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病逝的消息传来，使他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钢琴诗人”“叛徒”“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害死父亲”等等，总体来看，坏的评价要远远超过好的评价。青年傅聪到底有着怎么样的经历，让其背负如此多的骂名？
1934年3月10日，傅聪出身在上海市花园新村，他是傅雷与妻子朱梅馥的第一个孩子。正如他的名字，傅聪小时候就天性活泼，聪慧懂事，当父亲与他那些大教授、大艺术家朋友们谈论文学，谈论人生和哲理的时候，年幼的傅聪便在一边旁听。
对于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傅雷是无比疼爱的。傅雷精通美术，曾打算让傅聪学习绘画，不过傅聪并无绘画的天赋，总是草草几笔便不耐烦。后来傅雷发现儿子对音乐非常感兴趣，家里有一台老式的唱片机，每当播放西洋乐曲的时候，三四岁的傅聪就站在小凳上静静地听着。
七岁半的时候，傅雷决定让傅聪学琴，请来自己的朋友雷坦给他当老师。雷坦经过测试发现傅聪确实有一对“音乐耳朵”，他让傅聪背对着钢琴，随便按一个键，傅聪就能辨别出是什么音。这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需要较为灵敏的音乐听觉才能做到的。并且傅聪对乐谱的记忆以及作曲家的用意理解能力也非常强。
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可谓倾尽全力，得知他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后，便买回来一架钢琴。随后又把傅聪从学校拉回来专门练琴，请了家庭教师给他教授英文、数学，自己则负责给他上语文。
1948年秋，为了躲避战火，傅雷全家迁至昆明。这里的条件全然不如上海，没有人给傅聪教钢琴。于是傅雷将14岁的傅聪送入昆明越秀中学。为了继续让傅聪练琴，傅雷听说朋友的朋友家有钢琴，便带着傅聪登门拜访，希望能让傅聪到他们家练琴。这家人欣然答应。
1949年中，上海解放，傅雷带着家人回到了上海，仅留下15岁的傅聪在昆明独自生活。离开了父母的庇护，年幼的傅聪显然不适应。据同学回忆，傅聪花钱是没有计划的，常常很快会花光生活费，最后只能拿一些物品去典当，等父亲汇款来了再去赎回，这期间只能饥一顿饱一顿。
1950年秋，傅聪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在学校他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尤其是音乐活动。给同学们的印象是看起来有些傲气，但是接触以后发现他“为人善良、真诚、有正义感。对音乐具有极大的热情。”当时在云南，傅聪没有条件学习钢琴，他非常渴望回到上海，但苦于没有路费，又不敢告诉父亲。
1951年夏，同学们给他想了个办法，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来参加的大多是昆明本地音乐爱好者和云南大学同学，傅聪演奏了肖邦、李斯特等大师的名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同学们踊跃给他捐款，帮他凑够了回上海的路费。当傅聪出现在家门口时，父亲傅雷满脸上满是吃惊。离开钢琴将近三年的傅聪，像是经历了3年饥饿，他回家后没有再继续学业，而是整天扑在钢琴上。
不得不说，傅聪是新中国的幸运儿。1952年，北京派人到上海选拔青年琴手，准备参加1953年夏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比赛，只有2个名额，最终傅聪被选上。在罗马尼亚的比赛上，傅聪不负众望，获得了钢琴独奏三等奖。新华社当天便向全国报道了傅聪获奖的消息，傅聪为国家争取了荣誉。
比赛结束以后，傅聪又跟随代表团到东德、波兰等地演出。波兰是肖邦的故乡，傅聪的表演引起了波兰人的注意，他们很惊讶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赋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波兰方面向中国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在华沙举办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在参加比赛之前的1954年8月，傅聪便受国家派遣，到了波兰跟随有“肖邦权威”之称的杰维茨基学习。在这位严师的精心指导下，傅聪的演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上，他先后通过三轮比赛，从来自27个国家的几十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名。
前两名分别是来自波兰和苏联的选手，对于一个刚传入西洋音乐不到半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了。傅聪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音乐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对傅聪获奖进行了报道，傅聪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1957年初，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开始，傅雷因敢于直言，在报纸上发表了《大家砌的墙大家拆》等多篇文章，遭到指责，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波兰留学的傅聪也受到了牵连。由于他平时参加演出，有一些收入，因此在生活上要比其他同学宽松很多，他租住独立的公寓，出入都乘出租车，被同学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而遭到批判，还被从波兰召回参加整风反右。
