爱国之念”，训练日军时“以勇气与纪律见长”，将甲午战败归因于“华人之瘼视其国家”和“中国军队颇无纪律”。这些批评在战前是相当罕见的。士人以他山之石攻玉，既可直抒胸臆，也可免因言获罪。 如果说士人们将伊藤博文当做工具人来使用是为了自圆其说，那么晚清中国所面临的不断累积的地缘政治压力，则切切实实地拉近了他们与伊藤博文/日本的距离。1895年，梁启超、汪大燮在主编《中外纪闻》时留意到“闻日本有达权大员数人，前在爵臣柯古马寓所聚会，商议日本宜如何整顿以雄大局”，其中有一款为“日本应添增兵力以防与某大国相争”。无需猜疑，读者皆心知肚明：能令日本如此戒备的，舍俄其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俄国的危害在今人眼里远被低估了，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现实外交的需要，暂且按下不表。 伴随《日本国志》等书刊的发行和传播，本着“敌人之敌即吾同志”的想法1，士人们还惊喜地发现日本与俄国不仅结新仇，而且有夙怨——故事要从明治维新的发轫之端说起：1868年，睦仁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藩侯蜂起叛乱，当时“泰西有四国各存意见”，即法国襄助德川庆喜、英国暗中保护王室、美国奉劝日廷行维新之政，“独俄人贪心甚炽，垂涎其旁”，“存吞噬日本之心”。此外，密切的国事往来似乎也成了“日本迄今仍与法及英美和好无间”的力证。如光绪廿三年四月初一，日本海军大将有栖川亲王动身前往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随行者中“无官一身轻”的伊藤博文赫然在列，时人纷纷猜测“伊藤侯突然作欧洲之行”绝非“惟游历而已”这么简单，“或欲日英暗中联约，合力以筹朝鲜，并抗拒俄国”。阅读晚清时期的《申报》《湘报》《时务报》等相关译介外国政经新闻、自然社科的报纸，即可发现，分析日俄因何频生岨峿，继而推论两强必有一战的文章比比皆是。作者不外乎两个心态：一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认为日本在甲午一战中巨耗国力，为防俄国坐大，有意盟英善华；二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想在日、俄之间施展平衡外交以捍国权。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想法，还真得到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响应”。 1898年，《湘报》上刊登一篇译自日本《镇西报》的《日士忧国》，其中记载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5名志士“访伊藤首相于官署”论东方时局之事，这时，日士所言“东方之危”已包括但不局限于俄国入侵。伴随着瓜分狂潮席卷神州，洪水溢出民族国家的疆界，成为悬在亚洲诸国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保国保种，中日两国志士遥相呼应，终于促使游荡在东亚上空的那个幽灵发出了第一声啼鸣。 在亡国灭种的危局下，康有为积极组织强学会，意图唤起匹夫之责，他说“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这时候，国之存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近代的殖民扩张浪潮中，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被强加给弱小国家，土耳其、波斯、印度、安南、琉球等国覆灭都被冠之以“文明”的名义。康有为看到了这一点，直接将新、旧与兴、亡划等号，说“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但又认为危机之中尚有一线生机，因为丛林中的强弱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19世纪末，法须自变基本成为晚清士人的共识，然而关于取法的对象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学习西方以正本清源，另一种主张师从日本以速见成效。 康有为的变法观虽建立在调和二者的基础上，但仍以后者为主导。1898年1月24日，在进呈给光绪帝的第五书中，康有为献策三条，“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他在之后几次上奏中反复陈述青睐日本的理由，其中三月二十三日（4月10日）的折子说得最为透彻，指出西洋国情各异，实非铁板一块，日本取西法之精华而去其糟粕，既分“先后之序”，也知“轻重之宜”。 称赞完日本的政制精良后，康有为接着大谈人和的重要性，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抨击冗官之弊时，说道：“凡旧国积弊，必官吏纠纷，文书积压，冗员多而专任少。日本旧俗既然，我中国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鉴也。”日本在甲午战后对于中国而言是个既恨且爱的存在，它不仅是第一个由黄种人缔造的“列强”，也验证了后发先至的可能性。 透过有关伊藤博文的热议和热捧，不难总结清廷当时的处境：文明太远，日本很近。这话里大概有自相矛盾的两层意思——日本是中国通往文明的障碍；日本自身就代表文明。对于这两层意思，清末士人同样深信，并在观念中将两者奇迹般地统合在了一起。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