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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戏剧式的行动让清廷感到束手无策，对列强这种新的争夺方式感到绝望无助，另一个随之而来的列强对华提出的领土要求则迫使中国政府下决心不惜一切开战。
这个不速之客是意大利，它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连一个正常的借口都没有。
意大利虽然在19世纪末也积极参与了列强的扩张殖民地的活动，但它是列强中最弱者之一。
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以后，主要的殖民兴趣在非洲，对远东并无企图。意大利的殖民扩张分子组织了种种协会，比如地理学会、殖民研究所、海军同盟以及造船业主协会等等。他们在非洲到处考察，寻求殖民机会。
当时列强各国的内部，一般都有两派帝国主义分子，一派是“非洲派“，一派是“亚洲派”。而意大利只有“非洲派”，并无“亚洲派”。来自西西里岛的政治家克里斯比对殖民扩张特别热心，他希望让意大利的农民重新定居到北非的埃塞俄比亚，既能获得土地，改善生活。但是克里斯比任首相期间实施的北非政策缺乏实力基础。
1896年，意大利殖民军在北非的阿多瓦战役中大败。埃塞俄比亚人在皇帝美内利克的领导下，击败了由16500人组成的意军，并消灭近6000人，这个死亡数字比意大利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所受的损失还要大，尽管战死的士兵大多数是意大利殖民军在当地的厄里特利亚招募的。
阿多瓦一役，意大利的国际威望大跌，国内一片哗然，克里斯比内阁也随之倒台。此役使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得不作重新调整，那些扩张主义者对非洲失望之余，对亚洲的兴趣开始大增。
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在意大利统一之后，一直在罗马的地位等问题上矛盾重重，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不能积极地为意大利的国家利益服务。
意大利在华也有一小批传教士，但他们只能持法国护照，方可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意大利传教士在华北也很活跃，在民、教冲突中不比他国同僚逊色。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处的冠县，意大利传教士就是著名的“梨园屯教案”的主谋之一，而此教案正是赵二多的义和拳运动发展的契机。
意大利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未受本国政府过多的注意，直到克里斯比内阁于1894年成立时，中国才开始成为意政府的扩张兴趣之一。
克里斯比组阁前，一位民族主义的埃及学教授厄内斯托·沙巴莱里，已经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旨在支持意大利海外传教活动的全国性的协会。
沙巴莱里教授知道意大利政府不好公开出面支持这个协会，于是请了各方名流和政要作为会员，竭力鼓吹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些名流中有热亚那公爵和著名政治家奥古斯特·孔第等。
克里斯比首相受这个协会的影响很大，他对宗教信仰本身并不狂热，但对法国垄断护教权一直心存不满，所以下决心发动挑战。
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体制衰弱，地区差别很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末期，国内的保守势力试图以海外扩张为契机，推翻统一以后的第一位首相卡米洛·加富尔所创建的“自由主义的意大利”的政治模式。加富尔在统一之初就试图打进中国，并多次向中国政府炫耀意大利是基督教——罗马文明的发源地。
1866年以前，意大利国正在华只有两个非正式代表，一个是詹姆斯·豪格，另一个是约翰·登特。前者常驻北京，后者待在香港。
这两个人均系英国公民，是加富尔首相的私人朋友。1864年，当时的首相马可·闵凯蒂决定向中国和日本派遣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闵凯蒂对中国的主要兴趣是蚕茧和生丝贸易。但代表团尚未出发，闵凯蒂内阁就已倒台，所以由其继任者拉马莫拉首相重新组团。
拉马莫拉指派意大利海军舰长维多里奥·阿明江为代表团团长，并请意大利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著名的达尔文学家菲力波·菲力比博士为主要成员之一。
阿明江舰长率团于1866年到达北京，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签订了商务条约。尽管阿明江大言不惭地吹嘘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中国人知道如今的意大利绝没有当年中国史书记载的“大秦国”——即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旧称那样的风光。
