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个性、激情飞扬、才华出众、兴趣广泛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与忧患共此生的入世志士。梁启超进入世人的视野，首推其作为戊戍变法的领袖之一，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精神宗师与文化巨匠之一，作为中西古今文化大撞击大交融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推进者与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个政治家型的思想家和思想家型的学者，梁启超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化亦做出了不容忽视的突出贡献，具有重要的深刻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世纪的来临，随着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向着纵深的拓进，梁启超在中华现代新文化的初创期融通中西、传承古今而努力创成新说的独特意义正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自鸦片战争始，救亡图存的严峻社会主题，中西撞击的基本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日趋泥滞缺失生气的现实，使得中国思想界的一批时俊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民族命运之复兴和民族文化之新变相统一的历史性课题中。执着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新文化而论争、探索、开拓，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的主要价值走向。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对于异族文化从消极抵触到被动接纳到主动对话，对于民族文化从盲目自大到否定自卑到自立自强，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文化新生的一段历史之旅，也是几代民族精英艰难前行的思想之旅。在这个呼唤激情与责任、呼唤热血与睿智的民族性思想文化旅程中，梁启超正是其中的“论著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的承前启后、开创风气之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为我们留下了1400余万字的宏富著述，内容涉及了政治、哲学、史学、经学、美学、文学、教育、经济、法律、新闻、宗教、考古学、金石学、文献学以及地理、算学等诸多领域。他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阈，是近代较早自觉而积极地大范围吸纳呼应“西学”的思想先驱之一；他又具有坚实的民族立场，非常可贵地不轻易盲从时流，并对民族文化的新生始终保持了热切的诉求与乐观的自信。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型而非书斋式的学者，梁启超总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来思考与提问，具有自觉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因此，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创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典型地体现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性转型中的某些历史轨迹与历史特征；也具有突出的个体特质，从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图谱中独树一帜。可以说，不管对梁启超思想文化成果的具体评价如何，只要论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就不可能无视梁启超的存在及其典型意义。梁启超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开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从整体而言，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创构的理论开掘与思考着重体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西交融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二是古今交替（转换）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他视野开阔，立足现实而又高瞻远瞩。其中的一些探索在今天仍极富启示。
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创构的基本方法立场，梁启超主要有“三论”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文化“结婚论”。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应迎娶西方优秀文化（即“西方美人”）为自己的文化育出“宁馨儿”。第二是文化“化（冶）合论”。梁启超认为要将不同文化的特质化（冶）合，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第三是文化“系统论”。梁启超指出中华文明的责任不仅仅是建设自我，还要对人类全体有所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的大系统中去。从世界文明的视阈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梁启超提出了“四步走”的策略：即第一步要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第二步要用西方方法去研究西方文化以求得其真相；第三步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用其它文化来补充，最终化合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要把这个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全人类获益。梁启超还指出这样的一个新文化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化几十年的时间去建设与实现。“三论”从方法论角度看，都主张中西融会，把西方文明的吸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新生的一个必要促进因素。从文化立场来看，从“结婚”到“化（冶）合”到“系统”，“三论”都具有坚实的民族价值立场，同时，其文化视阈又是开放的。从思想内涵与价值向度来看，“三论”各具特色，在内涵上逐步丰满，对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亦日趋自信。“三论”各有侧重，从不同侧面共同建构了梁启超关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关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梁启超则深刻而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梁启超并不否定人的物质存在及需求，他认为人总有“生存的要求心及活动力”。但他把人的精神生命视为人的最高本质，并认为人必须知情意三件具备且完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格人的追求是梁启超文化思想中的核心目标。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学说，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新民”的理想是梁启超人格人追求的重要理论起点与一面理论旗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全面展开了对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工作。这些建设一方面是对各现代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同时，其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新的民族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建构。
