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鲜事 热点 阎若璩考证《尚书》既使其赢得学术界的声誉也对清朝考据学产生影响

阎若璩考证《尚书》既使其赢得学术界的声誉也对清朝考据学产生影响

清朝初年,由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不久,他们看到道学先生“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又转而对理学明尊暗抑,使得理学渐而偃旗息鼓。

不过,清统治者仍然采取了重视文化的政策,只是为了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在大力提倡学术文化的同时,实行了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大兴文字狱,罗织文网,不准在著述中流露丝毫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中,迷恋于名物训诂,逐渐形成为以考证为特色的治学方法。这就是清代的考据学,或称汉学。

清初经师阎若璩是其中著名的先驱者。

阎若璩(1636年——1704年)字百诗,别署潜邱居士,学者称为潜邱先生。

受家庭的影响,他学习勤奋刻苦,据说,他为了勉励自己,曾题前人名言于柱上:“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阎若璩

作为读书的动力。由于长期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博通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

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撰述,据说,这时的阎若璩“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连参与撰修的不少专门名家也交口称赞,成为备受推重的著名学者。

阎若璩生当清朝前期学术思潮由经世致用向考据的转变时期,他也像清初的一些思想家那样,指责“道学寡陋”,既反对朱学,也批评王学,而对汉儒治学的方法十分倾慕。

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主汉不主宋”,在治学上“精晰而默识”。他强调精审的考证,而决不浅尝辄止。

凡遇有“一义未析”,便“反复穷思”,以至“饥不食,渴不饮,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穷加考辨,而不凭私臆度,所以,人们后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他“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在阎若璩看来,“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

阎若璩也是这样的“细心人”,其所著《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尚书古文疏证》以外,阎若璩尚著有《毛朱诗说》1卷、《四书释地》6卷、《潜邱札记》6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困学纪闻注》12卷。

《尚书古文疏证》

相比较而言,阎若璩的著述不算太多,但这毕竟都是他沉潜研究的结晶,特别是其《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更是备受学者的青睐。

梁启超也十分推崇此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道:阎若璩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的学者呢?

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尚书古文疏证》。

他在这部著作中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古文尚书》为伪作,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的一大疑案。

用梁启超的话说,《古文尚书》二十几篇和别的书不同,两千余年公认为不可侵犯的宝典,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

忽焉真章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当然在思想界是一个莫大的震动。

《尚书》为记载我国远古史事、典制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古代史事的重要材料。后来,据说曾经由孔子进行过改编,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之一。

《尚书》

秦代焚书,《尚书》一度失传。汉初,由济南人伏生口授,以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共29篇,此为《今文尚书》。不久,汉宗室鲁共王刘余在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用秦代以前的籀文(即大篆,或称蝌蚪文)写成的书籍,《尚书》亦在其中。孔安国整理后,发现其中16篇为《今文尚书》所无,于是将这些篇籍献上,希望能列于学官。这便是《古文尚书》。

但是,孔安国献上《古文尚书》后,因故未能列入学官,只是在民间私相传授,于是该书可能有所散失甚至亡佚。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出一部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篇数比今文增多25篇。

到唐初,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五经正义》,梅赜本遂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

其后千余年中,也曾经有人怀疑《古文尚书》,从文体、史实及传授过程等方面提出疑问。

到清代的阎若璩,他以自己一生的心血研究《古文尚书》,认为该书比今文多出的25篇及孔传都是东晋赝作。

据说,阎若璩从20岁起就着手此书的撰写。

《潜研堂文集》

据《潜研堂文集·阎先生若璩传》记,他“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广泛征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揭示出了他所谓的作伪之迹。

他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肯定,阎若璩由此也取得了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较高地位。

自阎若璩的著作撰成后,《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虽然还有人如毛奇龄等提出异议,但学术界基本接受了阎若璩的结论。

由于《尚书》一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阎若璩的考证,使他赢得了在学术界的巨大声誉,从而对有清一代的考据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阎若璩的结论未必真的符合历史实际。他的考证有其历史的局限,他的考证及其结论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实是宋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巨大影响所致。随着新的材料的被发现以及学术的进步,《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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