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别有深意,梁启超提出来用心良苦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别有深意,梁启超提出来用心良苦

我想如果你跟中国人提问“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是什么?”一定会招来鄙视的目光,然后人家会轻蔑的回答你“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这个答案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无一例外。然而,这一说法如何确立的?当初确立时,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还是听我一一道来。

穿越太平洋时诞生的学说

话说还在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踏上了去往夏威夷的轮船,准备为恩师康有为组织的保皇会募集一笔款子。百无聊赖的旅程,让他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曾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怎么会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弱国?他曾经幻想过变法图强,结果在清朝那些老贵族的手里一败涂地;他也曾向往日本式的共和,但是回想过往的失败,又让他彻底打消了念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似乎要对国家进行那怕一点点改变,都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看不见路在何方。

既然看不见前路,那就只能回头去找找答案。好在他的知识储备足够多,他可以慢慢的整理和感悟。于是,在横跨太平洋之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问世了,“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梁启超用诗歌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心中慷慨激昂之际,写到:“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邻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及印度、埃及、小亚西亚是也。”于是乎,四大文明古国的构想就此形成。

之后,在1923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徵出版了中国文化学奠基之作《中国文化史》,提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于是,“四大文明古国”最终定型,被所有中国人所接受,并通过历史教育被不断地传承着。

煞费苦心的选择

但是这种说法,在世界上却并不被承认。世界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多种说法,比较少的有六起源说,即古埃及、古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文明,克里特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也有九大文明之说,即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墨西哥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尚未发展完成的俄罗斯文明。甚至还有人按照年代来归纳,划分出21个古代文明。可见,关于所谓文明古国的概念,中外并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说法。那梁启超和柳诒徵到底是根据什么来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呢?

首先,我们再来看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里边在提出“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之后,紧接着来了一句“然彼四地(埃及、印度、安息、墨西哥)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大致翻译一下,就是说埃及、印度、安息(也就是伊朗,此处应该是指代早期的两河流域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墨西哥(玛雅文明)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灭亡之后,这种文明也就随之消亡了。今天如果去游览的话,都能看到后来的征服者所留下的遗迹。而只有我们中华,在所有文明中屹然独立,一直到了今天。从这句话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自豪与骄傲。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梁启超选择文明的标准既很独特,又做了一些规避,很有技术含量。首先说独特性,梁启超选择的文明,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埃及和古巴比伦都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血脉。埃及文明虽然起源最早,但灭亡也早。从公元前343年波斯第二次征服埃及之后,这个古老的文明已经彻底灭亡。而古巴比伦,更是在公元前1595年被赫梯人所灭,也已经彻底灭亡。但是同时,两个文明有都有大量的遗迹留存,埃及有金字塔,古巴比伦有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这些遗迹都证明了当年这些文明的辉煌。梁启超选择他们,无疑是看中了他们辉煌与灭亡之间的极大反差,这样才可以在与他们的对比之中,凸显出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

而至于印度的入选,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梁启超个人对佛教的偏爱。另一方面,就是印度文明的变迁也确实耐人寻味。虽然印度人这个种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但由于他们对历史记录的忽视,导致了印度文明在千年的运行中逐渐走样。现在的印度文明比起佛教和印度教并行的时期已经完全两码事了。梁启超选择他,无疑是在说,相比在“和平演变”中消亡的印度文明,倔强中艰难前行,还能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明是有多么可贵。

做出选择的同时,梁启超也做了一些规避,比如说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后期强大的伊斯兰文明。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些还“活着”的文明让他有些害怕,古希腊罗马文明直接诞生了后来的欧洲现代文明,西方的列强们正是这种鲜活文明的代表。而伊斯兰文明的坚韧和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几百年前就曾经让处于巅峰的大唐帝国吃尽苦头,而如今,他们在强敌环伺的世界上,仍然顽强的保持着自己文明的向心力。如果和他们做对比,中国的文明则显得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能更突出当时社会的腐朽。这显然是梁启超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总之,“四大文明古国”这一说法的提出,是梁启超给自己和所有中国人打的一针强心针。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学术价值。在当时的中国,国土沦丧,民族危急,再不想一些方法提振士气的话,很有可能会一蹶不振。可以说,他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已经不害怕去跟任何一个先进的文明做对比。不过,这剂强心的猛药,也依然起着作用,继续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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