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一次交谈中，孙中山对定都一事有过这样的感慨：“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凭借这句话，很多人都认定孙中山当年最中意的定都城市便是武昌，尤其是临时政府成立前，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这正是定都武昌的有力佐证。
因为清朝大军屯兵北上，汉阳失守之际，武昌局势吃紧，南京才得以在危机之中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首都。
不过，孙中山也曾明确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欲成超级大国，新疆伊犁是首选！”只可惜，在事实面前，这句话被忽略了太多年，直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孙中山想要定都伊犁绝非玩笑，反而是他心中最真实的定都考量。
不妨看看孙中山口中的“超级大国”、“谋大洲”等字眼，他曾对伊犁寄予厚望，可为何最终没能实现心中的愿景，他又曾对民国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憧憬，为何定都南京实属无奈之举？
这一系列的问题，本文，笔者将为你一一揭晓。
一、孙中山眼中“满目疮痍”的新疆
近代社会，新疆虽有着幅员辽阔且资源丰富的优势，偏偏经济生活十分落后，人民始终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从清代以来，新疆地区就一直依靠内地各省的协饷勉强维持军政开销，乾隆年间，清政府每年在此方面的开销为60万两，到了光绪年间，这项开销一度多达300万两，后来渐渐裁撤到240万两。
辛亥革命之后，内地协饷完全断绝，可对于每年财政收入仅有百万两的新疆来说，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社会生活基本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除了自身羸弱之外，新疆地处我国大西北，从近代之后也是屡屡遭受外敌侵略，社会正常生活本就难以为继，国防力量更是无从谈起。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从南亚向北步步逼近，俄国则从中亚向南扩张，新疆一度成了双方眼中的必争之地。
19世纪60至70年代，阿古柏军队入侵南疆，沙俄乘机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长达13年之久，此时的新疆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导致国内局势混乱，沙俄卷土重来，策动外蒙独立，继而挑起科阿战争，随后又向伊犁、喀什、阿尔泰三地出兵，新疆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
直到1918年到1920年，在此期间，沙俄军队残部退入我国东北以及外蒙之外，却又大批军队进入新疆境内，对于当地社会又形成了眼中的滋扰。
偏偏刚刚上台的杨增新政府，在新疆大肆实行专制统治，对外又实行闭关自守，几乎与独立王国无异，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此鞭长莫及。
相对于中原地区，新疆还有一个社会特色便是多民族聚居，各个民族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也是不尽相同，偏偏历代统治者都利用这些民族差异大搞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新疆社会内部就长期存在着极为不稳定的因素。
直白地讲，当年的新疆内外都有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内部越发动荡、落后，外部帝国主义就越发虎视眈眈。
可想而知，孙中山面对中国的军阀割据，新疆更是长期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中，百姓生活难以为继，甚至已经不能用“满目疮痍”来形容。
即便如此，心怀天下的政治家依旧能在危机中看到生机，甚至在绝境中找到未来的光亮。
二、“满目疮痍”何尝不是“天赐良机”
在新疆辽阔的土地里，塔城的金矿、阿克苏的铜矿、乌鲁木齐的铁矿、和田的玉石都是久负盛名的存在，如果说曾经的帝国主义屡次进犯新疆是为了拓展自身版图，还不如说，令他们垂涎三尺的正是这得天独厚的资源与宝藏。
在孙中山看来，大西北绝对有深度开发的价值。
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便表示自己想要到欧洲各地考察农桑新法，回国再到新疆等地考察农业，而他有着这样的高瞻远祖，还有一件事情有关，那便是1882年美国推行排华法案。
就在排华风暴席卷全世界，海外华侨尤其是华工们的悲惨遭遇牵动着孙中山的心，可要将这一庞大的群体安置回国又何尝容易，在孙中山眼中，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且亟待开发，在自家土地上图生存、求发展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孙中山当年迫切希望中国农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建设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这样，更多的中国同胞可以被养活、被安置，国人也都可以远离飘扬国外谋生却还要备受欺凌的命运。
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来到我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丰富的石油资源一度震惊了世界，也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偏偏此时的中国坐拥得天独厚的天然宝藏却无法将其为我所用。
