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王朝》整部剧情中，周培公的活跃时期，主要集中在康熙平定以吴三桂为首三藩之乱的阶段。电视剧对周培公的塑造，几乎将他描绘成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形象。
周培公师从于伍次友，而伍次友被康熙奉为“帝师”，十分敬重其人品才华。牵着这层渊源，周培公本可以拿着伍次友的举荐信直接受到康熙重视，但他却坚持参加科举考试正途，自信凭借真才实学可以博得康熙赏识。
只可惜因试卷之上作答不慎，没有规避康熙名讳，而周培公又不肯、也没有银子打点弥补，才落得个流浪北京街头的灰头土脸像。
幸好朱国治对周培公的举荐，提起了康熙的兴趣。康熙微服私访时考察并认可了他的才能，将其带在了身边。
初涉官场，周培公便显现出足智多谋的见解，而且时常能够切中时弊。比如康熙召集重臣，讨论裁三藩所需花费的巨额银两数目，周培公就抓住了当中最为关键之处——吴三桂下山的首期花费。
吴三桂下山前是朝廷求着吴三桂，因而首期款项康熙尽可以摆出一副有求必应的大方姿态，鼓励、麻痹吴三桂动身。但只要三藩军民眷属，进入了通往辽东安置区沿途的内地省份，就必然要受到各地官府的节制。这时候双方关系就变成了吴三桂求着朝廷，三藩吃什么、喝什么、银两给多给少，就全看康熙的心情了。
由此一事便可看出，周培公是个不可多得的精明干练之才。
而后到了真正考验人的吴三桂造反时刻：三藩连连得手占据江南半壁，驰援前线的察哈尔王军队转眼变成逼宫之师，北京紫禁城内外又陡然间发生“朱三太子”勾结宫廷太监造反的变故。内忧外患之下就连康熙也是举止慌乱、六神无主。
危难时刻，是周培公建议康熙册立太子稳定国本，并且举荐图海带领大内侍卫将三郎香会的作乱徒众斩杀殆尽。接着又带领三千家奴击败察哈尔王叛军，旋即移师陕甘炮轰平凉城逼降王辅臣，直至最后转守为攻取得整个三藩平叛战役的战略主动权。
以周培公、朱国治、陈廷敬为首的汉人官僚，坚定站在清廷和康熙一方的立场态度，对于广大汉族士人知识分子的抉择导向上面，不得不说是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要知道三藩之乱时，满清入关也才短短30来年，并非全部汉人都从内心中，真正认同满清女真异族的统治。吴三桂以光复大明、夺回祖宗江山的口号起兵反清，对一大批汉人来讲还是很有感召力的。比如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就响应起了福建耿精忠对清开战，还有镇守陕甘对战局走向举足轻重的王辅臣，也是拥兵自重，在康熙和吴三桂之间谋求利益最大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立下了赫赫战功，匡复社稷的平叛功臣，却因风头盖过了满洲八旗，被索额图、明珠等一干满人勋贵屡屡攻讦，落得个被康熙故意安排到冰天雪地盛京的结局。
盛京是满人的大本营，康熙此举显然是要将才干使人忌惮的周培公监视看管起来。对周培公的处置，可见康熙始终未能把汉人摆在与满人同等重视的位置上。
这也为后来另一汉人干吏姚启圣，初期采取对康熙的不合作态度，预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康熙是个识才爱才之人。
当初虽迫于明珠、索额图在满洲八旗亲贵间串联起来的“倒周”势力，把周培公多年闲置在盛京。然而国难思良将，台湾郑氏与西北葛尔丹南北两个方向威胁大清的隐患，又让康熙萌生了启用周培公之心。
况且在个人感情上，康熙也是对周培公心怀诸多愧疚。尤其是周培公面对官场人生低谷，却不心寒灰心丧气，依然为康熙发掘并举荐能人姚启圣，甚至前无古人得完成了大清江山的全图绘制工程，如此一来就更让康熙感佩不已了。
但此时周培公却死了，康熙再无机会对一个已死之人表达歉意。康熙下旨替他守灵，实则是为弥补内心中对周培公的深深愧疚。
应当说周培公的死，对康熙的触动十分巨大，进而让他重新思考起了汉族官僚在满清朝廷中的定位与安排。
这就便宜了言辞刁毒、行事张狂的姚启圣。
姚启圣是周培公在盛京时结下的至交好友，他亲眼目睹周培公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十分清楚满汉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以至于即便被加封福建总督、赋予收台大任，也时常顶撞康熙、挖苦明珠、轻视索额图。
姚启圣对君臣、同僚关系的消极态度，皆因他认定在满人主政的大背景下，自己的结局终将与周培公差不多。而他晚年出任封疆大吏，奔着去的也只是为了了结心中想干一件大事的心愿。除了收复台湾的不世之功，其它的利害得失，姚启圣一概懒得去计较。
只不过姚启圣毕竟还是低估了康熙的宽大胸怀。康熙尽管十分气愤姚启圣的傲慢刁毒，却最终赐予了他整座西湖行宫，还把行宫里所有的古籍孤本也一并赏赐给了他。
这样的善终恩养可是很对姚启圣胃口的。相比于周培公，康熙对姚启圣的退休安排，简直有天壤之别。
而促成康熙对两人安置态度转变的，难道不是因康熙对周培公的愧疚，扩散到对整个汉族官僚群体的善待，并最终第一个体现在了姚启圣身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