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破青丝蛊
编辑|南破青丝蛊
前言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应对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贵州的盐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运动。这些运动在贵州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考察贵州盐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活动，以及盐业在地方政务、治安、交通、文化史等领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贵州地方盐业史乃至抗战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的商人
贵州不生产食盐，所有的食盐几乎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在建国之前，全省大多数地方都是交通不畅、道路崎岖、运输艰难、食盐价格高昂、“斗米斤盐”、民族人民吃着清淡的生活。若有战事发生，则盐价比黄金还贵重，百姓受苦受难。在偏远的地方，有一种“把盐当作新年”的习俗。因缺乏盐份，贵州一些偏远的居民把大块的盐用绳索绑在一起，放到汤和菜汤里，稍有咸就捞起来，这就是民间所谓的“涮涮盐”或者“洗澡盐”。
流入贵州的盐有川盐、淮盐、浙盐、粤盐和滇盐，但川盐的产量最高，达到了贵州99%以上。川盐经由仁、綦、涪、永四大引岸流入贵州，深刻地改变了黔人的日常生活。盐工业的发展有赖于盐商人的管理。尽管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盐是一种特殊的民生用品，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历代政府对盐的管制非常严格，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商人为了谋取私盐的利益，不惜违抗命令走私。私自贩卖贩卖食盐的人是商人；由国家特许的商人，按规定的时间向国家征税，即为官方商人。无论是民间商人，还是官方商人，都是庞大盐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盐商分为场商、运商和分销商。
贵州是一个纯粹的盐市，盐商的作用就是商人和零售商。盐商的商业行为，不但为他们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也为他们自己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贵州的盐行政管理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但对贵州盐商人的相关问题，几乎没有人对其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仅在个别章节中有所提及，并没有进行过专题的探讨。对于贵州的历史上，关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盐商人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拟从贵州的贵州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对贵州的乡土史进行研究，希望能对此有所启迪。
01.民国以前贵州盐商概况
贵州建省（1413年）之前，尚无盐政。在宋朝，“盐马贸易”是由皇帝陛下颁布的，允许商贾将食盐运送至云贵县，以换取马匹。元朝亦继承了这种方法。在明朝初期，盐仍然是主要的官方手工产业。朝廷征用灶、厨、工、盐官、盐商，都有食盐的专营制度。
另外，在明朝的洪武年间，还实施了“开中”制度。《明鉴纲目》记载：山西行省 ，请令商人 于大同仓入米一石 ，太 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 ， 即以原引赴所在缴之。帝从其请 ，召商输粮 而与之盐。谓之 ‘开中’，各行省边境 ，多召商中盐以备边储 。计道里远近 ，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这篇文章记载了明代“开中”制度的由来，以及明代洪武年间，为抵御瓦剌、鞑靼入侵中原，设置九个边关。九边地处边陲，远离明王朝中心，物资运输不便，因此，在洪武三年，朱元璋与山西商人签订了一项交易，山西商人将粮草运送到大同和居庸关等边境要地，以此换取盐引，也就是所谓的“开中”。
但是，在大陆实行“开中”制度是在明朝的六年，当时贵州和普定卫军都没有足够的粮食，于是，政府就着手进行“纳米中盐”的投资。在普安、普定、乌撒、毕节、赤水（现毕节赤水河桥）、层台（今天毕节的雁子口）铜鼓、五开（黎平）等地，均曾实施“开中”。特别是在明朝中期，贵州的东、中地区发生了叛乱，军队的粮食短缺，主要是由商人提供的“纳米中盐”来维持。
从1449年到天顺年间的八九年，战争最为激烈，除了上述诸军之外，清平、平越、都匀等诸军，也陆续开始了战争。“开中”时期，大批的盐商在贵州一带活跃，大多数都是从外省来的，但贵州的商人却是络绎不绝。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盐法废弛，盐商转手经营，食盐价格暴涨，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贵州商人参与到了食盐的经营之中。
在“开中”体制的影响下，明朝的官吏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倒卖盐，走私，破坏盐法，国课日亏，以政府垄断的盐业，变成了官吏牟取利润的工具。”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有悖于国家的盐行政，也影响了盐的税收。但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们对商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官吏的本质和地位都在改变，表面是官吏，暗地里则是商贾，这样的地位，使得官吏与盐商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盐商的发展。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制的日渐式微，制盐由私有化转向私盐生产，制盐领域扩大，制盐生产和销售权力逐步下放至民间。这也促进了盐商在盐业中的销售热潮，使盐业的经营更为活跃。
清朝的盐政逐步放松，为盐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商人和商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盐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扩展，大量的盐商人涌入贵州。贵州的盐税在清朝中叶呈逐年递增趋势。咸丰十年，在贵州设立了里金制，除了按惯例交纳地租税之外，另加一成的厘金。贵州盐业所面对的税收种类很多，有大厘、半厘、小厘、地税等。
