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其实只不过是有文字记录在案的那么一小部分，而相当一部分的历史，则是没有文字记录的暗斗，所以我们读历史，一定要非常谦虚，因为台面之下，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情报战，是近代历史上军政舞台的一出极为精彩的大戏，而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这台戏的，只有局中人，还有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但历史学家也受史料所限，任何搞历史的人，也只能无限接近真相，没有人可以拍胸口说，我已经知道了近代史的全部真相，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以晚清为例，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时，大清朝堂上上下下的一切就好像是透明人一样，被英国人一览无余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英国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介入大清政治的?
话说1809年2月，在广州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内心正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他本来是怀着崇高的理想，来中国传教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仅仅中国人对他没兴趣，比他更早来的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们，还纷纷地排挤他。
不仅仅如此，在广州巨大的生活开销，也让每年伦敦教会给他的200英镑的经费，根本就入不敷出。
他已经混不下去了，现在他正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作为一个失败者，默默地回到英国，被众人嘲笑。二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高级雇员的女儿结婚，同时成为一个间谍，为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但这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内心挣扎了许久以后，这位仁兄最终决定向现实低头，娶了东印度公司高级雇员莫顿先生的女儿，同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情报员，获得每年500英镑的收入，让他能够在中国继续呆下去。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几年以后，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的收入达到了1500英镑，而且还有钱在中国做生意。唯一遗憾的一点是，因为间谍副业做得太出色了，他的传教事业彻底荒废了，在中国呆了十几年，只收了5个“信徒”，而且都是特殊用途的“信徒”——间谍。
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么马礼逊是如何帮助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呢？很简单，翻译东印度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京报》和《邸报》，上面有皇帝的圣旨，大臣的奏章，知道了这些，就可以把中国了解得一清二楚。
《京报》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由官方允许，私人发行的一种半公开的政务新闻，主要是朝廷想让社会上知道的消息，类似于今天的《人民日报》。
可是那上面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奏折，不仅信息常常不及时，而且选题往往不是社会民生的热点，单单是上面复杂难懂的官样文章，就能直接让大部分读者晕倒。
因为这些政治文件为了留下回旋余地，故意写得晦涩难懂，模模糊糊，而且喜欢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如果古文功底不过硬，根本就读不懂它的含义。所以一个人光是认字，未必看得懂《京报》。
而《邸报》则是朝廷的内部资料，只有官员才能阅读，类似于今天的《内参》，相对来说，更加机密一些。
早在乾隆年间，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英国人就注意到了这两种报纸的存在，他们发现，要了解中国的最佳方式，就是阅读这两份报纸，比所有的道听途说都更加准确。
不过当时清朝规定，这两种报纸严禁传阅给外国人，但是这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要花点小钱，自然就能从清朝政府的低级办事员那里买到。
除了这两个消息来源以外，英国人还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来源，就是军机处的各种奏章抄本。
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其实在北京都有一个办事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买军机处的文员，把所有官员还没有公开的奏章，秘密地抄录出来，让这些远离中枢的官员们，能及时掌握朝廷的动向，确保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获益。
而这条途径，也被英国人发现，他们也出重金收买这些官员身边的师爷们，获得这些情报。所以从嘉庆年间开始，大清王朝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完全透明的。
唯一让英国人头痛的，就是除了传教士以外，基本上没有能够真正搞懂汉语外国人，而这帮人往往又莫名其妙的清高，要他们合作也很不容易。
因此，当马礼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人才，立刻就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他们太需要懂中文的人才了，所以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827年，就在道光皇帝为了新疆平叛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每一份送在他桌子上的奏折，几个月后，也会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上。
所以说，文明发展到不同的程度，就会导致双方行事方式的不同，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由于高出了大清一个档次，所以他们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不用等到1840年，大清王朝在列强面前就是彻头彻尾的透明人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战争其实不用打就已经输了……
悲催的是，而大清王朝一直到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知道自己有这个情报漏洞，朝廷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机密可言。
不止收集情报，把清廷当透明人，英国人还有更厉害的一招，那就是直接介入中国的政治。如果把收集他国情报比作偷窥隐私的话，那么直接介入别国的政治就相当于随时闯进别人的卧室，还对主人指手画脚了。很不幸地是，清廷对此一直都是一无所知。
1872年，有一个叫美查的英国商人，在上海租界转了一圈后，发现这里真不愧是冒险家的天堂，什么都好。可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没有一家像样的报纸。
美查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商机，于是他另外找了几个在华的英国商人，伍华特、普莱亚和麦洛基，在上海租界合资创办了一家报纸。
他们几个创办的这家私人报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申报》。虽然刚创办的时候，动静并不算大，可是没过几年之后，这家报纸就成了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甚至改变了晚清的政治生态，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理来说，洋人也不是第一回来中国办报纸了，可是之前的报纸都不太成功，比如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发行了《北华捷报》，后来改称《字林西报》，可是这份报纸因为不够接地气，主要都是英文写的，受众都是洋人为主，以及清廷一些自带翻译的达官贵人，所以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可是这次英国人美查所办的《申报》，目的就是挣钱，所以他们显然不能只为上海的外国人服务，那些人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满足不了美查的胃口。
所以，美查的目光自然而然投向了中国人，他要挣中国人的钱。一旦他成功了，他的报纸发行量，几乎是没有天花板的。
