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是嘉庆皇帝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头。这年春天，他准备动身前往清东陵祭祖，预计来回耗费一个月。
内阁上下为了这事很快忙了起来，在他们派笔帖式（官府中的低级文书）去六部领取行印，唯独兵部迟迟拿不出来。
这行印平时不用，只在皇帝离京以后，才生效使用。虽只具备短暂调动全国兵马的权力，这枚行印依旧是清廷重器。然而，已经动身一天的嘉庆皇帝，却在路上得到快马奏报：
皇上，大大大大大事不好了！兵部行印，它丢了！
古代印章是重要的信物
库丁发现兵部行印丢失，嘉庆急召铁帽子王调查
兵部行印被发现丢失，是在这年的三月八日。那时候内阁来人，找兵部要行印，结果管理仓库的官吏找来找去，愣是找不着。
兵部的其他印章都在，唯独这枚皇上要用的行印不见了踪影。这可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兵部上下顿时就慌了，发动人手把兵部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发现行印踪迹的是一个小小库丁，名叫康泳宁。他在库房角落一处落满灰尘的旧桌椅堆里，发现了行印——的盒子。
空空如也的印盒
众人又喜又惊，继续翻找，却只有这个空盒子，而不见兵部行印。最终确认：行印失窃了！
本来去祭祖，这嘉庆皇帝一路上高高兴兴，结果突然快马来报告诉他兵部行印丢了，这事儿无异于后宫失火，叫嘉庆恼怒异常。
兵部行印是纯银制作，制式精良。盗窃行印融了当银子花，这显然是犯不着的事儿，犯罪成本也太大了。假如窃贼真是这个动机，真的只是把行印的价值当做等质量的银子看待，那情况还不算太糟糕。
嘉庆脑中浮现出的是一个更加可怕事情：兵部行印在皇帝离京时具有调动兵马的权力，莫非是有乱臣贼子，盗取行印企图在他离开京城以后，举兵作乱？
嘉庆得报之后余怒未消，火速下旨，指派庄襄亲王绵课、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和吏部尚书英和带着一众刑部官员，侦破此案。
这庄襄亲王绵课身份可不一般，他祖上是和硕庄亲王，是清朝初年封的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
就在亲王绵课率队着手调查的同时，嘉庆皇帝的惩罚也降临了：
负责督导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明亮，被撤职五级，这还是嘉庆看在他年届八旬的份儿上做出的决定；
兵部尚书戴联奎、兵部左侍郎常福、右侍郎常英、曹师曾摘去顶戴调离，兵部尚书松筠留职以观后效。（清朝六部尚书、左右侍郎各有满、汉官员一位。）
嘉庆办事这作风也够雷厉风行的，案情还没查清楚，处分决定就开始执行了。内阁大学士明亮，85岁还不退休，依旧在内阁挂名，结果丢印这事儿牵连上了，跟着一块吃瓜落。
清代官员画像
调查方向受误导，嘉庆祭祖已回宫
兵部行印在库房存放，丢了自然要找看管库房的责任人。主事何炳彝和笔帖式庆禄这俩人，是去年春季的时候，嘉庆皇帝结束围猎，行印入库归还时候负责点验的官员。
在威严的铁帽子王绵课跟前，这两个小官吏叩头如捣蒜，坚称自己当初点验得明明白白，行印去年春季入库封存的时候，完好无缺。
既然如此，大学士曹振镛等主审官便判断，这行印是在封存之后在库房中失窃的，与库房有关的人员，都有盗窃嫌疑！
于是一众兵丁、杂役都被捉来审问，兵部有个年纪颇大的老书吏名叫鲍干，他经手兵部日常的事务，坚称一切都经过程序，毫无疏漏之处。
盘问来盘问去，似乎这些小官吏都没有盗窃的动机，最后倒霉的竟是率先找到行印空盒子的库丁小康。
康泳宁被铁帽子王力主大刑伺候，打得只剩下半条命。小康够硬气的啊，宁死不招供啊！然而，真是他偷得么？
