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1809年2月，在广州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内心正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他本来是怀着高尚的理想，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可是不仅仅中国人对他没兴趣，比他更早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还纷纷的排挤他。
不仅仅如此，在广州巨大的生活开销，也让每年伦敦教会给他的200英镑的经费，根本就入不敷出。
他已经混不下去了，现在他正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作为一个失败者，默默地回到英国，被众人嘲笑。
二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高级雇员的女儿结婚，同时成为一个间谍，为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这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挣扎了许久以后，这位仁兄最终决定向现实低头，娶了东印度公司高级雇员莫顿先生的女儿，同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情报员，获得每年500英镑的收入，让他能够在中国继续呆下去。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几年以后，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的收入达到了1500英镑，而且还有钱在中国做生意。唯一遗憾的一点是，因为间谍副业做得太出色了，他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彻底荒废了，在中国呆了十几年，只收了5个“信徒”，而且都是特殊用途的“信徒”。
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么马礼逊是如何帮助东印度公司收集中国的情报呢？很简单，翻译东印度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京报》和《邸报》，上面有皇帝的圣旨，大臣的奏章，知道了这些，就可以把中国了解得一清二楚。
《京报》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由官方允许，私人发行的一种半公开的政务新闻，主要是朝廷想让社会上知道的消息，类似于今天的《人民日报》。
而《邸报》则是朝廷的内部资料，只有官员才能阅读，类似于今天的《内参》，相对来说，更加机密一些。
早在乾隆年间，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英国人就注意到了这两种报纸的存在，他们发现，要了解中国的最佳方式，就是阅读这两份报纸，比所有的道听途说都更加准确。
不过当时清朝规定，这两种报纸严禁传阅给外国人，但是这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要花点小钱，自然就能从清朝政府的低级办事员那里买到。
除了这两个消息来源以外，英国人还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来源，就是军机处的各种奏章抄本。
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其实在北京都有一个办事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买军机处的文员，把所有官员还没有公开的奏章，秘密的抄录出来，让这些远离中枢的官员们，能及时掌握朝廷的动向，确保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获益。
而这条途径，也被英国人发现，他们也出重金收买这些官员身边的师爷们，获得这些情报。所以从嘉庆年间开始，大清王朝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完全透明的。
唯一让英国人头痛的，就是除了传教士以外，基本上没有能够真正搞懂汉语外国人，而这帮人往往又莫名其妙的清高，要他们合作也很不容易。
因此，当马礼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人才，立刻就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他们太需要懂中文的人才了，所以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827年，就在道光皇帝为了新疆平叛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每一份送在他桌子上的奏折，几个月后，也会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上。
所以说，文明发展到不同的程度，就会导致双方行事方式的不同，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由于高出了大清一个维度，所以他们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不用等到1840年，大清王朝在列强面前就是彻头彻尾的透明人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战争其实不用打就已经输了……
悲催的是，而大清王朝一直到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知道自己有这个情报漏洞，朝廷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