据楼适夷回忆，傅聪回国后只在北京，不能回上海，傅雷托他去看望傅聪。两人见面后，谈了许多。楼发现傅聪接受外国教育后，思维开阔了很多，期间他还谈到波兰和苏联的政局问题。但以他留学生的身份以及当时的环境，他是不适合谈了这些的。为了帮助教育傅聪，楼将这些情况反映给周巍峙，最后又传到了文化部领导耳中。当时的领导特意找来傅聪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这话显然说得过重了，对傅聪造成了一定影响。
傅聪写了一个检查，仍被允许到波兰继续学习。不过他到波兰以后，听说国内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他自己也将于1958年12月毕业，离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据后来他自己说：如果自己回到国内，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另外一个现实是，他害怕回到国内再也无法继续自己对钢琴的梦想以及对艺术的热爱。
于是，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他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的通讯社就发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将其渲染为“投奔自由世界”。傅聪一下飞机就被外国记者包围，但他一句话也没说，钻进轿车就逃离了现场。
当时中英尚未建交，这对新中国的声誉无疑是一种打击。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出走事件，以当时的通讯的条件，傅聪又能从谁口中听到关于父母的消息呢？一个英籍教师又有何能耐帮他搞掂旅居英国的一切手续呢？无疑傅聪是受到了煽动。
傅聪的出走并未给傅雷带来太恶劣的影响，中央领导同志让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将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并给他传话：“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你，请你放心。”傅雷听到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坐着半天未动，第二天早饭、午饭也都未吃。这时他内心应该是复杂的，是气愤、心痛、不舍？我们无从判断。
现在很多家长将傅雷对孩子的教育奉若瑰宝，大概是因为傅聪在艺术上出色的成就，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笔者认为他的教育方式并不适合大多数人，从7岁开始就把傅聪从学校带回来在家中专心练琴，使他缺乏了集体生活经历，和爱国教育。一个人的童年犹如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便是什么，长大了有了主见，你再给他灌输思想往往事倍功半。而且赌注式的教育，家庭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无力承担失败的后果的。
傅聪出国以后，傅雷写给他的家书上，动辄谈及赤子之心、爱国思想，其实只不过是对其童年时期缺乏的教育进行补充罢了。越是缺乏，才越需要强调。这种补充式教育似乎也没起太大作用。傅聪晚年回国接受采访时也坦诚，父亲写的那些信过于啰嗦，自己并没有认真看过。
傅聪出走英国以后，傅雷与他中断了联系，那段时间他非常苦闷。后来夏衍捎来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可见当时的政策仍是非常开明的。在经请示获准与儿子通信后，时隔十个月，傅雷再次给傅聪写去了一封信，提到：
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的。
傅聪收到信后，对父亲和祖国充满了崇敬之情。为自己定下了三个原则：1、不入英国籍；2、不去台湾；3、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身在英国，不断有媒体要求采访，面对这些纠缠，1959年他召集记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三原则”。但是他似乎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颗宣传的棋子，不入籍便会在各方面遭到限制，连生活都难以维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已经走错一步的傅聪只能一错再错，于1964年加入了英国国籍。
傅雷得知消息后几个月不给傅聪写信，直到傅聪的长子出生后给傅雷传来电报，他才回信，信中难掩失望：
