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9月，时值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从京师启程，南下督办福建军务。
抵达江宁时，左宗棠顺便拜会了老朋友，曾经湘军吉字营的主帅，现在的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
说来有趣，左宗棠性格暴烈，与曾国藩格格不入，但与其胞弟曾国荃，却颇对脾气。两人睽违日久，除了商谈诸如东南沿海防务等国家大事之外，自然也有一些私人间的闲聊。
左宗棠钦佩其坦诚，大笑道：“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
这段出自《清稗类钞》的轶闻，虽未见于正史，但“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八个字，却是九帅曾国荃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懵懂少年，执拗老九
曾国荃，字沅甫，清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于湖南湘乡，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所以后来湘军将领皆尊称其为“九帅”。
1840年，曾国藩被授翰林院检讨，虽然只是从七品的小官，但好歹也算成为了国家的正式公职人员，当年，其便将父亲曾麟书及16岁的曾国荃接到京城家中，一则让老父及幼弟游玩散心、增长见识，另外也准备亲自辅导曾国荃的学业。
所谓长兄如父，因为年龄的巨大差异，曾国藩对这个年幼的兄弟格外用心，不仅饮食起居照料有加，教授学业更是不遗余力。
但不知为何，曾国荃在京居住一年后，却突然提出要返回湖南老家，并且从此不再与兄嫂、侄儿同桌用餐。
曾国藩不明就里，百般询问原因，唯恐哪里疏忽怠慢了“九弟”，只是曾国荃始终沉默以对，但要返乡的态度却异常坚决。
曾国藩只当是少年人心性，喜新厌旧、反复无常，却不知曾国荃所为，着实提不上台面——其好饮浓茶，每饭后必重新冲泡，而某日大嫂见杯中尚有余茶，为免浪费，便直接将水斟满，岂料曾国荃以为家嫂有意刁难，遂萌生离意。
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敏感，抑或是寄人篱下时的自卑作祟，这时的曾国荃，确实有些不可理喻，但其性格中的固执与倔强，通过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又可见一斑。
但也正是得益于骨子里的这股执拗，才在日后兵围安庆、血战雨花台以及决战天京的重大战役中，帮助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兄长百般慰留，少年却执意要走，如此往复拉锯数月，曾国藩实在无奈，只得托人将胞弟送回了湖南老家。
就这样，曾国荃结束了短暂的寓京生活，而一年之后，曾国藩又安排国华、国荃两位弟弟到省城长沙城南书院求学，先向廪生丁叙忠执贽受业，后附课于湘中大儒罗泽南。
在此期间，其诗文书法俱大有长进，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的成绩入湘乡县学，一年后，赴省城参加科试，又获一等。由此可见，后来刀山血海、杀人如麻的曾国荃，当年其实也颇有读书的天赋。
只是在此之后，因为远离父兄的监督，加上其人对科举功名又并非十分上心，曾国荃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科试之后大半年时间里，竟“未尝见书为何物”。
1849年，再赴长沙参加省试，不出所料，此前屡屡应试皆名列前茅的曾国荃，“开卷茫然，此心莫知其乡”，考场之上全程都处于迷茫而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结果当然是铩羽而归。
虽然学业荒废，以致科举不第，但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二年（1852），曾国荃其实也并没有闲着。
他积极结交湖南贤人雅士，来往湘乡与省城之间，既是北京与湘乡圈子之间的关键联络人，又在此期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如果没有意外，曾国荃即使此后不能像大哥那般金榜题名，也很有可能会成为名满湖湘的一代大儒。
为赴兄难，投笔从戎
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由广西崇山峻岭间一路挥师北上，经桂林而夺全州，入湖南而趋长沙，长沙撤围后又迅速拿下洞庭咽喉重镇岳州。
