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9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在部队里她的编号是第230873号伊丽莎白·温莎二世中尉。
照片是1945年4月，服役的伊丽莎白独自在给一辆军车换轮胎。
1931年一位玻璃清洁工正在纽约帝国大厦上工作，在看到摄影师要给他拍照后，他张开双臂摆了一个毫无畏惧的造型。
在20世纪初，飞艇是十分时髦的交通工具，商界富豪、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佬都以坐飞艇为荣。但是，1937年兴登堡号飞艇发生事故导致35人丧生后，飞艇的发展就陷入了停滞状态。
今天的放射线成像设备长得没那么可怕了，打扮怪异的操作人员也不会再让你感到恐惧，但医学扫描机器仍然会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和奇怪的响声，让人觉得不安。
这批浓妆艳抹穿着高跟鞋的女队员正在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效忠。浑然不知即将要面对的是多么残酷的训练。
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个就是11岁的希特勒。根据当时毕业照拍照的惯例，拍照的位置是按照学习成绩来排列的，成绩好的学生坐在第一排老师身边，成绩中规中矩的在中间，成绩差的在最后一排，11岁的希特勒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所以站在最后一排。
一位本应该操持家务的中年妇女也加入了战斗，她头戴缴获的德军头盔，身前放着两颗德制M24式手榴弹，腰上挎着一个手枪套，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手枪。
帝国大厦竣工于1931年4月11日，是美国纽约的地标建筑物之一。1931-1972年这41年间，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1945年初，在莫斯科附近的杜博塞科沃，一辆满载着刚刚出厂的苏联IS-2重型坦克的火车正准备运往前线。
该重型坦克一共生产了2250辆，它拥有强大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德军统帅部甚至曾专门对欧洲东线战场的部队下达指示：德军坦克应当避免与苏联红军的IS-2坦克正面交战，尽量采取设伏或在有掩蔽物的地形上对其射击。
1958年吉林通化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一家公私合营的食堂在除四害期间被通化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了“无蝇食堂”的荣誉牌匾。
槟榔西施是一种在我国台湾省特有的职业，特指年轻漂亮的女性穿著时尚的服饰，在路边摊位贩卖槟榔。
值得注意的是摩托车牌照上写着台湾省三个字。
头戴瓜皮帽、戴墨镜惬意地坐在人力车上的八旗子弟，穿着破旧衣服和草鞋一脸愁容的人力车夫，车旁边跟着帮主人拿鸟笼子的奴仆，后面还尾随着一个拉垮的跟班。 就是这样一幅“盛世”景象，奏响了大清帝国的末日悲歌。
1893年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坐在正中）在日本。他与同行的侍从和友人都穿着和服。
21年后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视察期间被刺身亡，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这是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充电的电动卡车。当时大清还没有灭亡。
上世纪60、70年代，各个航空公司都在相互竞争，绞尽脑汁儿吸引那些做生意的男性客户。小短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穿着，于是航空公司将空姐制服设计成小短裙，来吸引更多的乘客。
台湾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加入日本军队的台湾青年全部改成日本姓氏。图为即将改姓日本姓氏的台湾青年，手捧祖先牌位去焚烧。日本人这一招跟挖人祖坟没啥区别。
照片拍摄者是爱德华·柯蒂斯，这是一位以拍摄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而著名的摄影师。他用了30年的时间探寻印第安人，给印第安人拍了4万多张照片。虽然现在这些作品常常以高价拍卖，但直到去世爱德华仍是一贫如洗。
当时克罗地亚正在爆发战争，这名善良的士兵在战争间歇打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分发圣诞礼物。扛着枪的他仍然没有忘记身为一个士兵的职责。
此前德军对她威逼利诱，甚至告诉她只要供出她同志们的藏身地点就可以饶她不死，并且还会给她提供优厚的待遇。拉蒂奇言辞拒绝，并表示“我的同志们在哪里？当他们来为我报仇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们在哪了！”，随即英勇就义。
1960年，那时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酒吧会雇佣人把喝醉的人装在篮子里背回家。这可能是最早的代驾吧。
这个加长版的大家伙一次性可以打出一斤的钢珠，如果鸭群密集的话一枪可以打中50多只鸭子。
当时柏林墙尚未建设。美苏两国因为意识形态等问题经常在柏林发生这种对峙事件。两国士兵也对此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