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宫廷里的妃子，大多沦为皇帝的附庸和玩物，自打进宫那一刻开始，命运便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她们每天都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讨皇上欢心。但圣恩难测，受宠时自然风光无限，可一旦失了宠，就只能任镜子里的自己一天天老去，落得个凄凉收场。
失宠的妃子得善终的不多，能够离开皇宫重得到幸福的更少。皇权至上，皇帝就算不喜欢也不会轻易放手，更有甚者死后还要让她们陪葬。从古至今，只听说过皇帝休妃子，却罕有妃子敢踹掉皇帝，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妃子，她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妃——文绣。
1909年12月20日，文绣出生在镶黄旗的富贵人家。她的祖父额尔德特·锡珍是朝廷大员，曾官至吏部尚书，而她的父亲端恭却是个平庸之辈，数次参加科举颗粒无收。文绣的生母蒋氏是端恭的第二任妻子，汉族人，育有两女，文绣之下，还有一个妹妹文珊。
文珊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蒋氏只能独自养育文绣文珊姐妹，还有端恭前妻所生的女儿。妇道人家生活开销颇大，多亏时任吏部尚书的文绣五叔额尔德特·华堪的关照，才能让她们继续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大清灭亡溥仪退位，文绣的五叔丢了官，俸禄锐减，再也没有能力照顾文绣一家。额尔德特家族迅速衰败，不得不变卖了祖产和田地，分家后各谋出路去了。
乱世之中，蒋氏孤儿寡母并没有得到特殊关照，只是分到几件旧家具和很少的现钱。被迫搬出了老宅后，蒋氏在北京的花市胡同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住了进去。为了赚取生活费和孩子们的学费，素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蒋氏整日里四处奔波，为富贵人家做工，文绣和她的姐姐也时常帮忙干点零活贴补家用。
1916年9月，8岁的文绣被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私立小学念书，还给文绣起了一个汉人的学名——傅玉芳。傅玉芳冰雪聪明，一点就透，家庭变故又让她懂事得早，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傅玉芳能说会道，还经常帮助母亲做些家事，是邻居们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1921年，13岁的傅玉芳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拥有满汉两种血统，肤白貌美，身材高挑，自带富贵人家的气质。虽说按现在的标准算不得“一眼美女”，但也十分耐看。按照过去的传统，文绣已经到了可以嫁人的年纪。
此时的溥仪16岁，虽然已经退位，却依然保留着清室帝号，仍在皇宫居住，也到了该娶妻纳妾的年纪。几位太妃和皇宫大臣们开始紧锣密鼓筹划溥仪的选妃事宜，傅玉芳的五叔华堪为了重拾家族荣耀，利用职务之便把文绣的照片插入候选人相册中。
1922年3月，逊帝溥仪亲自通过阅片的模式选妃，经过几轮筛选后，17岁的郭布罗·婉容成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也就是傅玉芳被选为皇妃。
母凭子贵，文绣当了皇妃，蒋氏一家的生活自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溥仪就命人给她的娘家在北京地安门的后海旁置办了一处大宅，还配了一整套的紫檀木家具。当皇妃后，傅玉芳的名字自然不能再用，书也不能继续读了。那段时间文绣足不出户，由五叔教授宫廷礼法，读诵《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被接进皇宫，溥仪册封她为“淑妃”。按理说两人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本应你侬我侬，两情相悦，可文绣在养心殿对溥仪行过大礼之后，溥仪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下去休息吧”。文绣顿时有些惊慌失措，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当夜，本应是人生四大喜事的“洞房花烛夜”，文绣却过得十分憋屈，溥仪压根就没进屋。文绣一个人望着空荡荡的新房，害怕极了。在这陌生的深宫之中，她谁也不认识，唯一的“亲人”好像也不喜欢自己，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更让文绣郁闷的是，第二天她的“情敌”——皇后婉容也嫁进宫来了。婉容跟溥仪同岁，是个强势的女子，她一直主张一夫一妻制，对皇宫里其他的嫔妃从来没有过好脸色。不过婉容也没有逃过夜晚被冷遇的下场，溥仪一到就寝时间，大多一个人住在养心殿，很少在妃子的宫中过夜。
