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已初步取得海上霸权，纵横大洋的英法两国组成两万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开始了向东方巨狮的挑战，兵锋直指北京城。虽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但满清君臣依然没有意识到大炮巨舰的威力，天朝上国的思想依然早已深入人心，面对西夷的挑衅，整个朝廷武力御敌的氛围空前强烈。
几乎未经战前动员，咸丰皇帝就在京畿地区调集了以蒙古王僧格林沁为首的四万军队，在八里桥一线展开防线。这是在廓尔喀之战后，清廷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僧格林沁手下的蒙古骑兵是刚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胜利之师，携胜利之威的蒙古马队加上主场作战，让所有人都对战争的胜利志在必得。
当时的清政府虽然已现疲态，但尚未病入膏肓，康乾盛世留下的老底子还在，将军有勇，士兵敢战，经过鸦片战争的交手，也对英法军队的战争技巧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战前，咸丰便于僧格林沁拟定了以骑兵穿插敌两翼，运用骑兵冲击优势突破英法联军火枪阵型，以便“轰毙必多”的战术方案。
可就是这表面上看起来十拿九稳的局面，却让清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北方精锐在这场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人一过万，无边无垠，何况是数万部队的布阵，4万人的部队完全展开，形成了长达五公里的庞大阵型，中间以火枪手吸引联军注意，两翼配以机动极强的骑兵，意图实现包抄夹击的战略意图。
战局开端，一切都按照咸丰和僧格林沁事先设定好的剧本上演，在步队隆隆枪炮声的掩护下，数千铁骑成锲型阵向英法联军迅速包抄，马蹄声，嘶吼声排山倒海般席卷而过，一时间威势惊人，可预想中英法联军惊慌失措的场面却并未出现，联军指挥官面对骑兵冲锋迅速调整阵型，将火枪手排成“空心阵”，整个阵型变成了无死角的战斗堡垒，没有一丝火力缝隙，斜抄横击只能变成骑兵强行冲锋切割联军阵型，战争主动权已经悄无声息的转变至联军一方。
步队对抗骑兵冲锋，只要能克服面对千军万马奔腾时天崩地裂的恐惧就已胜利了一半，在骑兵冲锋到联军阵前200米时，联军打出一排齐射，密集的弹丸形成一片弹幕向骑兵笼罩而去，带着死亡气息的铅弹瞬时将一半以上的骑兵击倒，从天空中看去，原本山峰状的锲型阵在瞬间被削掉了山头，排山倒海的冲锋为之一滞，人仰马翻中原本整齐的马队挤做一团。
悲剧才刚刚开始，当残余的马队克服混乱冲到联军阵前时，早已蓄势待发的火炮喷射出了霰弹，清廷视如精锐的蒙古骑兵团仅仅一个冲锋便灰飞烟灭，侥幸残余的骑兵再也经受不住打击，瞬时崩溃，逃离战场。
失去了骑兵掩护的步兵，原本在火力上就不占优势，骑兵队的覆灭让原本就处于从属地位的陆军丧失了战斗意志，打破骑兵威胁的联军派出了英军从印度带来的锡克骑兵，这些缠头蓄须的印度骑兵，手持长矛快速将清军阵型击穿分割，联军步兵则发起了白刃冲锋，数万清军全线崩溃，尸横遍野。此役，联军仅战死5人，而清军却付出了数千将士的生命，这一惨败让清廷开始畏洋人如虎，晚清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之劣习，始于此战！
“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成了满朝文武对洋人畏惧最真实的写照，大战失败后，江北清军再无可御敌之师，英法联军如入无人之境占据北京，好大帝国帝都沦陷，成为外敌囊中之物，无数瑰宝被也蛮掠夺，中华之耻可见如斯，咸丰皇帝移驾承德，31岁驾崩于避暑山庄，至死都没能再入皇城。
