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是研究辛亥革命绕不过的一个群体，他们包括了我们熟知的天地会及其支流三合会、哥老会、庆帮、袍哥等等，这些位于中国内地的民间秘密结社自明末以来就业已形成，所谓“江湖”俱由此来。
基于后来胜利者的描写，我们似乎都对这个群体抱有极大的好感，尤其认为这是帮“爱国的黑帮分子”，然而真实的历史却不尽然如此，许多专家甚至将“匪性”这个不好听的词安在了他们上面，又说这是一帮纯粹的“雇佣军”。
1908年，孙中山在策划完云南河口起义之后极其心灰意冷，对于这些合作了近十年的会党老兄弟，他毫不客气的说了一句：“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这话说的实在是没给这帮老兄弟们留什么面子，后来革命党人将工作重点依托在了新军的发展上，最后也算间接的促成了武昌起义。
客观来说，孙中山的这句抱怨可是到了点子上了。基于后世对“黑帮爱国主义情怀”的过分想象，我们许多人以为会党中都是些左青龙右白虎，脑袋拎在裤腰带上不要命的热血好汉。
然而当时的人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会党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当时的人们说这来源于郑成功，但到了王朝后期成分越来越复杂，早已经没了之前“反清复明”的豪情壮志，多的只是混口饭吃的日常苟且。
他们的成分多来源于失地的农民和城市失业游民等，“既向上反对清王朝的统治，又向下危害下层人民群众”。
随意扒两句史料，我们都能看到会党在当时的人们心中评价如何：
江苏——所有劫杀重案及包贩私盐、掠卖妇女，皆其伙党所为。陕西——江湖等会，红签黑签，亦俱邻省亡命，土匪，结会拜盟，党与动至百数十人之众。抢劫奸拐，甚至残杀善良。贵州——满清时之哥老会，发源于郑成功，其初皆优秀人物，为日既久面目渐失，烧杀抢掳之事，半出于此辈之中。湖南——白昼横行，毫无忌惮，抢劫勒赎，习为故常。……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会党人士在当时人的眼里看来，实在是和土匪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也是这些会党也经常和土匪合流，烧杀掳掠然后坐地分赃（至于土匪，乃会、游各匪之窝家，或坐地分赃，或随同行劫）。
所以我们也不能怪后世专家说会党有“匪性”了，因为真相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会找到会党来合作呢？孙中山自己也说了：“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内地之人。”说白了，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但依靠这么一批武装力量来搞革命，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今天人们想起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都不免心恸，但如果细究当年他们的那些“队友”，不免又觉得尴尬。这些会党分子以“每人每月，十块大洋”价格招募，而且“为招募而来，并不知别事”。
如果一分钱一分货，那这买卖还算不错，关键是会党领袖还从中捞油水。到广州起义前夕，孙中山发现“及起事之日，所到之人，不如点名之数远甚”。一看就沿袭了自古以来吃空饷的传统。
最后黄兴伤指而逃，不得不说也有兵员素质的问题。
既然是为钱而来，那他们会不会为清政府、外国人或者康有为的保皇党人服务呢？答案是会的。
在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就曾被招募去镇压“长毛”，后来还为唐才常的自立军服务，唐才常是个典型的维新派。中法战争期间被法国侵略者收买，保路运动期间被四川绅商收买。
总之，给钱就行。当时人们有八个字形容会党：“时尚时落，恋色贪财”。
近现代史专家马勇总结了一句：“这批会党尽管不太过问政治，但他们同样乐意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委托，发动一些骚乱或者暴乱。”会党平日里做一些走私、抢劫的生意，偶尔接一下革命党的大单子，也不足为奇。
既然是雇佣性质的，那他们都不一定要为起义的成功或者失败负责，这也是导致起义接连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将会党一棒子打死，都认为他们是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事实上会党还是出了许多有革命意识的人士，甚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这跟革命党人的积极工作有关，他们联络会党的时候，通常会以“会党入革命党，革命党入会党”的方式来进行，从而吸纳会党中上层精英，并且对其进行教育。将他们心中那些封建主义的思想转变为民族主义、革命排满的革命思想，其中不少人被感化。比如被封为西南大都督佘英，和清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还和他们打嘴炮，讲革命的道理，最后英勇就义，革命后被追封陆军中将。
而且客观来说，会党确实在反抗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此时革命党的群众和统战工作做的还是不够深入、不够彻底的，大量的会党基层成员没有理解革命的意义、不理解民主共和为何物，还以为就是换一个汉人皇帝，这就大错特错了。
专家马建堂就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会党的革命化与匪化的趋向同时存在，其活动也同时有积极、消息两个方面作用。会党的革命化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会党的匪化是倾向使社会秩序逐渐混乱，一定程度上造成下层社会秩序的失控。”
总的来说，会党是在晚清社会矛盾极具凸显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天然的是推翻清王朝的同盟军，革命党人通过改造和组织确实吸纳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上层人士，但整体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远远不及我党，导致会党在辛亥革命后产生了分化。
民国政府对其采取镇压的态度，而他们也接连反抗，造成了民初社会的持续动荡，到二三十年代逐渐和政府合流，造就了我们熟知的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