正如当年孙中山极为惋惜地说道：“中国亦以富于煤油出产国见称也……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外国入口之煤油、汽油等，年年增加，未免可惜！”
如此，孙中山毕生也在已知提倡中国将开采石油作为重要计划并优先发展，以此促进国内其他工业领域的振兴和发展。
针对前面提到的新疆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可这样的忧患始终和中原内地形成唇亡齿寒的关系，或许在其他强权者眼中，新疆更像是全中国的大烂尾，可在孙中山看来，新疆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抵御外敌的屏障。
1912年，他曾在致电蒙古王公的电文中明确告诫对方沙俄对新疆的虎视眈眈，在他看来，外蒙和新疆都处于“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更是“支配世界的重要地位”，唯有让新疆变得强大起来，中国领土才会变得不可分割，外敌才会有所忌惮。
要说前面提到的开发矿藏、加强军事力量还都只是术的层面，从保家卫国的道的层面来看，新疆正是实现孙中山“五族共和，五族一家”思想的重要载体。
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曾提到：新生的中华民国想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全方位同意，一定是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合为一体，面对国家被破裂的命运，他深知这才是扭转国运的根本。
在孙中山的心中，新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国防地位、民族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在很多方面，当时的强权者想要重建富强的新中国都注定无法绕开解决新疆这一难题，只不过，一旦新疆真的被治理安定，这一地区注定会反哺中原内地。
处于疾风骤雨的中华民国，孙中山想着的不仅仅是如何存活下去，他一直在为国人谋求一个全新的未来，安定新疆、开发新疆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理想的捷径。
所以说，新疆才是孙中山毕生最关切的地方，唯有定都伊犁，在国民政府的亲自督导下，新疆局势才能达到最快的扭转，国家才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变得强大。
无奈的是，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薄弱的，哪怕他处在权力的最核心，当孙中山忘我地放眼于天下之际，他的心中没有私欲，可现实却是一群宵小之徒当道，定都伊犁无法满足他们时刻都在膨胀的贪婪，定都南京背后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屈从。
三、定都南京的无奈与必要
熟悉近代史的人们都知道，有关于民国定都问题，一直在南京与北京之间进行着拉锯战，只不过，在民国定都之初，大家心中的理想定都地点多半都是南京。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之际，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已是迫在眉睫，偏偏清朝大军屯兵江北，武昌形势吃紧。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传来了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各省代表为之一振，随后立在武昌开会并决定，将临时政府设立在南京，就这样，南京成为了中国民国实际意义上的一个首都。
直到12月25日，当孙中山从国外回来之际，定都南京也已经成为定局。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国内局势再度发生变化，民国首都问题再度成为了南北方争论的焦点。
了解了前面孙中山对于新疆伊犁的情有独钟，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此时定都武昌还是南京或是北京，都不是他的心中所愿，可形势比人强之下，他也需要为国家安定做出妥协和退让，而坚定地选择定都南京，恰恰是他尽全力保护这一新生政权的良苦用心。
当年，在特定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孙中山坚定地支持定都南京，最大的目的便在于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只有他来到南京，才能受到革命力量的监督和掌控。
从法理上讲，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临时约法》的诞生地，还是临时参议院所在地，定都南京具备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是合理合法的定都主张，却在此后遭到了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
在这群人中，以袁世凯马首是瞻的人士，主张定都北京可以理解，可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如章太炎、宋教仁等，还有革命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如朱瑞、姚雨平等人，他们也都主张定都北京，恰恰成为了最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事情。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大家口口声声提到的“保证国家统一”，在袁世凯在北京进行就职典礼后，北京成为民国新都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在这里，有必要提起一个人，便是章太炎，身为文人，他从文化视角对于定都北京也保持着极大的好感，可当定都北京真的成为现实后，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当年大家对于定都北京的所有憧憬都太理想化了。
