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淮海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华野向杜聿明残部发起的总攻已经进入第四天，炮弹开始落到杜聿明的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
杜聿明只好躲到第五军军部与邱清泉、李弥等人商讨最后的对策。杜聿明表示仍要按老蒋的命令10日白天突围，邱、李等人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白天突围太危险，应该当晚突围。
争论一直持续到晚上，指挥部里的各个将领惶恐不安，杜聿明也被是逃跑还是突围弄得头昏脑胀。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当晚分头突围。
邱、李等人想与杜聿明一同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人家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大家赶快通知各部各找出路。”随即杜聿明向老蒋报告了自己的决定，并命令文强集合战车、销毁重要文件，准备突围。
话还没说话电话就断了，刚刚通知完各部的邱清泉拉着杜聿明带上特务营便往外冲。但邱清泉惊慌之中似乎搞错了方向，带着队伍一直往北冲。
杜聿明心想：“这个‘邱疯子’不会真的疯了吧？”杜聿明动过肾脏手术，走路一瘸一拐根本跟不上邱清泉，他认为跟着大部队走太危险。就带着副官等14个人离开了队伍，一口气跑到萧县境内。
他们突然发现路上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急忙躲到战壕里。副官尹东生给杜聿明剃了胡子，以便万一被俘假装普通士兵。待解放军走后，他们才爬出战壕继续往东北逃窜。
10日早晨，杜聿明一行人来到萧县张老庄，遇到一个拾粪的老农民。杜聿明一个卫士上去打招呼问：“我们是押送俘虏的解放军，能否跟你换两身便装？”
杜聿明
老农民觉得兵荒马乱的年代穿军装太招摇，表示不便与他们交换。那个卫士又问：“庄里有队伍吗？”老农民表示周围几十里都有。
那个卫士听完立即掏出一枚金戒指给老农，让他不要把他们路过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说完拔腿就跑了。
老农觉得很奇怪，既然是解放军为何又要换便装，还拿金戒指贿赂人？他立即跑回庄里向解放军报告，当时庄里并没有作战部队，而是四纵十一师师直卫生处休养连。
休养连的战士听完老农报告后立即拿起枪追了出去，追到将近200米时，那队人伏了下来。战士们立即散开队形，向他们喊话：“你们是哪部分的？过来一个人。”
一个自称“队长”的人走过来问休养连的战士是哪个部分的。战士小范回答说：“我们是四纵十一师的，你们是哪部分？”那个“队长”说自己也是十一师的。
小范又问：“师长叫什么名字？”
“队长”说：“我们刚从后方上来，要押俘虏回去，一时还没搞清楚师长叫什么。”
小范看他们神情惊恐不安，穿的服装也不像解放军的，连师长名字都说不清楚，恐怕是逃出来的敌军。小范便说：“你把身上的快慢机留下来，如果确实是自己人我们再还给你。”
说完小范就去夺他身上的枪，这时身边其他战士也大声喊：“统统把枪放下！”那一队人迟疑了片刻纷纷把枪放下。
杜聿明见身边卫士毫无斗志，又气又恼，失望至极，掏出手枪便想自杀。他的副官尹东生见状急忙枪夺下，交给了解放军。
杜聿明等人随后被押送到另一个村庄，交给专门负责俘虏收容的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杜聿明进屋时没注意，头在门框上磕了一下，痛得双手直抱头。
这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他发现眼前这个人穿着一件士兵衣服，披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浑身上下弄得黑乎乎的，看起来像个伙夫。但脸上的络腮胡子又没刮干净，说明是刮的时候很匆忙，估计是临时伪装。
陈茂辉递了一支烟给他，他接过去放在一边没有抽，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陈茂辉，一支叼在自己嘴上。
他身边一直自称是“随军记者”的尹东生掏出一个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燃了，毕恭毕敬地上去给杜聿明点烟。杜聿明急得瞪了尹东生一眼，尹东生才反应过来，又把打火机转到陈茂辉身边。
陈茂辉认为此人身份不一般，开始审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杜聿明回答是十三兵团的军需。
杜聿明被俘
陈茂辉看了看他笑着说：“不对吧？”一旁的尹东生连忙说：“军需处长。”
陈茂辉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回答说叫高文明。
陈茂辉接着问：“你们军需处有几个处？”杜聿明回答说六个。
陈茂辉拿出一个小本子让他把六个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杜聿明伸手去掏笔，先是露出了套在手臂上的手表，接着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然而他在纸上描了半天也写不出处长的名字，一旁的的尹东生想上去帮他，被陈茂辉制止。
