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霸权从来就是一个极端的诱惑，对维新时期的日本更是如此。
福泽谕吉曾在自传中写道，他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并无遗憾，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1901年，这个19世纪，日本最出名的野心家、教唆犯、幕府第一反贼，死于脑溢血，终年66岁。
他的《脱亚论》并没有让日本更文明，而是变得更加野蛮和残暴，不过是日本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其死后的三十年里，一群由嗜血的武士建立的政府，最终还是拜倒在军国主义门下。
青年时期的福泽谕吉
为什么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会对日本近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理论为什么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自从1840年以后，近代的中国相继爆发了剧烈的运动，但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
但是同样是造反的日本维新派却翻了德川幕府，为什么日本近代能够完成快速变革？这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又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背后的原因。
历史的岔路口
古代的日本虽从唐朝开始就是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二者完全走向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演化道路。
中国自秦、汉时期开始，就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时期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和权威集中于帝王及其领导的官僚系统。
而日本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历史上的日本，权力与权威长期分离，日本天皇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实权，但是但是却有着神一样的权威，万世一系，延续至今。
日本天皇
而治理社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手里，而武士的身份是世袭的，再加上日本没有形成类似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以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豪族社会。
主导社会的力量是世家大族和门阀，这在今天的日本政坛依然可以看到，而中国从宋朝以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局面。
中国的士大夫构成了庞大的文官系统，支撑整个中央集权制度，而且日本则不一样，反而是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幕府将军统治社会的手段是间接统治，通过分封土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藩国。
日本众多藩国
封地的粮食产量在一万石以上的被称为“大名”，其领地和行政机构就称为“藩”，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的260多年里，前前后后出现过近五百多个藩国。
每一个藩国由一个家族统治，比如萨摩藩的岛津氏，长州藩的毛利氏等，这意味着地方藩国拥有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幕府将军和大名的关系，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国王与贵族的关系，天皇在日本的地位类似于教皇在欧洲的地位，属于象征意义上的“神”，不插手社会治理。
这样一来，德川幕府与满清政府相比，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要弱许多，所以一旦面临西方列强殖民入侵，藩国造反的成功概率就要高出许多，这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的。
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或许更加深刻一点，中华文明是轴心文明之一，是除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外的，世界大三大文明之一，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轴心文明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地理、人文环境高度融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互相之间很难替换，而日本不同，本身不是文明中心，只能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
古代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的衰落，导致其文化影响力出现了真空，西方文明的入侵，很快可以让日本改变方向，追随强者，简而言之，就是船小好调头，这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理论影响的究竟是哪一群人？
没落的武士
明治维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由一群下层武士，联合豪农、豪商的造反运动，而福泽谕吉的理论思想成了维新派的理论工具，1885年《脱亚论》正式成型，但是其酝酿过程至少有二十年。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等级森严，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各司其职，世袭罔替，用身份来划分职业，各个阶层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由于武士长时间脱离劳动，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主君发放的俸禄。
到了幕府末期，整个中下层武士集团没落，不少武士穷困潦倒，靠向商人借钱度日，武士尊而不贵，社会地位高，但是生存堪忧。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经济类型造就了一批大地主和大商人，通过几代的经营和积累变得非常富裕，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贵而不尊，这是福泽谕吉的理论思想产生的时代大背景。
幕府末期的日本武士
1835年他出身在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父亲福泽百助就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下层武士，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对汉学造诣很深。
但是他的父亲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因病亡故所，福泽谕吉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江户，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通商，当时这里是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
1868年改名东京，马休·佩里的舰队中有两艘黑色的蒸汽铁甲军舰，所以被称为“黑船事件”，随后西方列强相继而至。
21岁的福泽谕吉为了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的时候前往长崎学习西学（兰学），拜“日本近代医学之父”绪方洪庵为师，1858年来到江户执教，并且学习了英语，后来随幕府的使节一起去了一趟美国。
西方列强的殖民激化了日本的社会矛盾，工业化的商品进入日本之后，不但触及豪农、豪商的利益，而且导致大量的手工业者失业。
武士享有的特权也荡然无存，准备抡刀砍人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枪撂倒，面对西方的工业时代的殖民者，整个日本显得脆弱无力。
一些年轻的下层武士就开始刺杀和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他们和豪农、豪商组成了“尊攘派”，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