从美学思想建设来看，美学思想是梁启超整个思想文化创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约从1896至1928年间。这一阶段，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古今的交汇中寻求新生与重构的历史转折期，也是中国美学直接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而初步开拓与建设自己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奠基期。从实绩与影响来看，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学这一初创与奠基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主要思考了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美？如何建构审美的人格与审美的人生观？如何开展审美实践与审美教育？如何实现审美的生存与现实的生存的统一？或者换一句话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就是美、艺术、人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若直接从文字数量言，美学思想在梁启超的整个思想文化创构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以哲学人生观为根基，把人生精神、美学精神、艺术精神的探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美学思想是一种人生大美学。因此，梁启超直接论美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他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乃至地理等各类著述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都不同程度地内在地涉及到了美与审美的问题。美与审美的问题在梁启超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内在而重要的意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至晚年其地位愈益突出。梁启超一生涉足的领域众多，从事的实践丰富多彩，其人生履历大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但最终，其所苦苦思索与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惟有其自己所界定的趣味主义才能予以最恰当的诠释与展现。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梁启超对于美的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其人生实践的现实步履水乳交融。我认为，不深入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很难深入地了解梁启超这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意义或许要超出其学科理论本身。或者说，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正是我们走近梁启超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解读梁启超是不可能光凭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但是，基于梁启超美学思考在其思想结构与人生践履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我以为，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将既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梁启超其人与其整个思想文化创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而且，基于梁启超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及其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梁启超美学思想也必然成为我们研究与观照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个案。
梁启超美学思想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年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年至1928年的成型期。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萌芽期主要以文学思想特别是文学体裁变革为中心，体现了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文体审美理想的萌芽；成型期则以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为两翼，集中围绕趣味美理想的建构与趣味人格的建设，探讨了审美、艺术、生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梁启超的美学言论形式多样，涉及了专题论文、演讲、诗话、词话、书信等多种形态。从具体内容看，则主要表述了关于美与审美、关于美•人生•艺术之间关系的基本见解，并对中国诗歌史、具体艺术体裁、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富有个性的研究、批评与赏鉴。什么是美？梁启超提出了“趣味”即美的本体性界定。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梁启超从中西文化中借用了“趣味”的术语，但却注入了自己的新的内涵。梁启超所界定的“趣味”既非中国传统文论中单纯的艺术情趣也非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纯粹的审美趣味。在本质上，梁启超的“趣味”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生命意趣，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何谓“趣味”？梁启超认为趣味的本质就是“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所达成的“有责任”的“兴味”。梁启超把“为”视为人类个体存在的本然姿态，强调真正的人不仅要“为”，还要超越个体之“为”的成败之忧与得失之执，从而达成“不有”的境界，实现并体验个体与众生与宇宙“迸合”之“春意”。不有之为的趣味之境既是梁启超的理想人生，也是梁启超的审美至境。趣味之境的追求在现实（生活）审美中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意向，追求一种至高无畏的献身精神；在艺术审美中表现为一种崇高意向，追求作家人格与作品精神的高尚性。如何实现“趣味”的人生？梁启超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趣味”人格的建构。他指出趣味人格的建构既要在生活实践中涵养，更有效的途径就是艺术审美教育。在早期文学思想中，梁启超提出了“力”与“移人”的命题。他意识到艺术有独特之“力”，可以“移人”。但这个“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移人”的关键目标又是什么？早期的梁启超是并不明晰的。及到后期“情感”与“趣味”范畴的提出，梁启超关于艺术与审美问题的思考才丰满并明晰起来。“情感”的范畴解释了艺术之“力”的本质规定。“趣味”的范畴使“移人”有了富有特色的具体落脚点。通过趣味，梁启超将审美人生、现实人生与艺术人生紧密相融，并从前期较为狭隘的文学视阈逐步拓展到丰富多样的整体生活与艺术实践领域，从前期较为外在的社会性功能视阈逐渐衍深到人与人生的本体性价值视阈。审美、人生、艺术的同一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与价值向度，哲学美论与艺术美论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两翼。