清代库丁
康泳宁知道，这行印根本不是自己偷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库丁，挣得都是辛苦钱，吃十个豹子胆也不敢偷这玩意儿啊！实在挨不住打，康泳宁只好把别人牵扯进来，洗脱自己的嫌疑。
据他招供，同在兵部打杂的一对何氏父子，经常针对他，这事儿没准是他们有意栽赃陷害的。何氏父子是兵部的杂役，不久前兵部库丁补缺，小何竞争失败输给了小康，何氏父子就此和康泳宁结下仇怨，经常找茬挤兑康泳宁。
于是何氏父子也被抓来，严刑拷问。父子俩都快没气儿了，也没招认自己盗走了官印。只是说了些兵部的琐碎杂事，家长里短的和案件毫无关系。
父子俩最后想来想去，提供了一个线索，把另外一个人牵进来了：任安泰是常常出入库房的差役，他虽然是有妇之夫，但是却和京城的一个女子有染。平日里出手阔绰，和他的薪俸完全不匹配！
清朝官吏拘捕犯人
于是倒霉蛋任安泰也下狱拷打，连带着他的情人一起挨板子。铁帽子王绵课亲自审问，据他观察，这二人胆小如鼠，只有奸情而无涉案的罪行，最后只能停止用刑，暂且收监。
调查到这里，似乎一切有价值的线索都断了。兵部行印就这样凭空消失，只剩下一个空盒子，盗贼难道就抓不住了吗？
绵课、英和、曹振镛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前文提到的那个老书吏鲍干，他主动站出来，揭发了一个嫌疑犯——兵部前任书办周恩绶。
老鲍说，这个老周嫌疑很大，之前曾经多次请求自己替他加盖官印，伪造一份公文档案。自己严词拒绝，但这周恩绶还不死心，设计了一个赌局让自己输了50两纹银，许诺事成之后赌债一笔勾销，但自己不为所动。很可能是周某人，盗走了官印办事。
施以酷刑
老鲍的检举让三人组如获至宝，很快周恩绶也被捉来提审。禁不住拷打，周恩绶很快就供述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江西绿营将领郭定元，他年纪比身边的将领都大一些，因此非常担心年龄问题影响职务升迁。他买通了当地的文书，偷偷修改自己档案上的年龄。结果这老郭长得实在显老，而且周围人记得他的年纪比他自己说得大得多。总督府的官员信不过老郭，扬言要去兵部调看他的原始档案。这下郭定元慌了，遂上下打点，找关系到了周恩绶这里，请他帮忙直接做一份新档案替换掉旧档案。
老郭被捉来一问，虽是牵涉犯罪，但是和兵部行印丢失一案也无关系。周恩绶虽然承蒙郭定元的请托，但是要用新档案替换兵部老郭的原始档案，需要加盖的是兵部的堂印，并不需要使用兵部行印。所以行印的丢失，和周恩绶郭定元没有关系。
日子一天天过去，以绵课为首的专案组，和行印丢失一案有关的东西愣是啥也没查出来，一眨眼嘉庆祭祖完毕，已经起驾回宫了。他们三个人，该如何面对震怒的嘉庆皇帝呢？
清东陵
嘉庆震怒，拔去铁帽子王花翎
嘉庆回宫以后，专案组三人报告了查案的进展，其实就是根本没有进展。嘉庆严令庄襄亲王绵课必须每日到兵部督促查案进度，于是更多的人手被调派来参与侦破此案。
不但是兵部上上下下被掘地三尺，就连兵部方圆几里的民房也被翻了个底朝天，但连行印的影子都见不着。
紫禁城
行印丢失一案没有侦破，倒是顺带着查出了不少其他事情，这些事儿堆在一起，让嘉庆更加震怒：
兵部下辖的许多部门，因为办公经费不知去向，导致许多公务需要中下层官员自筹。衙门饭食寒酸，屋舍年久失修，多种因素叠加，极大滋长了兵部官员的贪腐欲望。
兵部的日常行政也完全视规章制度为无物，比如本该由官员专人管理的印玺信物，竟都交付给普通书吏贴身携带，随意使用。这些人有没有拿着官印帮人乱盖章，谁也不知道。
兵部的官署，日常公务都是书吏们办理，大小官员无论是否当值，都在官衙内聚众赌博，一片乌烟瘴气。
最刺激嘉庆神经的，是一个叫做黄勇兴的兵部小差役，他结婚的时候为了阔气，竟然擅自把兵部库房院墙拆掉，生生打了一个小门，让花轿和迎亲队伍穿越。
......