但是此时的尊攘派对德川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幕府军队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镇压，就在攘夷运动兴盛之际，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改变日本历史的命案
1862年9月，一个往返横滨和上海的英国商人查理斯·理察逊，和同伴3人，在路上遇见了，萨摩藩大佬岛津久光近700人的仪仗队。
按照惯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仪仗队，须下跪及退让，英国商人当然不肯下跪，身上也没带枪，结果就享受了“一刀斩”服务，直接领了盒饭。
岛津久光
英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要求幕府、萨摩藩严惩凶犯，并且支付巨额赔款，福泽谕吉正好担任翻译工作，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翻译水平不够高，导致最后双方谈崩了。
英国随即派遣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炮轰萨摩藩的老巢鹿儿岛，这就是“萨英战争”，英国竟然和日本的一个藩国干了起来。
结果萨摩藩用于防御的80门火炮，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也没有占到便宜，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没想到还挺能打。
英国无非就是想扩大在日本的利益，至于是幕府还是藩国并不重要，于是就转而支持萨摩藩的维新派就，他们主张推翻幕府统治，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路线。
邪说产生的土壤
德川幕府为了直接与西方各国接触，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福泽谕吉作为一名翻译随行，这一次欧洲之行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
在此期间，他对西方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政党选举、征兵法规、银行、医院等
回日本之后，他就写了一本书《西洋事情初编》，很快成为了霸榜的畅销书，发行了25万册，讽刺的是，为德川幕府效力的福泽谕吉，他的粉丝和拥趸，大部分是维新派。
竟然还成了这群人的意见领袖，业界大V，这也是后来他出版《脱亚论》影响力巨大的原因之一。
维新派能否造反成功，取决于日本能否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变革，但是日本并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
资本、工业原料、消费市场，都不具备，而且在西方列强面前，没有任何先发优势，这就让明治维新注定是一个“怪胎”。
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调，“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就曾公开表示“失之于欧美之物, 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
“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
被西方列强压制的日本只能捡软柿子捏，这是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186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福泽谕吉的思想，就自然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发展指南。
于是《脱亚论》就把对外侵略战争与“日本的富强崛起”联系在了一起，其最险恶之处就是在于，把这种侵略行为上升到一种理论。
并且赋予其所谓的“正义性”，福泽谕吉就这样成了教唆一个民族犯罪的的罪魁祸首，一个理论能够给一个民族洗脑，必须要让其信众看到效果，日本对外的侵略战争，让《脱亚论》在日本生根。
嗜血的野兽
《脱亚论》1885年正式出版，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几年间，明治维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发动甲午战争早在日本明治政府的计划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本应该崩溃的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甲午战争的胜利，改变了日本的国运，从清政府攫取了2.3亿多两白银，相当于1895年日本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直接化解了日本的经济危机，赔款中的83.7%，用于扩充军费，尤其是海军。
9年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的形成，军事工业、重工业、以及于出口的轻工业发展迅速，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产业反而萎缩了，平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反而是雪上加霜。
从1907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就一直处于慢性的经济萧条之中，就在日俄战争的第二年。
1905年，日本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数百万人近乎饿死，很难想象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大国崛起”。
只要不打仗，这种经济模式就不可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再次出现了经济危机，没过多久世界第一次战争爆发。
一战的爆发对欧洲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却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成型创造了机会，因为远离欧洲，不用担心被战争影响，日本和美国都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益者。
一战时期的日本海军
也正是由于欧洲列强忙着打仗，进入战时状态，物资就会非常紧缺，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出口就停掉了，欧洲列强纷纷退出亚洲市场，于是整个市场出现了真空，间接给日本商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战争拉动对战时物资的需求，日本趁此机会，减少对欧洲的进口，加快了对欧洲的出口，扭转了贸易逆差，很快日本的财政状况出现了转机，大量的黄金流入日本。
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5亿日元，到1919年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还购买了英国与沙皇俄国的国债，一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91%，占到了经济总产值的56.8%。
三次战争前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这让维新派对《脱亚论》更加推崇也加速了维新派的改革，随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脱亚论》也就成了明治政府的国策。
《脱亚论》之所以能够掀起狂风巨浪，就是抓住了维新派的诉求，并且在接连的几场战争中胜利，让日本实现了工业化。
这极大的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情绪，而且日本这个民族骨子只崇拜强者，强大即正义，所以《脱亚论》这种邪恶思想，很快就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形态。
维新派主要是来自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下层武士，他们原本是一群以习武杀人为业的暴利机器，《脱亚论》在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自然就演化成了日本的国策，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一路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