陈茂辉看到杜聿明带的手表和用的派克金笔更加坚信他是一个高官，对他说：“你放心，我们的战俘政策规定，不论官大官小，除了战犯杜聿明外，只要放下枪，坦白交代就宽大处理。”
杜聿明听到这彻底绝望，认为自己肯定难逃一死，干脆把脑袋埋在军大衣里面不肯说话。陈茂辉见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东西，便叫人把他押到庄头一间小磨坊去休息。
他们路过一个广场时，上面有大批十三兵团的俘虏，很多都是杜聿明的老部下。杜聿明只能深深把头埋到大衣里面生怕他们认出来。
进到磨坊内，杜聿明已经万念俱灭。他心想，自己行动艰难逃也逃不出，留下来迟早要被以前的旧属发现。与其被处死，不如自我了断，还能在老蒋面前争个“忠臣”。
于是他趁看守刚离开，便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自己脑袋上猛地砸下去。一顿乱砸之后，杜聿明头破血流昏了过去。
很快看守就发现倒在地上的杜聿明，并将其送去治疗。医务人员检查后发现杜聿明只是额角敲破了，并无大碍，给他进行了包扎。
陈茂辉让人把那个“随军记者”尹东生带来，严令他交代“高文明”的真实身份。这时尹东生才吞吞吐吐地说：“他就是杜长官，我是他的副官。”随后他还从包里掏出一双象牙筷子，上面刻有杜聿明的名字。
第二天，陈茂辉再次审问杜聿明：“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仍在顽抗，极不耐烦地说：“你们都知道了，还在问什么呢？”
杜致礼
驰骋战场20余年的一代名将杜聿明就这样束手就擒了。杜聿明作为“天子门生”，对老蒋唯命是从，不惜替他背锅卖命，可谓“忠心耿耿”。
但杜聿明被捕后，他的家人又过得如何呢？得到过老蒋的善待吗？
老蒋这个人有个怪癖，就是希望手下战败后能够“死节”，向日本军人那样切腹，而不是独自逃回来。抗战期间，余程万奉命守常德，拼得还剩最后几十人，无奈突围，回来后老蒋却要将其枪毙。
甚至连一向被器重的汤恩伯在日本病死后，老蒋也评价说，假如当年他在上海殉国对他个人将是如何悲壮？五年后病死在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错失了一个为“国家”尽忠的机会。
所以对于杜聿明，老蒋只希望他战死沙场，以便为手下将领树立榜样，方便宣传。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的宣传里，杜聿明已经“殉国”了。
当时杜聿明的母亲还健在，妻子曹秀清生育三男三女，老蒋派人将他们接到台湾。曹秀清考虑到杜聿明生死未卜，一家人留在大陆没有依靠，丈夫为老蒋卖命这么多年，去了台湾总会受到照顾，便欣然前往。
不料曹秀清一家人到了台湾，生活却无人问津，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花光后，连孩子读书都成了问题。曹秀清只能去找杜聿明的老长官、老朋友帮忙，才把子女安置进学校。
但是当局派人来调查，告诉曹秀清杜聿明被杀了，一定要让她在家中为杜聿明立灵位才肯为她的子女补助一些学费。
曹秀清不得不靠一己之力撑起这个家，为了找份工作她写信给张群求助，后来被安排到台北县制瓶厂当工人。
在杜聿明三儿三女中，长女杜致礼最先赴美。那是1947年7月，为了笼络杜聿明宋美龄亲自出面介绍杜致礼到“卫理斯学院”读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花费不低。
当时杜聿明病重，他准备送女儿去美国顺便到美国求医。再三请求之下老蒋原本已答应，杜聿明买好机票正准备上飞机时，老蒋又以“国难当头，需要栋梁”为由把他拦了下来。从此，杜聿明彻底被绑在老蒋的战车上。
杜致礼与杨振宁
杜致礼只好一个人赴美留学，但杜聿明被俘后，杜家情况急转直下，无力再承担高额的学费，她只好转到“圣文森学院”就读。后来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念高中，所以杜致礼有时候会到普林斯顿看弟弟。
1949年12月的一天，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一间中餐厅吃饭，遇到杨振宁，便上去打招呼。其实两人此前就认识，1944年，年仅22岁的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研究院毕业后到联大附中教书，杜致礼正是他的学生。
它乡遇故人，立刻拉近了两人的距离。杨振宁也被杜致礼深深吸引，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见到杜致礼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打电话约她出来看电影。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密切，感情也越深，最终于1950年8月26日结婚。
再说杜致仁，他是靠台湾银行的借款赴美留学，后来进入哈佛大学，一边打工一边就读。到1956年，杜致仁已欠下银行7000多元，但他还需要缴纳3000元学费才能毕业，台湾银行不知何故却突然中止给他贷款。
当时杜致仁正患病无法继续原来的工作，暑期他住到姐姐、姐夫家中，并写信给母亲曹秀清让她想办法。曹秀清无奈之下写报告给老蒋求助，然而老蒋却只批了1000元，还是分两年支付。
