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从孙凤鸣参加六中全会的第六十三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着手，特务们找到了“晨光通讯社”，但简陋的平房内早已没有人影。只在厨房垃圾堆里找到一个旧信封，是从江都寄来的，收信人为社长华克之。
根据孙凤鸣在昏迷中无意说出“中央军校姓张的”，特务们又抓到数名嫌疑人，其中包括晨光通讯社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
1936年3月30日下午1时，刺汪案开庭。审讯张玉华时，他供词闪烁，只是说：“晨光社经费由华克之筹集。据华克之告诉我，经费是从陈铭枢、李济深处领来的……”
陈铭枢、李济深与此案有关的消息一出，案情立刻显得扑朔迷离。“福建事变”失败后，陈、李二人逃往香港，继续策划抗日反蒋活动。他们也有过刺杀蒋介石的想法，曾给过王亚樵一笔钱，让他伺机而动，此次行动好象确实与他们有关。但陈、李与汪精卫没有太大的仇恨，如果是他们策划，理应刺蒋，而非刺汪。因此，刺汪主谋并未转移，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蒋介石。
最终，还是特务们查出晨光通讯社中有一汪派人物，这才堵上了陈公博、陈璧君的嘴。
刺汪案一年后，华克之为纪念死难战友，特书《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并特别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跟王亚樵也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