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西方古代历史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得益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广为人知，很多人印象之中西方中世纪，是神权极度压制政权的时代。
但实际上，西方古代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也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不断变化的，世俗王权与神圣教权之间的交锋，并不总是一方独大或者是平分秋色，呈现出时而政权压制神权，时而神权压制政权的特点。
换句话说，“黑暗”的中世纪里，在政权与神权交锋的过程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也不总是神权，人们对于中世纪“黑暗”的印象，至少有一半责任要归结于当时的世俗政权。
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中叶教会内部的吕克尼改革运动，摆脱了政权对于教权的控制，反映出中世纪初期政权压制神权的历史事实
九世纪末，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四分五裂。欧洲开始陷入战乱与分裂的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生计艰难，占据统治者地位的政权也由此逐渐削弱。而与此同时，教会却因为独特的地位，避免了战乱，其下遍布于欧洲大地上修道院，因为免于战乱而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此现实之上，教会内部打着革新教会制度，肃清教会中与世俗的封建贵族同样堕落的修道士的名义，开启了吕克尼派的改革运动，并试图用教会的经济实力，来影响陷入战乱的政治局势。
当代学者陈钦庄在《基督教简史》中说：
“克吕尼改革运动，旨在改革教会腐败，加强教会组织纪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求调整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控制，强调教皇的无上权威。”
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初期，教会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其实是受到世俗政权的压制的。
而教会之中的有识之士们，为了摆脱这种控制，趁着世俗政权的堕落和连绵不断的战乱，一方面发展教会下属的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内部的革新运动，提高了教会的凝聚力。最终通过强调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以及教皇在精神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剑指世俗王朝的统治者们。
教权与政权的交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之中，并非是一方独大，然而另一方不断反抗，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纵轴上来看，教会势力真正兴盛的时期，也就是在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的三百多年，除此之外的西方古代历史上，代表着世俗的政权更具有优势。
因此将中世纪的“黑暗”完全归功于教会的统治，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好相反，教会力量的兴起，正是在中世纪初期世俗王朝腐化堕落的统治者，严重破坏了当时西方的生产发展，危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的现实下，人们寻求改变权力体系的自发选择。
十二世纪教会法研究系统化和经院哲学的兴起，反映出在神权压制政权后，神权势力希望彻底压制政权的意向，同时世俗政权想要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教会法研究的系统化，以及经院哲学，听起来是两个很繁复的概念，但究其根本，不过是政权和教权交锋的过程之中，双方为了压制对方各自的手段而已。
所谓教会法研究的系统化，就是教会想要以宗教的条文代替世俗王朝法律的尝试。因为是十一世纪晚期，教会法还只是适用于教会内部的有限规定，或者是来源于以往教会先贤们对世俗社会的一种倡导，不具备法律的严谨和必然性，这对于教会想要通过影响普通百姓来压制世俗王朝的统治非常不利。
在此基础之上，当时教会的高层鼓励教会学者，将原本只是宗教信条的教会法，扩展成为涉及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教会法，从而实现以教会法代替法律，压制世俗王朝的目的。
教会法的成型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以“罗马法”作为反抗。西方学者哈斯金斯在《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之中说：
“没有什么比法律更能体现罗马人的聪明才智的特质，也没有什么比他的法律的影响更持久、更广泛。”
这其中的法律，其实说的是当时世俗政权为了对抗教会法而研究推广的的罗马法，在教会想要以教会法来代替世俗法律，从而削弱世俗王朝政权的统治力的过程之中，当时世俗王朝的统治者们，则高举罗马法的大旗，将完善的世俗法律当成对抗教会法的依据。
但随着教会力量的逐渐增强，在十二世纪，世俗政权已经丧失了在两个世纪以前，压制教权的优势，转而走向积极防守的道路。
另一方面，经院哲学则是世俗王朝为了将玄虚的宗教理论，用科学或者是哲学这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从而降低神权神秘属性的主动手段。
经院哲学通过对宗教理论的哲学化，可理解化的研究，将高高在上，披着神权外衣的宗教理论拉下神坛，想要达到弱化宗教理论权威性的目的。
综上可以得知，中世纪政权和神权交锋的过程，其实是教权从弱势地位走向强势地位的过程，原本控制着教权的政权，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不得不陷入对教权的被动防守。
中世纪欧洲教权和神权的的交锋，实质上是在西方中世纪城邦制的社会现实之下，统治者更新换代的过程，实际上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之中说：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实际上，站在更广泛的视角，从全球来看，从封建制度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起以来，科技进步的瓶颈效应，使得社会生产力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革。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原地踏步，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重复。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不管是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还是西方古代的教权与政权的争锋，其实质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革的前提下，当统治者们逐渐走向堕落的时候，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为了对抗逐渐固化的阶层和腐败堕落的政治现象，寻求改变的历史实践。
十世纪中叶，西方世俗政权压制教权的时候，统治集团逐渐走向堕落，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发动连绵的战争，在此社会现实之上，普通百姓为了寻求改变，自发的聚集在享有特权的教会周围，给教会的兴起和教权压制王权的过程提供了基础。
而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末，随着神权彻底压制世俗政权，教会高层也失去了竞争的对象，开始走向堕落腐败，固执黑暗，在此基础之上，影响近代世界历史的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兴起，开启了世俗政权反抗教权的另一波轮回。
而文艺复兴后西方之所以能够率先摆脱这种历史的轮回，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改变，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演变，逐渐走向了资本主义时期，诞生了新的生产关系。
所以说，从现实意义上讲，神权与政权的交锋，实际上是底层百姓寻求出路的过程。当代表着世俗政权的王朝统治者们不能满足百姓们基础的生存需要的时候，教权就压制了政权。同样，当教会统治者们彻底打压了世俗王权，失去敌人，逐渐走向堕落，以严刑峻法荼毒民意的时候，不管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其他什么革命，百姓们总要将其拖下神坛。
结语
综上，中世纪西方政权和神权的交锋，本质是民意的交锋，不管是教会还是世俗政权，谁能够满足百姓们基础的生存需要，谁就能够压制对方，成为历史的主宰。反之，则难免陷入被推翻的境地。《圣经》中说：
“Thereisnonewthingunderthesun.”
翻译成汉语，就是那句很经典的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的渊源或许不同，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文明发展的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相同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主导历史发展的，依然是人。
漫长的中世纪之中，社会科技的进步遇到了瓶颈，人类没法通过科技的进步来改变生产关系，那么当社会流通的渠道逐渐闭塞，上层盘剥日重，并最终导致战乱别离之后，教会顺应当时人们的需求，崛起并压制政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教会也是一样，当屠龙勇士变成恶龙的时候，自然有新的勇士去屠龙。
所以说，抛开东西方的地域差异，人文历史差异，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六世纪结束，中世纪欧洲的两次文艺复兴，其实是政权和教权交锋的过程。与中国古代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更迭，内涵都是一样的，即旧的统治秩序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必然有新的统治秩序来代替。
参考文献：
《圣经》
《法哲学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