1854年2月，经一年多时间的筹备，湘军规模初成，曾国藩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先后克岳州、夺武昌、陷田家镇，直逼重镇九江，却在湖口一役为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所败。
随即翼王在鄂、赣两省展开反攻，太平军兵锋所至，无论绿营、湘勇皆不能敌，江西八府五十余州县陆续易手，全境战事渐趋糜烂，曾国藩坐困省府南昌，“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赣省溃败之际，曾国荃正往返长沙与老家之间，一面接受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委派，赴益阳查办厘金事务，一面打探江西消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到了曾国藩自前线寄回的书信，方知兄长此刻已深陷困境。
无独有偶，此间焦虑万分的曾国荃，在长沙遇到了同样一筹莫展的黄冕。
此人原是当地富商，因创厘税有功，得授知府实缺，但略显黑色幽默的是，他要走马上任的江西吉安府，此际正为太平军所占，这位知府大人，空有朝廷委任，却是赴职无门。
黄冕要夺回属地、老九要救援乃兄，二人既为公家之利，也为骨肉之情，一拍即合之下，遂决定由黄冕筹措军饷，而曾国荃负责募集湘勇，赴赣作战。
随后，由黄冕出面，奏报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荃则返归湘乡老家，招募并训练当地壮勇两千人，因这支部队为解救吉安而设，故号“吉字营”。
不得不说，曾国荃虽是一介书生，从无领兵经验，却颇懂治军之道。
首先，吉字营兵员全部募自其老家湘乡，这些人以地缘、血脉、宗族结成纽带，既便于指挥，凝聚力又强。
而丁勇必择青壮、质朴乡民，其性格坚忍、吃苦耐劳，更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
最后，吉字营训练得当而赏罚严明，从成军之初，曾国荃便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每战必许以厚饷，甚至允诺破城之后任意劫掠来犒赏三军。
而吉字营又是湘军中无可争议的嫡系，装备、粮饷、后勤补给根本不必操心，这样一支虎狼之师，犹如一头脱笼而出的巨兽，注定要在今后的南方大地翻起无尽的血雨腥风。
1856年9月，新军开赴江西前线，从这一刻开始，那个曾经手捧经史子集、口吐之乎者也的曾国荃成为过去，而一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吉字营统帅，却在乱世烽烟之中应运而生。
吉字营进入江西时，恰逢翼王石达开被调回天京参加攻打江南大营的战斗，紧接着太平天国又爆发了著名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
吉安城下，曾国荃挖壕掘堑，第一次使用了其日后赖以成名的“铁桶围城”战术，经过一年多的围困和反复拉锯，1858年8月，吉安府终被攻破，太平军将领傅忠信率残部一千余人血战突围，其余守军全部战死。
吉安一役，吉字营声名鹊起，而初出茅庐的曾国荃更是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1858年11月，湘军遭遇三河镇惨败，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1860年，曾国藩兵分四路，直扑皖省首府安庆，在连陷外围英山、潜山、太湖之后，对安庆形成合围之势。吉字营作为湘军主力，陈兵安庆城北。
曾国荃于安庆北门外，开掘长壕两道，内壕防守军突围，外壕则拒太平军救援。在此期间，吉字营顶住了太平天国最强的陈玉成兵团连续数次的救援冲击。
1861年8月22日，眼见安庆被围日久已是危在旦夕，陈玉成组织上万人的敢死队，硬撼曾国荃阵地，是役，双方阵前枪炮如雨，弹若飞蝗，太平军死尸枕籍仍前仆后继。
最危险时，数名太平军死士已然越过外壕，吉字营防线即将告破，曾国藩竟亲自挥刀上阵，斩杀数名前冲之敌，方才稳住阵势，激战一天一夜，最终英王功败垂成。
1861年9月，曾国荃以“穴地之法”轰塌安庆城垣，历经17个月的艰苦围城，湘军终于取得最关键的安庆战役的胜利。
安庆城破后，为遵照兄长曾国藩“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的最高指示，曾国荃竟以发还遣散路费为由，将八千名或俘或降的太平军诱骗集中后逐一杀害，随后更下令兵勇屠城并“大索三日”。
雨花台下，血染征衣
安庆克复，天京门户洞开，1862年湘军水陆并发，溯江东下，剑指太平天国都城。
5月底，曾国荃携新胜之师，一万余人的吉字营精锐，兵临天京近郊雨花台，太平天国与湘军的生死对决即将上演，而曾国荃军旅生涯最漫长难熬、艰辛困苦的一战，也渐渐拉开了帷幕。
由于曾国荃求胜心切，率孤军冒进，此时天京近郊，湘军其他部队均尚未抵达，除吉字营万人之外，仅有曾贞干的湘军十营五千人，以及彭玉麟的水师九千人，但要遏控水路，保证粮道安全，无法直接参战。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天京周边疫病横行，吉字营兵勇近半染疾，丧失作战能力。