因此美查决定，这份报纸必须用中文发行，所有的编辑都必须是中国人，要写中国人关心的事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看世界。
但是让《申报》真正走向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它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优势——它是英国人办的，在租界内印刷发行，所以清朝政府管不了它，这让它从一开始就享受了所谓的新闻自由。
有了这个优势，因此《申报》敢于报道很多敏感的内容，褒贬时弊，所以这份报纸刚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精英们的热烈追捧。
《申报》之所以能受到热捧，可不仅仅是因为它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它是完全按照现代报纸的方式来办的，它是在中国国内，第一个雇佣了大量的记者，去采访各种时事新闻的现代媒体。
《申报》报道的内容，上至朝廷大事，下至市井生活，它都有所涉猎，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再加上它最先使用了标点符号，大量使用白话文，内容轻松易懂，受众面变得更加广大。
比如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它第一时间派出了战地记者去现场采访，及时发回了关于战争的实况消息，甚至比军机处得到的消息都准确。这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因此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全都成了这份报纸的热烈拥趸，连慈禧太后都是每期必读。
所以，当朝廷发生了关于塞防和海防之争以后，《申报》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它把双方的观点全都公开登在报纸上，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让大清政府第一次感受到了舆论的威力。这是新闻媒体作为无冕之王，在中国第一次施展拳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这份报纸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它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很多落后的想法，开启了民智，其影响力之大，远远不是其它信息传播手段，所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申报》作为现代媒体，在给中国人带来知识的同时，也变成了英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就像报道塞防和海防之争，就让一个人为此很生气，甚至怒不可遏。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他生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申报》明显地偏向李鸿章，支持李鸿章的观点，把收复新疆描述成了一场劳师糜饷、费力不讨好之举，一下子就把左宗棠置于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
那么《申报》为什么要支持李鸿章呢？因为它毕竟还是英国人办的报纸，不管它表面装得有多么客观，关键时刻，还是要为英国的利益服务。阻止左宗棠出兵新疆，保住阿古柏，让他成为英国对抗俄国的棋子，恰好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建议”之下，《申报》很早就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舆论引导，专发对海防论有利的信息，不发或者少发可能引起支持塞防论的新闻。
这种巧妙的做法，把英国人的私心全都藏在了日常的新闻报道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这一招在当时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高明！
事实上，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高出了大清一个维度，他们有很多大清官员根本不知道的办法来操控大清的政局，让很多大清官员被他们卖了，还在替他们数钱。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层次的竞争了。
我们知道，要想让一个人听话，通常会有以下三种做法：1.拿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威逼对方，胆敢不听，就宰了你。2.捧一大堆银子放在对方面前，引诱对方，听我的话，就给你好处。3.给对方洗脑，让他自己觉得不是别人让他这么做的，而是他自己就想这么做。
显然，第一种方法最直接，也最有效，可是成本也最高，后患也最多。这种办法说穿了就是武力征服，战争威胁，可是万一遇到了楞头青，最后往往搞得两败俱伤，也未必能实现目的，即使一时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常常也会结下深仇大恨。
而第二种方法，看起来比较文明，但实际上也有问题，拿了钱不做事也是常有的情况，或者遇到了贪心不足的家伙，胃口特大，坐地起价，也会让你承受不了，而且一旦你不给钱了，对方很可能马上就翻脸，这也是一个无底洞。
至于第三种方法，谁都知道它最高明，可是也最难实现。毕竟你要是没有几把刷子，一般人可不想让你来洗他的大脑。
英国人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只靠西瓜刀耍得好，因为到处砍人实在太累，也太危险。比如他们最初也是靠耍西瓜刀控制印度，可是后来发现，砍人砍多了，自己也会溅一身血。
特别是在1858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后，他们发现一味用强的代价实在太高，于是改了策略，开始给印度的上层贵族“洗头”，让一大堆肥皂泡在他们面前乱晃，显得五彩斑斓，让很多印度人从此自愿被他们驱使，一下子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国人通过在印度的成功实践，发现“洗头”这个方法很灵，所以很快就开始到处推广，用《申报》来干涉清政府内部的塞防和海防之争，就是这个手段在中国的第一次落地。而到处飞扬的肥皂泡，也真的一时把中国人全都迷住了眼，甚至让朝堂上的很多清廷大佬们，都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
李鸿章在海防论里的很多论调，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很多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他在奏折中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就是《申报》之前的报道。
有不少学者的论文，详细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让人不由得啧啧称奇，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人的洗脑术就已经炉火纯青了！
李鸿章在奏折里曾这样写道：
“……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虞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
他把《申报》中的报道，原封不动地全当成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反对西征的理由，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已经受了对方的影响。又比如他还写道：
“……俄英既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自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
经后人考证，这些就是《申报》中的社评，类似的言论在他的奏章中还有很多处，咱们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取别人的意见，采纳为自己的想法，也未必就表示李鸿章错了，但是至少有一点，你可以看见当时《申报》的影响力之大。
而英国人能在一百多年前，就掌握了这套办法，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就连慈禧也经常读《申报》。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经《申报》报道后，才引起慈禧的关注和介入的。这份报纸对晚清政坛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但比起李鸿章深受《申报》的影响，几乎被洗脑，慈禧对洋人还是有一定的警觉性的，对于洋人的话，她还是不敢轻易全信的。这大概是因为他老公咸丰是被洋人逼死的，让她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因而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慈禧才没有受到英国人潜移默化的操纵。幸而如此，左宗棠才有机会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力挽狂澜，成功出兵收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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