时间一久，淑妃文绣居住的长春宫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冷宫”，曾经开朗活泼的她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总是一个人深居简出，脸上也不见了笑容。幸好后来溥仪大发慈悲，给文绣聘请了一个女教师教她外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绣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书籍也成了她孤寂生活中最好的伴侣。
1924年，由于冯玉祥的“逼宫事件”，溥仪等皇亲国戚被赶出了紫禁城，文绣也不得不搬出长春宫，跟着溥仪住进了醇王府。溥仪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哪里受得了寄人篱下的委屈，经常无来由地拿文绣撒气。文绣深明大义，自然不会跟溥仪一般见识，还多次凭自己的学识给溥仪出谋划策，帮他解决问题。
20多天后，张作霖赶走了冯玉祥，溥仪等人又重获自由。这时，前清的一位翰林学士、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专程拜访了溥仪，他说：“皇帝陛下，我知道您心里苦。听我一言，您若想复辟大清帝业，唯有借助日本为外援方为上策。”
文绣听说后，赶忙来劝说溥仪，她说日本人残暴不仁，引狼入室后患无穷，必将犯下大错，背上千古骂名。可这时溥仪一心想复辟，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文绣的良言。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安排下，溥仪独自进入日本驻华公使馆。
溥仪突然离奇消失，文绣等人急得团团转，担心他被歹人挟持，遭遇不测。众人寻了几天，结果溥仪没找到，溥仪的信却到了。溥仪在信中报了平安，还让婉容和文绣立刻赶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此后，溥仪就在以郑孝胥为首亲日分子的“智囊团”的帮助下，积极策划借助日本的力量重登皇位的梦想。
文绣几次三番劝说溥仪不要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溥仪不但不纳良言，反而因此更加厌恶文绣，再加上婉容的从中作梗，文绣彻底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文绣失宠后，太监宫女也对她冷言冷语，甚至在婉容的怂恿下对她拳脚相加。文绣此时已经万念俱灰，觉得生活无望，几度想要轻生。
这时，一个叫玉芬的女人来到了她的身边。玉芬算是文绣的远房表亲，比文绣年长几岁，她了解到文绣跟溥仪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便经常来到静园陪文绣聊天。其实玉芬自己的婚姻也曾亮起过红灯，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孙子，家世显赫。但是冯曙山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不务正业，到处寻花问柳，对感情不忠。为了脱离苦海，玉芬选择通过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坚决同冯曙山离婚，还分得了一笔不菲的财产。
听文绣讲述了自己遇人不淑的遭遇之后，玉芬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然后鼓励文绣通过离婚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幸福的后半生。玉芬说：“现在是民国，不是旧社会了，溥仪如今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跟咱们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也得遵纪守法。他对你不好，你就可以提出跟他离婚。他如果不同意，我帮你找律师，告他虐待妇女，这婚一定离得成。”
玉芬的话好像一记重锤击在文绣的心上，她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却从来没有想过还能这样操作。文绣虽然受到一定西方文化的影响，可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男人休妻，哪有女人休夫，更何况还是跟皇帝离婚，这事光是想一想都是杀头的重罪啊。
文绣说这事太大了，自己要好好想一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玉芬继续给文绣做思想工作，还找来律师给她讲述了很多离婚成功的案例，这让文绣终于下定了决心。比起活在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任人宰割，不如奋起一搏跟皇帝离婚，成全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文绣非常了解溥仪的脾气，他是不会同意离婚的，逼得急了，自己可能被软禁或者处死。跟玉芬商量后，她们决定先找机会逃出去，通过法律的途径起诉离婚。
