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就突然掀起了一股“民国热”。先是民国服装，旗袍、中山装等突然受到时下时尚的欢迎。接着出现堪称最美教科书的民国教科书，由书展开到学校，民国大学热由此而来。在媒体社会多方的宣传下，不禁有人大呼：“好想回到民国去上大学，去体验一把大师成堆的时代。怀念一个金光灿灿的时代无可厚非，但是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真实存在，真的对得起当今社会把它高高捧起来的那热度吗？细心抽检之后，会发现，民国的大学并不像现在说的那样无懈可击。
真实的民国大师们。
现在许多人看来，民国大学里面的教授们，有许多都可以被称为大师的人。他们现在被形容为高高举起明灯，为后人照亮前行之路的人，是海上的灯塔，是耀眼的光芒。真实情况呢？在民国大确实存在一些天资禀赋的人，其卓越的贡献，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辞海》中这样定义大师：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敬仰的学者便是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说：“大师应该是能引领世界某一方面方向发展的人。”两个标准一出，可能就已经自动过滤掉了许多被追捧的民国大师。
北大校园中师生正在演讲
引领世界之方向，创造巨大成就者，很大民国大学的教授们恐怕也只能做到创造巨大成就，而且这个成就往往只能影响中国之进步。例如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等人，在大学里，在思想界，积极的推动着思想的革新，推动文化下移，致力于文化大众化平民化。这对中国当时的意义来说是非凡的。但是把它铺开，放到世界的舞台，它就显得相对渺小。同时期的世界，爱因斯坦已经提交了《万有引力方程》的论文，罗素已经完成了《数理哲学导论》一书，他们的著作不仅震动了西方，还影响着世界思想界的发展。而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部分因子，还是从西方文明的进步发展中吸取进来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取得的璀璨成就中，不少都是从西方大师的转化加工而来的。到了三十年代，教育当局更是对大学发出这样的感叹：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
那么大师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其实民国的许多被人称为大师的教授，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著作颇丰，被称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面对大师这个称号，起初季羡林先生并没有正面回应过，直到他出版了《病榻杂记》在其中，才做了正式的回忆。他说，大师的头其实是来源于他的一次讲座。当时有一位记者，在报上发表《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在兴起》，之后包括季羡林在内的同台五位教授就被称为大师。季羡林谦虚的说道：“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领上把‘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可见大师的称号，大多是媒体炒作而成，并没有严格的评定标准。况且季羡林以印度梵文研究著称，被称为“国学大师”也确实有失偏驳。季羡林这样学问卓越之人都不敢称自己为大师，也可见许多其他的被大师的人是否真的称职。
季羡林先生
自由的大学，大学的自由。
现在高校越来越多，学生人数的倍增，必然使得高校管理的范围扩大。这个扩大的触手，必然碰到学生一些自认为不可触碰的自由。加上我们当下，在高中学习的种种不自由，所以步入大学之后，就像得到更多的自由心理。使得我们普遍以为大学是非常自由的。大学细致的管理规定，和学生心里所向往之自由，两者势必会发生一种有形无形的冲突。面对当下的不自由，很容易就让人会想起过去。蔡元培在北大时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在这时候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那么民国时期的那种自由真的值得我们向往吗？
民国的女大学生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一年就换两个教育部长，如此动荡的社会，却给思想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在大学也是如此，各种思想都可以在校园内存在，可以说当时的大学就是思想自由的塔尖代表。但这只是民国大学自由的另一面。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民国大学里那种相对没有枷锁的自由，有的时候，往往做出了许多超出赛道的事情。
北大的老校友朱海涛在《“凶” “松” “空” 三部曲》中这样记载他在北大的校园生活：你爱住在学校里，可以（只要你有办法弄到房子），你爱住在家里也可以；你和你爱人住在一起更可以。······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总之，一切随意。现在看来，这简直是柏拉图式的校园，是素质教育的一片伟大的天地，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去有所追求。但是这带来最大的影响却是，学生极其严重的出勤率。
正在上课的民国大学生
据 1916 年 12 月《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今名中国大学）报告》，“教员张廷健讲解尚明，惟少发挥。学生人数一百三十人，出席六十七人，缺席六十三人”“教员黄尊三讲解不甚合法，二班人数二百三十六人，出席一百四十人，缺席九十六人”“专门部法本科乙班授债权，教员黄旭，该班原额八十人，出席二十人，缺席六十人”如此令人炸膛的缺勤率，着实让人吃惊。
朱海涛继续写到：老北大的住往往是非常畸形的······每一间房子每一张床位，全都是“兄终弟及”的，学校当局无权过问。······现象发展的极端，于是学校宿舍经常住满一大堆校外的人，而正牌学生却没有地方住。当你摊上这种“完全的自由”而没有地方落脚的时候，会不会感到气愤呢？当它人过于伸长膨胀自己的自由，而把你的那片天空挡住时，你还会去想念那个宣称自由的民国校园时代吗？
燕京大学的大学生们
民国自由的大学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向往的，例如思想上的自由。但是更多的，它自由的B面，却不禁让人有点后怕。大学始终是不能让自由全部包容的，而应该是在大学建设一定围墙的基础上，发展自由。不然如果真的像民国大学那样去做自由，相信很快，不仅仅是高校老师，可能很多大学生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民国大学自由，你还会向往吗？
民国大学热应该泼泼冷水。
民国大学热在当今宣传所幻出的光鲜下，后面的现实远远不止这些。民国教授评聘缺少严格规定，大学校长权威过大，学生选拔标准有待商榷等等现实，足以成为一桶又一桶来自现实的冷水。更重要的是，民国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能进入大学校园的基本都是中等家庭以上出身的学生。光是高昂的学费就足以让你望而止步。1936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设置的公费生补助为250元，以保障公费生的最基本在校生活。也就是说，在民国上大学，最少要250圆，而当时一个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标准为一年30圆。如此高昂的费用，足以让许多底层的普通人与民国的高等教育绝缘。反看当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负担。
北大篮球队
对当代不满意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回忆过去。这一回头，不免加上许多自我的臆想。拨开民国大学热的历史真相。无论是大师热也好，自由程度也好，等等一系列，都存在着许多我们不值得向往或者借鉴的问题。对民国大学热的单纯崇拜，无非是一种变相的观察，那个时候精英们精致的生活罢了，可是谁又注意到，那些精英背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还在生存线上苦苦支撑。
但是许多民国学者，在迷惘黑暗中，所创造出的许多思想成就，现在也依旧值得我们学习。如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发扬壮大。民国热需要降降温，但那些在民国大学中，所诞生出来的珍贵思想结晶，我们可以适时的让它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