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2月，鼓浪屿人林鍼（zhēn）应邀去美国教授中文，1849年回国后，他通过撰写的游记《西海纪游草》，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电报技术。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每隔百步竖两个木杆，杆上横架电线，文字编为暗号，以码代字，用电报机传递，收发电报时，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顷刻可通万里。
20年之后，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给大清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清廷允许英资在华电报公司在中国设电报电缆。经过多次交涉之后，清廷答应了英国的请求，不过有一个条件，奕訢表示：英国只可以在水底安放电缆，粗线端不得上岸。1870年6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也看准了机会，先后成立了远东公司和上海站，并租用南京路5号作为营业处。
次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不顾清廷的反对，修建了一条从香港经上海至日本长崎的海底电缆，将其中的一段线路引至上海公共租界。从那时开始，上海市民便可以收到来自大洋彼岸发来的电报。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在法国巴黎从事船政贸易时，曾潜心学习电报机原理，回国后便请求清廷在中国设立电报事业，可是清廷却没有采纳。
清廷认为，一旦在中国大肆铺开电报线，势必会影响大清的风水，尤其是北京这一块，更是万万不能开通电报的。然而，即便清廷坚持，科技发展的势头也是不可阻挡的。1874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便擅自架设了从福州泛船浦至马尾罗星塔的电报水线。大势所趋之下，清廷在1976年与大北公司签订合同，由福建通商局出钱，买下福州电报线路使用权，收归官办。
然而，中国的京津地区仍然没有架设电报线路，这让李鸿章焦急不已。为了凸显电报的实用性与先进性，李鸿章做了一个实验，他让6匹快马与电报竞赛，同时传递从天津到大沽的信息，全程40公里，看看哪个更快一些。于是，他秘密写下“密鸿巧辰”4个字之后，便等待最终结果。实际上，快马和电报哪有什么可比性？当快马刚刚出发不久，电报就已经传到了大沽。可是驿夫不敢耽搁，他仍然坚持完成使命。最后，在累死了3匹马之后，驿夫终于打听到了电报内容。
有了结果之后，李鸿章马上在天津、大沽及北、塘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用作军事通讯。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关系十分紧张，李鸿章以“用兵之道，神速为贵”为由，请求朝廷同意在天津开办电报总局。1881年，清廷开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服务，可是北京地区的消息传递，却仍然要靠快马。直到1898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们终于放下坚持，北京的电报服务正式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