中国人允许意大利派驻北京公使主要是从“以夷制夷”的概念出发，并不表明对意大利国家威望的特别尊重。
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没有长足进展。184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意大利在华的经济活动多以非法经营为主。
直到1898年，意大利人在华只有一项事业超过他国，那就是对苦力贸易的垄断。
意大利商人在这种非法贩卖人口的生意中获利颇丰，几乎垄断了南非和北美的人口贩卖。
意大利海盗在中国海域也经常出没，成为意中关系的一块心病。但在两国的正式关系上，意政府对双方商定的很多项自都不能有效地实行。意大利在华的领事报告和政府出版的关于远东的文件对意大利的企业界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私人资本对华投资的兴趣不大。
比如说，意中双方早就有意共同勘定中、意之间的航海路线图，而意方对此并不积极，中方也逐渐失去兴趣。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对中国一般情况都不够了解，很少有人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化。
因此，当1896年的阿多瓦战役惨败之后，意大利扩张兴趣开始转向远东时，才发现意大利在远东的列强争夺战中毫无优势。此时，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大企业开始关注中国市场。
生丝贸易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因为意大利的丝绸产品在欧洲市场颇具竞争力。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报告，意大利丝绸工业每年需从中国进口2万团生丝，但由于没有意、中直接通航的路线和航班，意大利的生丝进口商只能与德国劳埃德航运公司签约，走德国的不莱梅经热亚那到上海的航线。
这种运输方法造成成本昂贵，进口生丝的利润不高。1895年，在企业家曼弗里多·坎帕里奥的领导下，22家大企业在米兰创建了“意大利工业界在华和远东的合作协会”。
会员中不乏在工业界有执牛耳的大公司，如意大利信贷银行、巴斯托基公司、意大利冶金公司等等。由于这个协会的建立，意大利对华的经济渗透才算正式开场。
1895年9月，著名的帝国主义组织——意大利地理协会在罗马召开年会。这个协会对意大利殖民政策的取向一直有重大的影响。
正如史学家理查德·鲍斯沃斯所指出的：
这个协会的成员有很多政要，比如圣·朱里亚诺等。在这次年会上，会员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加强在华的领事工作，为工商界提供积极的服务，同时也要求私人资本主动提出在华投资的建议，并请政府考虑建立从意大利的热亚那到上海和横滨的直航路线。
当时意大利在华的合法经济活动与其他列强不可同日而语，连比利时这样的小国都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中有大量的投资。在华做生意并不容易，代价很高，而且要有多年经验的积累。意大利在中国既无政治影响力，又无金融杠杆，所以要获得中国政府的项目合同更是难上加难。
在上海开展航运业务的意大利公司——“意大利工业联合公司”，在19世纪0年代中惨淡经营，入不敷出，终于在1899年倒闭。
然而，北意大利的工业化的强劲势头，并不能轻易改变政府对海外扩张的政策。同时意大利政府的外交体制也不能适应时势，这个时期的政府多为南方人把持。
克里斯比上台之初，试图对外交部进行改革，但收效甚微。据萨瓦戈回忆，此时的外交部与19世纪60年代的机构差不多，已很难应付意大利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政策的需要。
克里斯比的体制改革重点是重新恢复废置已久的秘书长位置，便于协调各部的工作。
但是，意大利议会对政府的工作干预很大，所以秘书长一职只好由资深的老年外交官担任，因为这类人一般性情温和，不怕被议会胡搅蛮缠。政府的工作效率之低，使得工商界对政府缺乏信任。
即便是罗莎第在华组建英意“福公司”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也很有限，而意大利工商界也不愿贸然加入。罗莎第在意大利出售的“福公司”股票，只有一家公司认购，大多数的银行和企业认为意大利在中国既无重要的商业利益，又无租借地，风险太大，所以“福公司”的意方人员多是工程技术人员。
意大利驻华使馆常常接到政府的指示要“保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积极促进在华商贸活动”，而在京的意大利外交官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府并未采取积极的态度。不幸的是，“福公司”本来是意大利人牵的头，最终却成为英国独资公司，意大利工业界对此极为不满。