清代官员木质人偶
凡此种种，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汇报上来，嘉庆看完折子都不知道摔了几回，新一轮惩治风暴席卷兵部：
所有违法的官吏一并革职治罪，擅自把印玺信物交付书吏保管的官员，永不升迁。
兵部尚书松筠革职，调离京城任山海关副都统、上任半年的兵部尚书和世泰革职，调内务府任虚职，上任五天的兵部尚书普恭连降动作留用。
在第一波的惩治风暴中，兵部尚书戴联奎、兵部左侍郎常福、右侍郎常英、曹师曾摘去顶戴调离，而今嘉庆追加惩罚，将这几人全部革职。
严惩完这些人，嘉庆余怒未消，继续降旨：将负责牵头侦办此案的亲王绵课、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和吏部尚书英和拔去花翎，仅保留顶戴继续审案。老曹是汉人，魏武帝曹操的直系后代子孙，他更惨一点，拔去花翎后官阶还被降为二品。
顶戴花翎
老书吏鲍干嫌疑极大，空印盒竟成突破口
专案组三位高官被嘉庆惩罚，这些知耻后勇，开始冷静下来分析是不是案子查错了方向。
先找的兵部老书吏鲍干，他坚称行印入库时候完好无缺，导致大家只能从发现空印盒的库丁康泳宁身上找突破口。结果被小康带沟里去了，先后审了何氏父子、差役任安泰，浪费了不少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老书吏鲍干又出来主动揭发周恩绶，导致专案组又在周恩绶和郭定元伪造档案的事情上浪费了精力。不但案子没有查出头绪，反而查出了不少其他琐碎之事，牵连大批人等不说，三个主审都被拔去花翎。
三个主审被鲍干牵着鼻子走
所以，这个两次误导案件侦办方向的老书吏鲍干，实在是嫌疑很大！
绵课等人对鲍干加强审问，结果鲍干对去年秋狩归来，行印入库封存的场景描绘，出现了前后反复、矛盾的情况。再单独审问当时理应负责点验入库的主事何炳彝和笔帖式庆禄这俩人，发现他们描述的入库时间、在场之人等等细节，都存在很大出入。
就一个兵部行印归还入库的事情，鲍干、何炳彝和庆禄都是经手人，怎么可能三个人有3个细节迥异的说法出现呢？很显然，兵部的行印至少在秋狩以后归还入库之时，就已经出问题了！
内阁学士曹振镛端详着先前库丁康泳宁找到的空印盒，这是行印失窃一案的唯一物证。他看来看去，觉得这个空印盒有些粗糙，怀疑并非行印所用的印盒。
空印盒
绵课和英和当即召来负责统一制办印盒的工匠，根据匠人的查验，案发现场翻出来的这个空印盒，并非出自他手，可以确定不是行印所配的印盒。
曹振镛比较严谨，问工匠有何实在的凭证。工匠也不多言语，只说：
“每一个印配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印盒，一个常用，一个备用。诸位大人若不相信我的判断，可以去捷报处找来行印的备用印盒，对比一看便知！”
绵课的先祖——和硕庄亲王像
结果，绵课派去捷报处的人，迟迟找不到存放在那的备用印盒。捷报处的书吏余辉庭支支吾吾，推说备用的印盒可能丢了。
如此，案件的突破口便出现了！这个空印盒并非兵部行印所用的原装印盒，也不是备用的印盒。两个印盒都不翼而飞，而鲍干、何炳彝、庆禄以及这个余辉庭，都是同行印归还入库密切相关的官吏，他们表现反常，前言不搭后语，且四人供词疑点重重，必定和行印失窃案直接相关！
终于，在绵课、英和和曹振镛的审问之下，四老书吏鲍干交代了真相：兵部行印并非在去年秋狩入库后失窃，而是早在秋狩之时就已经丢失。弄丢行印的人，是余辉庭！
清代一个银质官印
捷报处小吏余辉庭，供述行印丢失经过
嘉庆二十四年春季，皇帝例行秋狩，兵部官员带着行印随同出行。本应该负责随身保管行印的官员，擅自将行印交给一个随从书吏他尔图背负看管。
八月二十八日晚间，他尔图不想闷坐在帐中，于是将装着兵部行印的黄布包交给捷报处的余辉庭，托他代为保管，自己溜出去玩了。
余辉庭接过黄布包，就顺手把包挂在了营帐的立柱上。夜深了，余辉庭不知不觉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等到他醒来，已经是凌晨时分。
接着烛火的光亮，余辉庭扭头往身后立柱上一看，当即吓得魂飞魄散——黄布包不翼而飞了！
