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值中华民国初建，国内政局不稳之际，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北京政府旋即宣布“局外中立”，颁布《中立条规》，并且努力按照国际法规，处理中立事务。
但是，虽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民国北京政府虽然已经确立我国实行“中立政策”，但却并未立刻对外宣布，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政府之所以选择中立，主要在于其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其对内的考虑，实着重于消弭反对党派的行动”，对外的考量，则主要在于防堵战祸和防范日本。
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虽然使国人已有“奥塞恶感势将愈深”的料想，但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更未料到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会引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民国北京政府为了巩固对内统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外借款和镇压内乱等方面，甚至直到奥塞开战之初，也因中国与欧洲“相距尚远”和战争事态未明，持观望态度。
随着战事的发展，北京政府初步确定了中立的计划，但因未能摸清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真实意图，而未立即公布。
1914年7月25日至27日，北京政府通过驻奧地利公使沈瑞麟，和奧地利驻华公使讷色恩，得知奥塞两国断交、开战的消息。
由于此时战事的发展和其他各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北京政府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了解欧、美、日等国对奥塞失和的态度。
外交部要求驻外公使，探询所驻国的举动及各国中立的情况。此后，驻外公使们不断向国内传送相关报告。这些报告虽然多为驻外公使的推论之词，但他们一般认为，欧洲局势在不断恶化，欧洲战争难以避免。
另外，驻外公使们注意到英国在欧洲各国之间的调停活动，但他们对此多未抱太大希望。因为德国对英国的调停不能全部认可。
既然欧洲战事在所难免，哪些国家将会加入战争，以及他们将支持哪一方就变得颇为重要。除了认识到俄国将会支持塞尔维亚，德国将会帮助奥地利以及英法可能会援助俄国外，在战争伊始，驻外公使们就提醒北京政府，日本可能会借助英日同盟加入战争。
中国国内舆论也认识到，由于英日同盟的存在，一旦英国加入战争，日本很可能借机参战。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内部，一些地方官员也呼吁要提防日本。有人认为，日本可能会乘机利用革命党图谋中国的商务，甚至，日本可能会乘机侵夺中国青岛。
其原因在于，如果英国参战，则会支持俄、法，与德、奥为敌，日本也会借英日同盟的关系对德、奥宣战；这样日本就可能乘机夺取受德国控制的青岛，战争就会扩大到中国。
于是，地方官员纷纷提出采取中立政策的建议，认为中国应保持中立，并参照海牙公约，制定相应条规。
此时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立的打算，但又认为中国与欧洲“相距尚远”，此时宣布中立“为时尚早”。这就表明其并不急于对外公开中立立场。
再加上日本可能会借英日同盟参战，所以当下摸清日本政府的真实想法，就是北京政府所要重点关注的情形之一。
1914年8月3日，外交部通过德、俄两国驻华公使，获悉德俄开战的消息。德俄开战对中国的冲击要远大于奥塞失和带来的震动。
因为塞尔维亚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驻留军，即使奥塞开战，也不会将战火带到中国：而德俄宣战则不同，德、俄两国在中国均有租界、驻留军等，很有可能在中国境内交战。
为了防止德俄开战波及远东，尤其是在中国境内交战，在尚未摸清日本意图的情况下，北京政府采取两项应对措施：一是声明禁止交战双方在中国境内交战；二是提出将战区限制欧洲的设想。
8月3日，外交部通告各国，明确表示交战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俄、德等国在华租界内交战。
这份通告其实是在向各交战国表达北京政府的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显性含义，即表明了禁止交战双方在华发生战争的立场;
第二层是隐性含义，即传达了中国不愿卷入战争的态度。
之所以说第二层含义颇具暗示性，是因为一旦中国加入战争，无论加入到哪个阵营，都可能因敌对国在中国拥有驻留军及租借地的缘故，而对其采取一定敌对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战争就无可避免地在中国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则第一层显性含义就无法成立。
第三层是预防性含义，即防范日本。因为一旦日本加入战争，就是交战国，既然是交战国就不得在中国与敌方交战。这就不难看出，这份通告其实就是北京政府最初的、带有暗示性的中立宣言。
虽然已经初步确定了中立的立场，但北京政府并没有立即对外宣布，而是继续观察英、日两国的动向，以确定对外表态的时机。
观察日本动向的出发点是英日同盟的存在，以英国的态度推测日本的倾向，认为在英国尚未参战的情形下，日本是不会宣布参战的。
了解英国的态度，成为北京政府掌握日本下一步举动的重要参考依据。此时的英国既未对德奥宣战，也未宣布中立，态度尚不明确。
同时基于日本参战的可能性的考虑，北京政府明白，单纯地依靠这种空白的宣言。难以达到防范日本和防堵战祸的目的，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这样将战区限制在欧洲境内的设想应运而生。
外交部要求驻英、俄、德、法四位公使向四国政府探询，战区能否限在欧洲境内？
然而，指望各交战国达成限制战区的设想并不现实，于是北京政府想联合美国向各交战国提出将战区限制在欧洲的建议。但因各交战国使团的敌视，导致此想法未能实现。
1914年8月4日，外交部收到德国驻华使馆照会，得知德法开战的消息，战争牵涉的范围越来越大。
不过，此时日本政府的态度仍不明确，但通过国际局势的变化，北京政府基本可以断定英国参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8月6日，外交部从驻法、英两位公使来电中，得到了英德开战的确切消息，又从驻日公使陆宗舆来电中，得知日本政府已宣布中立。
但日本政府也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加入战局，那么根据日英同盟协约，英军面临险境时，日本会使用必要措施。
日本的中立宣言，为以后的举动预留了各种可能，同时这也更加印证了北京政府的担心，即日本借英日同盟参战的企图。
此时北京政府所推测的情况已更加明晰：英国参战，日本也必将加入战争。
虽然北京政府已经决定中立，但在具体的宣布时期上，外交部与决策层之间可能出现了分歧。外交部更希望，在宣布中立之前，由美国向交战国建议勿将战局扩大到远东，并得到交战国的保证。
然而在内外各方压力下，决策层已经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外交部尚未确定的结果。及早宣布中立，确立中立国地位，以便从容应对战局的发展，已经是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意见及选择。
8月6日，袁世凯以申令的形式，宣布中国中立，要求全国上下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恪守中立义务。
宣布中国中立的同时，北京政府颁布了《中立条规》，以法律的形式较详细地规定了各交战国在华军舰、商船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中国民众所要遵守的中立义务以及所享有的中立权利，为以后北京政府处理中立事件提供了明确可循的法律依据。
外交部则电令各驻外使领，将中国中立的消息告知各驻在国政府，并于8月7日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请其将中国中立的消息转达各国政府。
国际法学者认为，战争发生时，一个国家是否中立是该国的政策问题，而不是国际法问题。如果没有特别的声明，未加入战争的国家即被认定为中立国。
从法律上讲，中立国不需要特别说明维持中立的意思，但按照一般中立国的做法则往往会明确宣布中立。
北京政府虽没有必要宣布中立，但其宣告中立是符合一般中立国做法的行为。
究其原因，除了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外，更重要的是明确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各交战国表明中国的立场，以期获得别国对中国中立地位的认可与尊重，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利益，避免卷入战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