虽然梁启超从未刻意在理论上营构体系，但其始终直面现实、积极入世的价值向度，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演进的纵向思想轨迹，以趣味为核心、情感为基石、力为中介、移人为目标所构筑的内在思想逻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融求是与致用为一体、融精神理想与现实执着为一体的富有自身特色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毫无疑问，梁启超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独特的主体性特征。它既呈现出新的启蒙意向、人文理想和具有悠久传统的伦理意蕴的某种个性化整合，亦折射着中国传统批评与西方经典学术的多重特征；它既充满了矛盾与变化，又在不断的探索中发展、丰富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中西古今交汇时代中国近现代美学范式创新与探索的一个重要范例。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学科的创构中，正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重要先驱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与层面，共同开拓了中国近现代美学学科的研究意识、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代开拓者与奠基人。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一代美学思想家及其理论成果的研究无疑是美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已有研究的焦点与成果主要集中于王国维身上。
在梁启超思想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的视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社会思想，在学术思想上则侧重于哲学和史学。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难尽人意，在研究意识、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也都较为滞后。我以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研究意识的局限。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倾向来取代学术研究，简单地贴标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主要就是这种情况。寥寥可数的研究论文因梁启超后期在政治思想上趋于保守，而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二是研究范围的狭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往往只以前期为对象，结论也往往只根据前期思想的特点与状况得出。且在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惯性，一谈梁启超美学或文学，就是其前期文学革命思想。这种状况实际上已成为梁启超文学与美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瓶颈。从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后期美学思想具有非常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梁启超后期论美的文字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期，其关于美的问题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也大大超越了前期。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在研究的领域、意识、内涵、观点、方法上均有较大发展。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是在后期完成的。正是在后期，梁启超逐步形成并凸显了自己关于美的问题思考的特色与深度。因此，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只研究前期，不研究后期，必然遗失了大量精彩的材料，局限了研究的视野，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科学公允的。
1979年，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梁启超王国维简论》。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先生明确提出：“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就不止是批判他的唯心主义或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如果从这个角度和标准着眼，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同时，他指出：梁启超“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他还进一步强调，梁启超的贡献“不仅在一般的思想观念领域中，而且还特殊地突出表现在文艺和史学这两个重要方面”。《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吹响了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研究的号角。20世纪80年代后，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开始从学术与文化的层面进入研究者的视阈。从1980年到2000年，国内出现了数十篇相关研究论文，但主要侧重于文学思想研究。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晓虹先生的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连燕堂先生的专著《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这是我所见到的国内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两部研究梁启超文学思想的专著。此后，直到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杨晓明先生的专著《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成为国内该领域目前所能见到的公开出版的第三部专著。尽管在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上国内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出了重要的开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的研究仍相显滞后。这方面的专著，在本著2005年初版前，国内外尚为空白。国内仅有叶朗、聂振斌、卢善庆、封孝伦诸先生所著美学史著作内个别章节涉及。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单篇专题论文也曾长期较为少见。1981年，姚全兴先生在《文学评论丛刊》上发表了《论梁启超的情感说》，可能是国内最早的试图对梁启超美学思想做学理研究的专题论文。1983年，万健先生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一文。1984年，陈永标先生在《华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试论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一文。此两文亦是我目前所见的最早试图从整体上观照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专题论文。总的来看，从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专题论文相当少见。1987年，聂振斌先生在《美育》杂志上发表了《趣味教育——梁启超》一文。1988年，聂振斌先生又在《美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梁启超的审美观》一文。同年，卢善庆先生在《美育》杂志上发表了《梁启超的情感教育思想》一文。这些论文均是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状况有了较大的进展。首先，陈望衡、陈文忠、邢建昌、徐林祥、杨平、蒋广学诸先生的涉及中国近现代美学、美育、审美文化方面的专著几乎都将梁启超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其次，单篇论文的数量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更为可喜的是，这些论著和论文在研究的立场、视阈、观点、方法上均有了较大的开拓与发展。梁启超美学思想正在被发现！