当时的满清已经开始开始动荡，外有西洋入侵，内有太平天国动乱，英法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的同时，在长江流域，太平天国也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进行着血腥的厮杀。北方骑兵丧失殆尽后，曾国藩的湘军成了整个满清朝廷唯一可以依仗的力量，早已被洋枪巨炮吓破胆的咸丰皇帝，连续数道圣旨发往前线，要求曾国藩立即挥师“北上勤王”。
可收到圣旨的曾国藩虽然一直以国之忠臣自居，可却并没有一丝北上勤王的想法，同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不同，湘军并不是正规部队，而是类似团练的地方武装，等同于曾国藩的私兵，在湘军眼中，同太平天国“长毛”作战保境安民天经地义，但北上勤王与外军作战未免有些事不关己，那本就是八旗军和汉军绿营的活儿。况且满清朝廷从来未将湘军视作正规部队，十二万湘军在满朝文武眼中一直都是“二等公民”，到了危急时刻却想让湘军救急，未免太过异想天开。
八旗军和绿营占据有利地形，蒙天子眷顾，领着高额兵饷却不堪一击，被数百太平军追着数千清军抱头鼠窜的案例比比皆是，早就引起湘军各部的不满，长时间的非公民待遇也让这一十分庞大的武装集团对满清朝廷并没有太多的归属感，可早已乱了方寸的咸丰皇帝哪还顾得上许多，曾国藩和湘军或许是唯一能让他感觉到安全的名词。
接到勤王圣旨的曾国藩当时正在指挥湘军大破安庆的关键时刻，经过数月的围城，安庆城内早已饿殍遍地，城破指日可待，如果派兵北上，无疑会让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可皇帝有难，贵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安能无动于衷！
正当曾国藩点齐兵马准备派兵勤王之时，咸丰的又一封加急圣旨又到了曾国藩手中，虽身陷危难时刻，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忘记满汉区别，在圣旨中特意表明待湘军主力北上抵京后应将指挥权交由镶白旗将领胜保，胜保是名副其实的常败将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在如此形势下，仅仅因为满汉之别，不用胜将鲍超而用败将胜保，这让身为汉人的曾国藩如何心无芥蒂。
湘军是由曾国藩一手创办的私军，军饷装备大部分由曾国藩募集，况且鲍超是湘军难得的骁勇之将，他下辖的“霆营”更是湘军中的精锐，万一满人借此机会将北上精锐吞并，岂不得不偿失？在曾国藩的认知中，蛮夷入华，并无灭朝亡国的危险，不过是藓疥之疾，效仿先例割地赔款就足以应对，搅动整个江南的太平天国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大患。退一万步说，就算清朝亡了，只要一朝兵权在手，任他时局如何变化，各方势力又能奈我何？
下定隔山观虎之心的曾国藩立马着手回复圣旨，他洋洋洒洒万言上书，认为鲍超“究非致远之才”，应另派人选北上勤王，人选应从自己和胡林翼中选择，以保万无一失，可未接到圣旨主将私自带兵北上实为大忌，恳请咸丰帝再行圣旨指明带队将领人选，在通信极不发达的清朝，这一来一回的请示和答复轻轻松松拖延了两个月，再加上接到圣旨之后的动员和部队运动，拖个半年不要太轻松，可军情如火，哪由得如此拖延。
还没等到大军动员完毕，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就已签订完毕，事态发展不出曾国藩所料，割地赔款足以喂饱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曾国藩、胡林翼，毋庸前来”的圣旨也传到了湘军的大营，咸丰非但未在圣旨中对曾国藩消极勤王的做法有一丝斥责，反而对湘军在太平天国前线取得的胜利大肆鼓励，并告诫曾国藩务必剿灭太平军。
咸丰和曾国藩这对君臣也就在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之中将此事含混而过。毕竟早已失去北方精锐的清廷早已无力惩罚兵权在手的封疆大吏。
纵观晚清中华之乱象，自此役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