1931年8月25日，文绣特意在午饭时装作情绪失控，摔砸餐具，还动手打了下人。文绣的表妹文珊跟溥仪说，想带着姐姐去听戏散散心。溥仪这时候心烦得很，有人能把文绣领走他求之不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在太监赵长庆的陪同下，文绣等人乘车离开了静园，直奔天津民国饭店。文绣在饭店门口下了车，走进37号房间。在房间门口，文绣回过头来对赵长庆说：“你先回去吧，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溥仪，告诉他我要跟他离婚，不要来找我，我的律师会去找他的。”
赵长庆火急火燎地赶回静园，向溥仪如实禀报了“皇妃出逃”的事情。溥仪又急又气，连忙派人去民国饭店拿人，可是文绣她们早就按照计划秘密转移了，跟文珊和玉芬一起藏在一位张姓寡妇的花园洋房之中。
文绣一共聘请了3位律师给自己打这场离婚官司，她控告溥仪通过各种方式虐待自己，并称与其结婚9年没有同房，感情不和，并索要赡养费50万元。很快，各大报纸纷纷爆出“妃子要跟皇帝离婚”的特大新闻，溥仪的宫闱丑事也随之浮出水面，这让溥仪的皇威尽失，颜面扫地。更让他气恼的是，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文绣如此“大不敬”的离婚行为。
此时正处在溥仪复辟帝制的关键时期，不能节外生枝，所以溥仪也聘请了两位律师，全权代理这场离婚官司。1931年10月22日，在天津律师事务所，溥仪和文绣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有3条：
1、溥仪需支付文绣生活费5.5万元。
2、文绣有权带走属于自己的首饰和衣物。
3、文绣不得继续损害溥仪和皇室其他成员的名誉。
虽然文绣主张的50万赡养费只拿到了十分之一，但是这些对文绣来说都不重要，她创造了“皇妃离婚”的世纪佳话，用她的勇敢和坚毅赢取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比自由和快乐更重要呢？
此时，文绣的母亲蒋氏已经过世，与她同父异母的大姐远嫁，老宅也被变卖，文绣和文珊姐妹俩只好租了个房子居住。离婚时溥仪给她的那点生活费，一部分用来支付律师费，还有一部分被玉芳“借走”，租了房后已经所剩无几。
1932年，文绣换回“傅玉芳”的汉人名，在私立小学教授国文和绘画。她的板书秀美，声音清亮，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多事之徒，把傅玉芳曾是大清皇妃的事情给抖落了出来。从那时起，小学门口经常聚满了想一睹皇妃真容的围观群众，文绣不堪其扰，只得在1933年辞去了这份她心爱的教师工作。
不久后文珊嫁人，就剩文绣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其实慕名而来的追求者也不少，但是文绣毕竟做过皇妃，眼界很高，怎么肯轻易委身他人。
1937年，北平沦陷。文绣身份特殊，家中也没个男人，所以经常被日本人的走狗上门敲诈勒索。走投无路之下，文绣不得不变卖房产，靠做些体力活和小本生意艰难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绣经朋友介绍去到华北日报社，在这里找到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
报社的社长姓张，知道文绣独自生活的情况后，为了让她有个依靠，专门出面做媒，介绍刘振东给文绣认识。刘振东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是能吃苦，肯上进，做到了国民党的少校，现在负责管理中南海的库房。
两人相识半年后，感情日浓，1947年在北平结婚。虽然不再是皇妃，但是文绣觉得这才是她想要的婚姻生活，夫妻恩爱甜蜜，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夫妻同心，也很有奔头。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由于态度积极，人民政府并没有把他关进监狱。1951年，刘振东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做了一名清洁工，文绣跟着丈夫搬到清洁队附近的劈柴胡同居住。
虽然清洁工的收入不高，但也算稳定，文绣终于又可以安心的生活了。不过从两人相识相知到结婚，文绣从来没有告诉过刘振东自己的本名，她怕自己的经历会让丈夫难以接受，让她好不容易攥在手心的幸福溜走。
1953年9月18日，文绣突发心脏病卧床不起，在弥留之际，她紧紧握着刘振东的手，对丈夫说出了这个埋藏在她心底多年的秘密：
“振东，其实我的本名不叫傅玉芳，我是文绣，曾是大清的皇妃。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个一儿半女。”
她的眼中流下一行清泪，明亮的双眸渐渐失去了光芒……
文绣死后，刘振东用四块木板钉了一口棺材，将妻子葬于北京安定门外，没有立墓碑。也许对于刘振东来说，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一个深爱着他，他也深爱着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