系统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还梁启超美学思想以本来面貌与公允地位，这是本书力求展开的工作与达成的目标。具体来说，本书主要试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事实。无论何种研究，没有对对象内涵的具体总结，其它结论都将是空中楼阁。梁启超美学思想究竟说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已有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成果较集中的领域。可以说，已有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梁启超美学思想内容与观点的整理和总结，但其中大多数以前期文学革命思想为重心，同时侧重于社会学视角的阐释。在“说什么”这个问题上，本书一方面希望跳出侧重于社会学阐释的片面视角，尊重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实际，着重从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的角度予以整理；另一方面也希望跳出拘泥于前期文学思想研究的狭隘视阈，展开相对全面又有重点的观照。为此，本书主要选取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与命题作为中心展开研究，希望能够提纲挈领，尽量准确地反映出梁启超美学思想本身的基本理论内涵；并从这些重要范畴与命题的理论特征中具体透视梁启超美学思想在古今中西文化传承与交汇中的历史转型意义及其理论价值。二是思想的脉络。本书试图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纵向发展演化轨迹与横向潜在思想逻辑予以概括与总结。我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角度有很大的关系——具体的细部的内容观点整理多，整体的理论概括与观照少。当然，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纵向发展演化问题实际上也已有不少学者谈及，但均属在其它论题中带及，以我所见资料，似尚无专文详加研讨。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横向潜在逻辑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难题。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定见，即大多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没有体系或不成体系，各范畴与命题间缺乏逻辑的关联。仔细阅读，这些观点在表述上多属印象式的判断，基本上未详加论证展开。在认真研读一手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对这类结论产生了疑惑。我发现，梁启超美学思想有着自己相当坚实的逻辑根基，他的一切言说，都是从这个根基生发出来的；当然，他的具体言说内容有变化，具体言说命题有发展，具体言说方式又显具个性。我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勾连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所习见的西方经典学术显性逻辑模式的潜逻辑话语体系。当然，讨论这个问题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理论难点，但这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思想脉络的梳理是对理论内涵的整体清理。我相信这样的梳理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纵横的逻辑勾连，也必然是对其美学思想的逻辑根基——美的理念的宏观观照与整体把握。本书提出“趣味”是梁启超美论的本体范畴，“不有之为”是梁启超美论的核心理念。在这个部分，本书也较为概括地梳理了梁启超的整个人生历程、思想轨迹与学术精神特质，梳理了其美学思想的中西文化渊源，希望能从社会、个体、文化相融会的视角上来透视理解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与理论特点。三是思想的价值。梁启超美学思想说得如何？这个问题既与对象本身的特质特点相联系，又与研究的立场与角度相关联。同时，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价值视角实际上也是研究展开的话语基础与前提。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我们研究它，应该既基于其历史意义，也基于其现代价值。本书亦试图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观照这一问题。首先是梁启超美学思想本身的学术理论史意义。即它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美学精神建构、美学学科建设上的创新开拓、承启转型的独特意义。其次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当代启迪。即它的理论、精神、方法对于新世纪民族美学与民族学术文化建设的普遍精神启思与方法启迪。当然，价值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说，应该包含正反两方面的质询。这一点对梁启超美学思想来说亦不例外。作为转型与奠基时期的思想先锋与理论开拓者，时代的局限与个体的局限在梁启超身上也不可避免，甚至由于其突出的个性色彩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复杂性与鲜明性。因此，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及理论缺欠的研讨，也是本书的题中之义。此外，本书附录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及相关研究主要论著简目》与《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二个资料辑录，这是课题研究过程中所做的部分基础性工作，搜集的资料必然尚有纰漏，但在个人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不遗漏重要篇目与重点言论。希望这些资料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及其相关研究会有一定的助益。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民族新美学的开航者之一，作为中国美学思想由传统向现代推进的关键人物之一，我们无法无视梁启超的筚路蓝缕之功。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新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是本书的基本结论。
梁启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极富个性的论美文字，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尽的话题。本书所做的只是一次抛砖引玉的工作。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尚有许多研究课题有待展开与深入。由于梁启超所处的中国社会及学术文化转型的中西交汇与古今交替的独特历史背景，由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独特的个体特质及其在中国美学及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可以预见，当我们以开放而又富有民族根基的学术文化理念去观照时，梁启超美学思想必将引起更多美学学者与文化学者的关注，更多地进入学人的视阈，介入我们的生活。（注：本引言2005年春成稿。2012年春第2次校订。2022年春第3次校订。）
（本文是作者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引言，该书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