当杜致仁收到500元支票时流泪满面，当年父亲在时是何等威风，在昆明读书都是汽车接送。如今父亲不在，漂泊美国连学费都凑不齐，巨大的落差让他悲痛欲绝。他哭着让姐姐、姐夫帮找找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
杜致礼见弟弟情绪失控，不断安慰，答应帮他想办法。杜致仁才暂时平静下来，回房休息。然而到了吃晚饭时却怎么也叫不应，破门而入后才发现年仅22岁的杜致仁已经没有呼吸，地上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
杜聿明被俘后，曹秀清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死，国民党对杜聿明的生死制造了许多谣言。在1955年前后，通过周总理的帮助，杜聿明得以写信联系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
杜致礼得知父亲没死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当即写信给还在台湾的母亲说：“你的老朋友还活着。”看到这句话，曹秀清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从那一刻起，她便想着与丈夫团聚，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不让她离开台湾。
抗战期间曹秀清照片
事情出现转机是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派出以杨振宁老师张文裕等人为代表的代表团，到瑞典祝贺。代表团出发前还到功德林看望了杜聿明，杜聿明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封信虽然简短，但意味深长，杨振宁收到后也给杜聿明回信，说岳父的关怀让他很感动。
杨振宁获奖的消息也传到了对岸，对于这样一个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学家，老蒋自然想拉拢他“为党国效力”。
曹秀清去台后一直被冷落，但女婿拿了诺奖后，当局对她突然热情起来。
1958年9月的一天，老蒋和宋美龄突然要召见曹秀清。寒暄一阵之后，老蒋问了曹秀清子女情况和杨振宁情况，并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你要去美国利用岳母的身份争取他为党国效力。”
曹秀清这才明白老蒋见她的目的，附和着说：“我一定好好为他介绍台湾的情况，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
如此，曹秀清才得以顺利赴美，她原本想再带一个儿子到美国，但仍被拒绝。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获特赦。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曹秀清，告诉她自己在北京的情况，并希望她能回北京团聚，安度晚年。
但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赴北京的手续不容易办妥，加上还有几个子女仍在台湾，曹秀清心中有所顾虑。直到1963年5月20日这天，经过各方努力，曹秀清才登上飞机，辗转日内瓦回到北京。
此时，杜聿明与曹秀清分别已快15年，再次相见曹秀清泪如雨下，这些年的辛酸和委屈在这一刻集中爆发。此后两人在北京过着普通的生活。
曹秀清去美国后，几个子女在台湾过得更为艰难。二儿子杜致勇一生穷困潦倒，曾在一家保龄球馆打工。三儿子杜致严辍学后靠开出租车为生。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嫁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她们的后代出境都会遭到严格审查。
杜聿明夫妻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曹秀清致电台当局希望能允许自己几个儿女赴北京奔丧。然而未获回应，几个子女只能在台湾家中设立灵堂祭奠。
杜聿明为老蒋尽忠半生，真正称得上“犬马之劳”，虽然未能扶大厦之将倾，但毕竟竭尽全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惜最后关头，因为未能死节，而遭轻视。乃至家人备受冷落，举步维艰，甚至连死后都不让子女为其送终。悲凉至此，真是可悲可叹！
杜聿明被俘之初，仍然冥顽不灵想自戕以保“晚节”。经过10年改造，又了解到妻儿经历之后，总算认清现实。获得特赦以后的杜聿明是真情实意地感谢党，也非常愿意站到人民一边。出狱后，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出过不少力，临终留下遗嘱仍希望“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如果杜聿明早有这等觉悟，在战场上弃暗投明，又何须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
#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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