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向乾隆密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其称安顺府的官员在例行查验旅人时发现了一份“孙嘉淦奏稿”（此时孙嘉淦任工部尚书），奏稿的内容直指皇帝且狂悖、大逆。
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案子的相关线索虽然越来越多，被缉拿的案犯也高达千人。但是乾隆却发现，伪稿的传播路径正在各省之间形成闭环，反而越来越没有头绪了。郁闷的皇帝，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发泄怒火的上谕。
由于各省基本都参与进了这次长时间搜捕，原本要秘查的案子也慢慢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就这样被“伪稿”羞辱的皇帝，因为迟迟不能破案再次被羞辱，成为皇朝臣民茶余饭后的笑柄。各地督抚也就愈发不敢让案子在自己辖区“告破”了。
乾隆十七年末，皇帝终于没有了信心，也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羞辱了。乾隆决定结束这个案子，但是不了了之是不行的。于是乾隆十五年参与那次聚餐的军官们成为了最终的背锅侠，刘时达被乾隆钦定为“首犯”。
案件告破，各地督抚也纷纷上奏称颂皇帝圣明，而此时的乾隆除了尴尬接受这近乎嘲讽的称颂，也不能怎么样了。
这并不是乾隆的失败，实际是皇朝的失败。官员的陋习、官场的陋规，都来自皇朝制度本身。而皇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是来自这个制度，所以不论皇帝意愿如何，他都无法改变皇朝的根本制度，自然也解决不了原生于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