各州县都有私设的卡点，层层检查，这样的税收使得商运收到了极大的阻碍，人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此外，咸同以后，川黔一带的农民不断地进行着运动，造成了市场的腐朽、家家的溃逃和盐商的死亡。
所以，在那个时候，商业运输受到了阻碍，盐商人的发展也变得缓慢起来。清朝时期，川盐的销路多为陕西和四川的商人所办，而到了省里，黔商的批发和零售更多。外省商人以“行商”的身份把盐从省运输到贵州，然后运输到盐岸，然后转交给各个盐商，然后又通过黔商的分店在各处市场上出售，所以贵州的盐贩子大多是“坐贾”。清代黔的川盐，促进了贵州地区的商贸和贵州的盐商的活跃。
02.贵州早期的盐商概述
在民国时期，由于军阀纷争，政局不稳。由于各地的军阀们都在抢滩掠地，难以着手制订和健全一套相对完整、系统、有效的盐政组织与行政体系，这对于已经出现盐荒的贵州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打击。贵州的盐业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不稳定的不稳定的局面中，盐业和盐业的经营状况也时常发生变动。
1912废除了官方的交通系统，让人们随意贩卖。贵州各地的老盐商立即停业，继续销售食盐，直至1915年。但所谓“自由贩运”，其实就是一群新来的盐商人，取代了以前的盐（有些只是更换了牌子），毕竟他们之间还有着利益纠葛，所以盐并没有降价，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利益。
再之后，盐商对百姓的压榨过度，民众奋发抗争，盐商、盐商又相继关门。从那时起，食盐就是从外地商人手中运输到各个码头，然后通过分销渠道向贵州内陆地区出售。由于缺乏财力和人力，不能从码头直接到达目的地，因此形成了“分段经营”，也就是把盐的运输线路分成若干个区段，每个区段都有盐商来处理。
这样做可以避免几个大公司的专利被独占。1915以后，“大小军阀据地称雄，兵连祸结 ，战事频仍”各军阀对盐商人进行了抢夺、增税、剥削人民。军门对盐的管制很宽松，盐的价格也是商人说了算。若有天灾，富商巨贾，大地主，更会大肆敛财，投机买卖，造成食盐价格飞升。
那时贵阳的食盐交易是由各大盐商控制的，曾经一袋食盐的价格高达十多元一袋（一袋96公斤），而零售价格则高达五六毛钱。在这期间，盐商们互相吞并，例如仁岸的盐商从数十个变成了十个，而盐业也从码头直接销售到了市场的末端。
1915年至1926期间，各军阀仅知道征税，对盐业的监管不到位，各种赋权导致食盐价格飞升，而盐商则把这笔钱转到了老百姓身上，于是就有了“民食一两，要改为一斗”的局面。1926年，周西成贵州的军阀周西成开始大规模的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盐的税收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九二七年，周西成将各地的盐商召至贵阳商议贵州盐业的清理工作。始商经过几个月的会议，议妥洽，确定了商号（也就是赋税制度），确定了不同的盐商和销盐的数量，确定了盐商的税收和缴纳方式。此外，贵州设有盐政总署，在沿海各处设有巡察司，并设有盐运司，以管盐之兵。所需经费、军饷等，都列入盐的价格之中。其批发、零售价及运输费用，则经监督管理局统计和核准，饬令盐商按规定的价钱销售，每袋盐可得五毛。
1929年，周西成与李晓炎之间的内乱，周西成阵亡，毛光翔成为新主黔政，但盐制并没有改变。但后来盐业又被合并，仁岸从十个变成了八个，綦和永二岸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932年，在毛光翔和王家烈的内战中，王家烈接替了毛光翔，成为贵国的统治者，但食盐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王家烈
但仁岸盐税由赤水驻兵统领侯志平掌管；遵义驻防总司令蒋丕绪拦住了綦江的盐税；而贵阳总署则对盐商人进行索取，造成食盐制度的紊乱。到了一九三五年，红军在贵州的时候，黔北人民对盐商怀有怨气，于是与盐商展开了一场战争。各驿站的盐仓库被烧毁，盐铺的损坏也很严重。仁岸认商中有四个破产，只剩下一半。在其它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状况。
03.贵州的盐商在抗日战争期间概况
曾有大量的盐商在贵州经营，除了盐外，还经营丝绸、烟、茶、油等。另外，他们的业务范围也扩展了，有些人甚至开了一家开了家，做了一些烟草制品。贵州的商人虽然生意五花八门，但大多都是以盐业为主，只是食盐的比例并不相同。
以下是作者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对抗战期间贵国的典型盐商人进行了分类。说起贵州的盐业，不能不提到“华氏家族”，华家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并未鼎盛，但它在贵州的战争中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一点值得研究。华家以华联惠为起头，字柽坞（1833—1885)，贵州遵义县团溪人，字柽坞。
华联辉在唐炯的推荐下，于光绪三年（1877）担任四川泸州总管，帮助丁宝桢整顿川盐、盐，颇有成就。丁宝桢称其为人才，并请求官署特批保留其官职，但华联辉退官，返回贵州，继续掌管“永隆裕”盐行，直到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去世。华之鸿（1871一l934）是华联辉家的儿子，他十四岁就死了。华之鸿14岁，在父母和舅舅的抚养下，一边读着书，一边开着“永隆裕”。
华之鸿
1892年，华之鸿只有21岁，他自己开了一家名为“永隆裕”的盐铺。华之鸿心思缜密，经营有方，几年之内，华氏的盐铺遍布贵州各地，每年都能赚到几十万两的钱，所以才会被人尊称“华百万”，华家的钱，更是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在这场战争中，华家的继承者是华志宏的儿子华问渠。他努力学习，擅长处理各种事务，在贵州省宪群法律专业毕业后，协助父亲管理实业，改善了文通书局的印刷器材。
04.结语
抗战爆发后，大批专家学者到贵阳寻求庇护，华问渠成立文通出版社编委会，聘请三百余位专家学者担任编审委员会，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设有办事处，与著名的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各大报刊并驾齐驱。它不但对贵州的文化和教育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对抗日也有一定的帮助。
华问渠
除了华家外，伍效高，孙蕴奇，帅灿章，丁纯五，邓羲之，邓若符，王竹斋，戴子懦，魏伯卿，抗日期间的盐商，和刘熙乙一起，都是在抗战期间活跃的。他们先是成立了“聚康银行”，接着成立了“利民盐号”，这才使贵州人得以承办贵州的盐业。另外，赤水盐商人向殿卿，张茂久，萧鼎新，赵树清，都是本地颇有名望的盐商人，由向炳荣率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