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处于抗战大后方的我的故乡四川成都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如下：
四川小学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至36元，其次是20至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仅仅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
由于抗战时期奸商的投机倒把，导致四川的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是重庆的“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由此可见，四川人民在抗战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