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回到现实生活中，这类观点就要保守得多了。
在原始部落中，有的认为自杀是在对抗神明，很不道德；有的觉得自杀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高尚得很；有的就没太把自杀当回事，死就死了。
比如说，美洲印第安人在同现代文明接触之前，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普韦布洛人中，杀人害命的事很少发生，如果发生了也是调解了事，但自杀却被视为不道德的事，即使自杀未遂也是不能容忍的。相反，祖尼人就显得浪漫得多了；祖尼人把自杀看作是「同一个漂亮的女人一起睡着了」。
相比美洲印第安人，平原印第安人的自杀就显得有些特别了。有研究显示，平原印第安人如果感到没有前途、生活无望，便在打仗时把自己绑在某个地方，打败了，他便死在那儿了；打胜了，荣誉就找上门了。
至于西海岸的克瓦基特人，他们为一点小事——比如说，别人讪笑——也可能自杀。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上层社会自杀成风，对自杀的态度差异很大。
有赞扬的，比如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和古罗马的塞内加，拥护大多数的自杀行为，认为自杀是人类为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终极表现。他们代表的是古希腊、古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看重统治集团的利益。
有赞扬的就有反对的。很明显，自杀到底有损奴隶主的利益，因为奴隶自杀损害了奴隶主的地产经营，不利于殖民地的统治。为此，苏格拉底学派对自杀持保留或反对态度，尽管他们最后有的人也被迫自杀了。
早期基督教富于革命精神，许多教徒把自杀看作是一种殉道行为。
基督教早期的欧洲，对自杀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助长了基督教徒自杀之风。有的基督徒认为某些自杀行为是道德的，甚至妇女在被强奸时就应该自杀。法国有一个海岛，中世纪时只要行政长官批准便可以自杀。
不过，这种自杀热在教内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偷吃伊甸园禁果使人变得堕落，由此导致了终生受苦，但是让人受苦或者死亡的权力在上帝手上，凡人没有资格决定的；自杀，僭越了上帝的权力。
基督教徒的自杀使奥古斯丁大为震动，于是他在「原罪」的基础理论上，提出了禁止自杀的教条。这一宗教道德理论，统治基督教十多个世纪。
从此，在欧洲，侮辱自杀者的事件多如牛毛。比如说，尸体要被拖着游街，到人多的地方肢解，随后悬挂在树上；人自杀后，不得从正门出殡（只能挖墙洞运出来），不得葬于公共墓地，不得举行宗教仪式……
奥古斯丁的思想影响深远，直至启蒙时代，伏尔泰仍然认为自杀不是风俗，也没有积极价值和令人希冀之处；自杀，意味着失败、愚蠢和病态。
这样一来，日后人们认为自杀是一种软弱的行为就有了理论基础。
到了十八世纪，自杀问题仍然是哲学界和宗教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以蒙田、休谟和叔本华为一方的认可论，矛头直接指向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禁止论，以康德、斯宾诺莎为一方的反对论，同休谟的理论杠上了。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大陆还一直进行着对于自杀行为的广泛争论。
受教育的、城市的、世俗的人们日渐明白，诸如避免受辱、受苦或因为某种浪漫原因而自杀是合乎情理的；少受教育的乡民和笃信宗教的人们却陆续诋毁各种自杀行为，当然了，他们的激烈程度也有所减弱了。
自古以来，中国对于自杀一直是采取无可无不可的中立态度，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
中国人，一方面同情自杀，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杀者的尸体和鬼魂。
其实呢，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同中国人一样——害怕自杀。美国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说，欧洲人害怕自杀有如今天美国人害怕黑手党。
二十世纪，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放松了对自杀行为的诋毁活动。虽然法律仍禁止自杀，自杀未遂却很少被视为犯罪了，也不会就此产生什么争论；能引起争论也就是安乐死问题。安乐死问题美国的争论最为热烈。
在美国，争论中，医务界较非医务界热烈，医学生较医生热烈，年轻医生较老医生热烈。由于有安乐死案被判了刑，因此医生对于主动安乐死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医生是口头积极，行动并不积极。
二十世纪，关于自杀道德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二是，人们又在何种情况下才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头一个问题，答案正趋于肯定。对于后一个问题，莫衷一是。
回到中国，几十年前，革命队伍中的自杀被视为自绝于人民，平民百姓中的自杀被视为社会不良和压迫的象征，自杀被列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自杀数字成为保密材料。
直到1989年和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公布了由中国申报的自杀数字，这意味着自杀道德观的转变。
（资料来源：《自杀的历史》，乔治·米诺瓦著，李佶、林泉喜译；《自杀病学》，何兆雄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