你的处境、你的为难、你迫不得已的苦处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怎么能只责怪你呢？可我们就是如何再谅解你也减轻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是短时间内不能解除的。因为这不只是“小我”利益得失问题。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家中自杀，消息11月才传到傅聪耳中，一些得知消息的记者纷纷跑来采访，希望他能说点什么。但这次傅聪恪守了自己的原则，没有说任何东西。
1978年底，在各方的努力下，时任中央领导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傅聪终于取得了祖国的谅解，次年便回到上海，为父母举行了追悼会。起初，傅聪可以在国内进行一些表演，但并不允许宣传，这让他很焦虑。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对过去的行为“感到非常内疚”，最终获得了祖国的认可。后来有领导批示：
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祖国的慈母心肠。
如今仍有很多人指责傅聪是“叛国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笔者断言这些人大多只看过几篇自媒体文章，没有详细了解过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实事求是地来看，那是一场被公认为错误的运动，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一定要将自己成为错误运动的牺牲品吗？留下固然高尚，出走也并非万恶不赦，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力。
傅聪最大的错恐怕是拿着公费留学却出走国外。然而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回国与出走并不仅仅是生活待遇上好坏的差别，而有可能断送他视为生命的艺术事业，并不存在利己还是利人的问题。生存是一个人的本能，欠的钱迟早能还，生命却只有一次。这是一个复杂的事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责任归结于某个个体。
傅雷遗书于1985年5月才公开，其中有一句“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死有余辜了！”被很多人引用，也被视作傅聪作为叛徒的最大罪证——连他的父亲都这么认为。但是这句话后面一句却很少有人提及“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两句连起来看看，笔者是看不出半点对傅聪的苛责，反而是想把话说重了，断了他回国的念头，以免他受到影响。文人之间交流，仿佛蜻蜓点水，一点便知，更何况他们是父子，傅聪自然能很轻易地理解其中含义。这是普通人难以感受到的。
又有人说是傅聪的出走和入籍英国害死了傅雷夫妇，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前文已经说过，傅聪的行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影响。而且从时间点上来看，傅聪入籍英国是1964年，傅雷夫妇自杀是1966年。事实上，在傅雷夫妇生前的遭遇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他们仍在上海住着大房子，家里还有保姆。直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呢？
傅雷的死，时代背景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因素。傅雷的性格清高、孤傲、刚正不阿，讲原则，不懂得委曲求全，这注定让他难以忍受各种屈辱。他被划成右派后，上海市作协书记处书记曾劝说他认个错，免戴帽子。但他却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无法做那样的检讨。”
后来傅雷因为失去了工作，翻译的作品也无法出版，失去了经济来源，出版社编辑楼适夷请示领导后，劝他改一个署名便能出版。但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1966年8月30日，他家中一个亲戚寄存的行李箱中被搜出一面镜子，背面嵌着老蒋的照片，一本旧画报上有一张宋美龄的照片，这被视作傅雷想变天的罪证。这也成了傅雷夫妇自杀的导火索，而并非傅聪的出走。
实际上傅雷闹自杀并非第一次，据傅雷老友刘海粟回忆：1930年傅雷留学巴黎，结识了一个外国女子玛德琳，便决定要退掉与表妹朱梅馥的婚约。但是不久之后，他发现玛德琳交往的男朋友不止他一个，一气之下便要举枪自杀，被刘海粟夺下了枪。
傅雷婚后认识了女高音成家榴，爱得死去活来，最后成家榴觉得有愧于朱梅馥，迷途知返，离开了上海。悲痛之余，傅雷再次要自杀，朱梅馥不得不打电话把成家榴劝回来。这是傅雷两个儿子在公开采访里都提到过的。这样的事情大概还有好几次，都是一些花边八卦就不再一一列举，傅雷性格上的缺陷，使他极易走极端。
他自己的遗书中也提到，搜出来的东西虽然能将自己定罪，但一定不会是重罪，他只是觉得“刑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傅雷的人生可谓是一个悲剧，傅聪的经历只不过是他悲剧的延续，我们应该更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一生。
专注近代战争史，更多精彩内容
@温度历史
感谢大家支持！关于本文有不同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