临时政府北迁后，章太炎也成为了袁世凯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之后还被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他满心满意希望看到北方文化烝烝不变，可北京回馈给他的却是腐败且污浊的风气，就连他自己也被裹挟其中，由此，章太炎对自己当初主张建都北京的倡议感到万分悔恨。
1916年，他在写给黄宗仰的信中提到，当时的北京已经堕落为腐败的官僚政治大本营，即便重新提出改革也已为时已晚。
的确，此时的民国新都早已褪去了人们赋予它新时代的光环，腐朽污秽的本质暴露无遗，可这杯苦酒，正是当年如同章太炎一样抱着希望北上的革命党人自己酿就的。
事实上，当年对于袁世凯政府感到失望，对支持定都北京感到悔恨的，又何止章太炎一人，再回首，孙中山的高瞻远瞩才可见一斑。
四、孙中山的长远眼界注定值得钦敬
看到这里，我们也才会慢慢发现，孙中山想要定都伊犁最深的苦心，那就是他想要改变旧中国的陈腐，大破才能大立，定都伊犁对中国来说才是一场涅槃。
不妨再来看看孙中山当年对于新疆做出的发展计划，主要发力点在开辟交通、移民实边、农牧业发展、矿业开采等方面。
其一，“交通为实业之母”，在新疆铁路建设规划中，孙中山曾设计了14条干线，一方面可以贯通天山南北各大城镇，直接打破新疆境内交通的闭塞性，一方面还能让新疆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促进经济开发步伐。
正如他曾经憧憬的那样：“这些铁路一旦建成，乌鲁木齐将成为许多条铁路的交叉点，伊犁可以直达广州，喀什可以直通上海！”
其二，针对新疆的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大举推行新疆移民计划，这一设想，孙忠参照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实力，有如他口中的“其收效，将无伦比！”
其三，以铁路交通线为基础，逐渐向两旁扩大延伸，以开发新疆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水利资源，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在逐步开展畜牧业。
其四，建设新疆的重中之重便是矿业开采，也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存亡之关键，在于发展实业”以及“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的极大原因！”
种种迹象都在深刻地说明一件事，孙中山当年做出的努力，都是以大公无私的角度为中国求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并不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制高点的政客，所以，哪怕新疆落后到极点，他的心中从未有嫌弃，反而在绝境中看到了希望。
定都伊犁，意味着当权者必须付出一百分的热忱，在一片荒芜中自己打天下，甚至还要先结束那里的不堪局面，心中装着一己私利的政客无论如何都是做不到的。
正如袁世凯一行人，极力将定都北京变为现实，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强国的愿望，可他们也注定不会割舍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本，也不可能在国难当头放弃自身利益成全一个新中国。
孙中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定都伊犁，对于新政府将会是一场大练兵、大考验，唯有这样，中国才会全面洗牌，才会有涅槃重生的可能。
所以说，那些声称定都伊犁的运营成本过高的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便是孙中山想要实现这一政治抱负最大的阻力恰恰在于革命党自身，当无欲无求只为强国的政治家成为少数，无论定都在哪里，中国注定难逃曾经悲惨的命运。
不妨参考我党建立新中国时的定都北京，众位开国领袖做到了孙中山的无欲无求，多年来，北京也实实在在起到了完美的首都功用，对于我党而言，就算定都伊犁那片蛮荒之地，领袖们依旧能在最短的时间打开新局面。
所以，与其说孙中山想要定都伊犁是太多理想化，不如说，这是他对利益熏心的政客无声的反抗！
结语
如果一定要给当年孙中山执意定都伊犁这件事一个评价，只能说，他的论断既客观又虚妄，客观的是，定都伊犁的确会给中国的未来开辟全新的局面，虚妄的是，即便努力实现这一愿景也将会经过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当年羸弱的中国等不起！
可这件事恰恰说明了孙中山对于中国未来极为高远的畅想，国家危难之际，他甘心倾尽所有拯救其于水火，哪怕身处绝境，他的心中依旧不曾放弃将中国推向强国之列的青云之志。
虽说如今的中国依旧没有定都伊犁，可这盛世却是孙中山最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告慰他英魂的最好方式，便是将大西北建造得更好，那里同样蕴藏着强国密码。
编者简介：宋小乐，一位90后奶爸，普通家庭出身，专职写作5年，靠自媒体写作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与多家新媒体公司有合作。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今日人物志”，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