1898年4月，罗莎第的合伙人，卡洛·鲁迪尼议员在下院正式提出要在中国获取一个港口的建议。他认为其他列强在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租借地。外交大臣威斯孔第·维诺斯塔在议会作证时说意大利在华采取行动的机会尚未到来，他说：“我们此时还不能仿效他国单独采取行动。”
事实上，外交部此时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德占胶州湾以后，中国似乎已走向被瓜分的道路，意大利当然不能放过这一机会。萨瓦戈侯爵当时任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他一开始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华事务漠不关心，意大利不可能一下子取得突破。萨瓦戈向外交大臣建议在采取行动前应做好充分准备，比如要设法控制意大利海盗船在中国海域的活动，胶州湾事件后，萨瓦戈看到列强并没有反对德国的做法，便开始向罗马建议立即在中国寻求一个租借地。
意大利政府一开始就考虑在东南沿海寻求一个港口，最好是在宁波与厦门之间，因为这个地区距离列强的势力范围较远，争议不会太大。
收到萨瓦戈的电报后，意政府决定派遣一艘大型巡洋舰“马可·波罗号”驶向中国海域，意大利官方宣布“马可·波罗号”驶华是为了加强保护意大利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当时在上海曾于1898年初发生过限制生丝出口的事件，中国政府担心生丝的大量出口会影响到丝绸成品的销售。
两江总督刘坤一宣布对蚕茧和生丝的出口不予办理火灾保险，以加大这些产品出口的风险，减少出口额。意大利借此事派遣巡洋舰，于情于理都太过分。“马可·波罗号”的真实任务是勘察中国沿海的港湾，主要是三沙、台州和三门湾。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大利的举动当然是具有挑衅性的，当时限制蚕茧出口并非针对意大利一国，其他列强并没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但意大利对此却很敏感。
萨瓦戈的计划不久就搁浅了，因为意大利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年春季末，米兰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军方在意大利国主的支持下，向大街上游行抗议的平民开枪，死伤多人。政府本来以为这场游行会演变成武装暴乱，事后的调查发现并无任何暴乱的证据，鲁迪尼内阁被迫引咎辞职。
鲁迪尼是186年阿多瓦战役惨败后从克里斯比手中接过内阁的，两年来，鲁迪尼试图在政治保守派和殖民政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对海外扩张的兴趣很浓，对鲁迪尼的谨慎小心的殖民政策大为不满，于是鲁迪尼辞职之际，任命一个军人来组织保守派政府，将他的军事副官路易基·佩鲁推上首相的宝座，并以海军上将菲利切·卡内瓦若取代温和派的威斯孔第·维诺斯塔成为外交大臣。
新首相和外交大臣都是国际关系的新手，对列强长期在华争夺的微妙关系缺乏了解，因而在政策上犯错误是不奇怪的。
翁贝托一世的很多顾问都告诉国王，意大利在阿多瓦战役丢脸以后，民气不振，国际声望也很低，因而需要寻找另一个机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挽回意大利的面子。
1897年在希腊发生的克里特岛危机中，国王欣然命令意海军参战，他甚至幻想过把罗德岛从土耳其手中夺走。而此次在中国有可能获取租借地的机会，当然不愿轻易放过。
军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选派得力的外交官使华。新公使人选是老牌非洲问题专家贾科莫·马蒂诺，时任驻开罗公使。
马蒂诺家族是外交世家，早在西西里王国时期就起过重要作用。这个家族成员与埃及王公的关系十分亲密，其中有一人居然在1908年被任命为“马蒂诺帕夏”。马蒂诺公使虽然能力非凡，是外交部的得力干才，但他对远东却一无所知。
此外，他的生活方式糜烂，对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在开罗时，他已与一犹太女子同居，并生一私生子。在使华的途中，又在日本横滨临时找了一个姘妇。萨瓦戈时任驻华临时代办，他在开罗曾与马蒂诺共事多年，知道他的上司是一个年届60岁的老色鬼。
马蒂诺为了表示他来华的重要性，特地乘坐“马可·波罗号”巡洋舰。当萨瓦戈到天津迎接时，这位新公使下船便说：“我们要立即采取占领行动！”
萨瓦戈感到啼笑皆非。马蒂诺甚至解释说，意大利人做事动作迟缓，需要外力的推动。他还说国内政治形势在急剧地向右转，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云云。
所以从一开始，马蒂诺公使就把他的任务看得过于简单，情绪上也过于乐观，而实际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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