一个清代官员和身后的营帐
惊惧不已的余辉庭在所住的营帐内外仔细查找，却一无所获。丢失兵部官印，这可是重罪！天亮了他尔图可就要回来了，他一回来岂不是就要露馅！
思来想去，余辉庭急中生智，找了个和兵部行印印盒差不多的空印盒，发现在里面装1000多枚铜钱，重量最为接近。于是余辉庭把铜钱包好，装入空印盒中锁上，再把印盒用黄布包好。
天亮以后，耍了一夜的他尔图尽兴归来，接过这假的兵部行印包，也不点验，背上就走了。
他尔图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余辉庭却胆战心惊。他知道，一旦他尔图还是其他人，打开印盒就会东窗事发。哦，不，根本就不需要打开印盒，因为印盒上的锁，他尔图手上的钥匙根本就打不开！
所幸的是，秋狩结束，兵部行印也没有派上用场。余辉庭坐立不安，他找到了老书吏鲍干，吐露了行印被他弄丢的事实，请他帮忙设法避祸。
老书吏鲍干是何人？不过是兵部的一个小小书吏罢了，余辉庭也是兵部书吏，他犯了事儿找这么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儿有什么用呢？
别说，还真有用！清廷机构弊病丛生，兵部也不例外。许多官员调来此处，极少过问事务。业务能力堪忧，全靠中下层的小官吏遮丑。这些小官吏经办了许多事，虽然官职卑微，但是却能因此掌握很大的权力。
老书吏鲍干就是如此，因为年纪大资历老，不论是年轻的兵部书吏，还是兵部的一众官员，具体办事的时候都要仰仗鲍干提点指教。余辉庭眼下能够指望得上的，就只有鲍干这个人了。
清代五十两银锭一枚
鲍干也不含糊，收了余辉庭的50两纹银（你们看看，前面鲍干这家伙还揭发兵部周恩绶收人钱财伪造档案呢，自己也逃不过真香定律）要为年轻后生余辉庭，挡下此事。
于是当“兵部行印”回来的时候，鲍干就主动带着“行印”去入库归还。按理说，入库之前要仔细点验，可是面对在兵部“德高望重”的老书吏鲍干，库房负责人何炳彝和庆禄，根本没有仔细点验，打开黄布包以后直接就把印盒交给库丁入库保存了。
这样的玩忽职守，是清朝兵部的常态，也是鲍干敢于帮余辉庭避罪的自信源泉——他在兵部多年，深谙官场规则，论圆滑世故，没有人超得过他。
清代皇帝围猎场景
顺利过了入库这一关后，鲍干和余辉庭合计：
行印平时并不用，只有皇上出行才用得上，这一次封存之后，只有下次春祭，行印才会被取用。到了那个时候，便伪造一桩失窃案，这样行印便不是在他余辉庭手里丢的，而是在兵部库房失窃的。
嘉庆二十五年，临近皇帝去春祭的时候了，鲍干和余辉庭便借着职务身份的便利，顺利进入库房，将铜钱取出，把印盒丢在库房旧桌椅堆的缝隙中。捷报处的备用印盒，也被鲍干取走烧毁。
在嘉庆动身去春祭的时候，鲍干和余辉庭精心炮制的“兵部行印失窃案”就这样发生了。
嘉庆寻印失败，数月后驾崩
案件真相大白，最后一轮的惩办结果新鲜出炉：
兵部书吏鲍干，革职流放黑龙江为奴；
兵部书吏余辉庭，革职流放黑龙江为奴；
兵部主事何炳彝，革职流放边疆；
兵部笔帖式庆禄，革职流放边疆；
原是从一品的兵部尚书松筠，从副都统的位子上再降为六品骁骑校尉；
......
其他一干负有责任的官员，依律治罪。
戴着枷锁的晚清罪犯
虽然余辉庭供述了行印是他在去年春季弄丢的，但是具体谁偷走了此印，嘉庆皇帝始终都查不出来。各省都在大力彻查此事，甚至清军中悬赏与兵部行印有关的线索。朝廷行文遍及天下，严查加盖行印的公文出现，以防有人密谋造反。
最终，嘉庆皇帝下令原印作废，让礼部重新熔铸新的兵部行印。从此，各部行印必须由主官负责保管，归还时必须亲自在场验看无误，方可入库。
数月之后，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
嘉庆皇帝
从这件小事便不难看出，所谓的康乾盛世早已离清朝越来越远。晚清外强中干的虚弱样子，正在通过“丢印案”等事情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此百病丛生的清朝，又靠什么抵御西方的侵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