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罗马末代皇帝下台，古代史书就把这一年确定为罗马帝国正式覆亡的纪年。然而正如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多个起起落落一样，罗马帝国的覆亡历程也是漫长持续的，甚至多数罗马人都没有能够感觉到旧帝国的逐渐远去。他们只是在多变的社会形势中不断抱怨物价的高涨和收入的减低，并愤怒地斥责贵族商人聚敛财富，垄断了稻谷、羊毛和金币的交易。他们有时还会奋起反抗那些贪腐的地方总督。不过从总体上看，多数罗马人在公元的前四个世纪里依然可以安稳度日。他们掂量着自己的钱袋吃吃喝喝，依照各人的本性有爱有恨，当有免费角斗士表演时兴致勃勃前去观看，也有一些人则不幸饿死在难民收容所。没有人意识到帝国的夕阳已经西沉，黑暗的覆灭就在眼前。面对罗马帝国的光辉外表，眩晕的罗马人确实很难看到其危机的实质。
各个省区之间道路宽敞便利，警察敬业地维持着城市治安、打击犯罪，边疆英勇的士兵使虎视眈眈的北方蛮族不敢轻举妄动，世界各地的朝贡者络绎不绝，一批颇有才干的政客正在试图补救国家过去的一些失误，以期重现共和国初期的辉煌和美妙。但我已经说过，罗马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根源，局部的修修补补和浮光掠影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罗马从本质上讲只是一个和希腊雅典、科林斯差不多的城邦，它要统治意大利半岛当然不成问题，可要统治整个广阔复杂的文明世界，从政治上看是勉为其难的，即使实现了也很难长久。罗马的年轻人大多都在战争中死去，农民被残酷的兵役和沉重的赋税逼得走投无路，其出路除了做乞丐，就只能为庄园主打工度日，就此成为贵族的“农奴”。这样的“农奴”虽不是奴隶，却也不再是自由公民，他们业已成为所耕种土地的附属物，跟一棵树木、一头牲口没什么区别。
在帝国中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普通公民的利益毫无保障。奴隶们在保罗的奇特话语中看到了光明，全心听从那位拿撒勒的木匠之子带给他们的训诫。他们不但没有反抗，反而比之前还要顺从。但既然尘世生活只是悲惨的过渡，那么俗世中的一切自然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愿意“打美好的仗” 以争取进入天国，而不愿为了满足皇帝的私心而去参加争夺帕提亚、努米底亚 或苏格兰的侵略战争。时间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帝国的情形每况愈下。最早的几个皇帝还沿袭着全民领袖的传统，统领着各个属地的地方首脑。到了公元2、3世纪，那时的罗马皇帝都是军营出身，全赖忠心耿耿的禁卫军保护着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些皇帝都是依靠刺杀前任而篡得皇位的，因此也时刻面临着被下一个篡位者谋害的危险。
每一个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富有贵族都有可能贿赂禁卫军以展开夺权行动。与此同时，北方蛮族屡屡侵犯帝国边境。罗马本土的青壮年男子已经伤亡殆尽，唯一的办法就是雇用外邦军队来帮忙抵御侵略。如果不巧碰上与北方侵略者同属一个种族的外邦雇佣军，那么他们在战斗中是会放水的。皇帝最后无计可施，只好允许某些蛮族居住到帝国境内来。于是一批接一批的野蛮部落相继迁入罗马帝国，并很快开始抗议罗马税务官员贪婪地盘剥了他们。如果抗议得不到回应，他们就大举拥入罗马直接向皇帝请愿。罗马城由此变得鸡犬不宁，不再像是一个皇帝住的地方。于是君士坦丁皇帝（323—337年在位）着手为帝国物色新的都城。他一眼看上了连通欧亚商务要道的拜占庭，就迁都到那里，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了更方便地管理国家，把帝国分成了东西两半。住在罗马城的哥哥负责管理帝国西部，留守君士坦丁堡的弟弟则统治着帝国的东部。公元4世纪，恐怖的匈奴人杀到了欧洲。这个神秘的民族骑着战马纵横欧洲北部近乎两百年，导致生灵涂炭，一直到公元451年法国马恩河畔的夏龙战役才最终被消灭。匈奴人对多瑙河 流域的哥特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迫使哥特人转而侵略罗马。公元378年，瓦林斯皇帝在抗击哥特人的亚德里亚堡战役中战死。二十二年后，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率军攻进罗马城，不过他们只是烧毁了一些宫殿建筑，而没有展开杀戮。接着汪达尔人又对这座历史名城施以暴力。然后勃艮第人 、东哥特人、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 纷至沓来。最后到了只要谁有野心纠结起一批盗寇，就能在举手投足间得到罗马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