而李秀成兵团由苏州东来，基本未受瘟疫影响，加之此前在上海作战，购置和缴获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洋枪洋炮，战力大增。
太平军装备精良、兵员齐整，兵力还有绝对的优势，两相比较，内外交困的吉字营毫无胜算，战争的结果似乎已早早丧失了悬念。
面对李秀成兵团的疯狂进攻，曾国荃率仅余的数千兵勇据营死守，战争进程中，营垒墙垣曾数度被破，危急时刻，主帅曾国荃面颊亦为流弹所伤，血流不止。
雨花台之役，吉字营摇摇欲坠，曾国荃险象环生，远在安庆的曾国藩挂念胞弟，更是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最终，鏖战四十六日，吉字营阵亡达五千余人，曾国荃顽强死守，迎来转机。李秀成付出了数万太平军死伤的代价，却未能赢下关键一战，而此时其大本营苏州告急，忠王无心恋战，草草收兵回援。
熬过雨花台的生死难关，吉字营绝处逢生，湘军也逐渐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曾国藩的各路援兵陆续抵达天京城下，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的李秀成和李世贤两大兵团，又为淮军和楚军所牵制，无力救援。
随后，天京外围据点纷纷易手，在历经长达两年的长围久困之后，湘军最终在1864年7月19日，再次以穴地之法，炸毁天京太平门城墙，随即吉字营部众蜂拥而入，天京陷落。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克复金陵，曾氏兄弟完成“平逆第一奇功”，但还没来得及庆祝，糟心事便接踵而至。
天京城破，眼见大局已定，曾国荃便第一时间返回雨花台大营，具折向朝廷奏报情况，既为报喜，也为叙功。
谁知清廷不但没有夸赞、慰勉，反而接连下了两道措辞严厉的圣旨，指责曾国荃做为前敌总指挥，不该在天京尚未被完全掌控的情况下“遽回老营”，更毫不留情的指出“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两道充满警告和威胁意味的圣旨，发生在湘军攻破天京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曾国荃而言，不免怨愤恼火，但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却从中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再加上当时疯传天京城中“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而太平天国的“圣库”之中，更留存有洪秀全多年积攒、数量惊人的财富，矛头直指曾国荃通过天京之战，贪墨私藏了数额巨大的不明之财。
安庆、天京两战，虽是功成名就，但亡魂千里，生灵涂炭，“曾剃头”、“曾屠夫”的恶名已是天下皆知。
而如今太平天国即去，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湘军不但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曾国藩为官多年，深谙君臣之道，眼见山雨欲来，湘军主帅迅速做出反应，先是着手大力裁撤湘军，打消满清统治者的疑虑，接着以抱病为由，令曾国荃开缺回籍，使胞弟远离舆论中心。
而曾国荃辞官返乡之后，因心绪不佳大病一场，直到1866年捻军兵锋再起，才奉上谕，起任湖北巡抚、后又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
尤其在山西任上，恰逢百年不遇的“丁戊奇荒”，三晋大地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底层平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1884年，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年已花甲的曾国荃仍是鞠躬尽瘁，栉风沐雨，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
1890年，六十六岁的曾国荃，病卒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清廷感念其一生贡献，身后赠以太傅，赐金治丧，谥号“忠襄”。
从寂寂无闻到名满天下，从布衣书生到沙场悍将，从血腥屠夫再到治世能臣，曾国荃的一生，随乱世跌宕浮沉，最终繁华落尽，千秋功过，只能留与后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