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里，石达开算是一个比较出众的角色。从1851年的金田起义到1863年的大渡河兵败，作为元老级人物的他，基本上与太平天国14年的命运相始终，是除天王洪秀全之外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永安六王元老级人物。他一生战斗无数，功勋卓著，特别是太平军西征后在安徽、湖北和江西等地不断打击清军，占领大片土地。
但当他个人功绩如日中天的前后，却明显地精于算计圆滑了起来，当然精于算计的背后，看似精明的他却往往表现出了无比的愚蠢，对他个人和天平天国都造成了一个个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和巨大损失。
说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介绍一下石达开前期的生平。石达开（1831—1863），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贵县北山里那邦村人，家境殷实，少时丧父，因没有兄弟，只有姐妹，幼年的石达开便比同龄的人成熟很多，八九岁就早早地挑起了家中的大梁，平时操持家务，在外经商的同时也不忘习武修文，十三四岁便如同成人一般。为人爽快智慧，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很快到十六岁时，洪秀全、冯云山慕名前来拜访，几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共商反清大业，同时加入了拜上帝会。1850年，19岁的石达开带上亲族乡勇四千多人追随洪秀全起事，参加金田起义。在1851年9月永安建制，石达开作为元老之一在永安封王中被封为翼王五千岁。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北上东进，在此过程中，石达开作战勇猛，在前线亲临指挥作战，多次打破清军包围和围追堵截，取得了水陆洲等战役的胜利。之后作为全军先导的他，率太平军攻克岳阳、占领武汉，从武昌直下金陵，二十八天转战一千八百里，每战必胜，威震清廷。
在定都天京的半年之后，石达开西征，转战皖北，攻克庐州。之后攻入湖北，再掉头攻占了江西除首府南昌以外的大片土地，一时风头无两。而这期间其他太平军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不久太平军又相继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自此太平天国进入了全盛时期。
可是就在此时天国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的迹象。手握实权的东王杨秀清自定都天京后的一段时间内，凭借战功威望日盛，也逐渐骄横跋扈起来。经常假借天父下凡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但用严苛戒律治理手下官民，弄得上下人人自危，就连其他位高权重之人也不放在眼里，先是借着一些事端杖打北王韦昌辉、陈承瑢和黄玉昆等人，之后又对秦日纲横挑鼻子竖挑眼。在攻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后更是不可一世，有了觊觎最高权力的念头，之后也就出现了假借天父下凡杖责天王洪秀全，逼封万岁的疯狂行为。而天王洪秀全自是不能忍，于是有了除掉杨秀清的念头，秘密召集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商讨诛杨行动，于是一场造成内部大分裂的天京事变爆发了。
当然这一切对为精于世故的石达开来说，不说洞若观火也能略有察觉。说到石达开的精明算计，远的不说，从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就可以看出，面对骄横跋扈的东王杨秀清，同样是首创之王的石达开内心里也是不满，特别是其岳父黄玉昆因主持公道不偏袒东殿的人，被东王责罚仗打之后更是如此，可是石达开以投身正事来分散与东王的潜在紧张关系，不与杨秀清作正面对抗，但却暗中寻找时机想要除掉杨秀清。这从天京事变前石达开与北王韦昌辉共同向天王洪秀全提议诛杀杨秀清就可见端倪。
另外一边，石达开好像不太对都城里的安逸生活有多在意，反而尽可能地在外面督师，这样一来可以通过战功来不断提升自己的威望，壮大自己的人马，二来也可以表面上远离权力中心，实际上也远离了争斗的中心，不成出头鸟，使自己置身事外成为各方都拉拢的对象，这一点确实很精明。
在天京事变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时，作为同是天王征召的“勤王诛杨”的翼王石达开。却在回京的路上以各种理由慢慢腾腾，坐观局势发展。虽然声称不想同室操戈，可是当杨秀清已成公敌必除的情况下这种说辞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不想沾染太平军兄弟的鲜血更是滑稽可笑，正是因为没有他的参与，没能及时制止韦昌辉滥杀才使得太平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血流成河，天京城内两三万太平军精锐和许多能人骨干被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带兵杀戮殆尽。
由于他的置身事外，加上他回京劝说韦昌辉不要滥杀，使翼王石达开赢得了京城内外天国上下的大多数人心。可是在两个人的眼里却不是这么看的，一个当然就是北王韦昌辉，在北王的眼里，石达开算是耍了个滑头，诛杨之事本来约定好的，但关键时刻你不参与，放了鸽子，等到诛杨之后你又来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把别人指责成了屠夫，把别人架在火上烤，自己却当起了好人，想不费吹灰之力来争功争人心，分享胜利果实，为此韦昌辉当然怒不可遏，由于石达开回京劝说韦昌辉不欢而散的当夜缒城而逃，韦昌辉果断地杀害了石达开全家。
可这也更让天国上下对石达开充满了同情，至此人心向背出现了根本的逆转。于是天王洪秀全见势不妙，也顺着人心变化，果断地与韦昌辉划清了界限，马上为东王杨秀清昭雪，并且采用策略捕杀韦昌辉，让石达开进京辅政。
可这也就造成了天王洪秀全对石达开的不满和猜忌，这也是第二个对石达开不满的人天王洪秀全，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你石达开首先抗命不回京执行诛杨密昭，没有平衡韦昌辉的势力，等到我自己剿灭了韦昌辉你这个翼王不费吹灰之力又赢得了人心不说，还要回京掌权，那我这个天王往哪里摆？更要命的是，自己还不得不让石达开回京给你石达开个名分来主持大局，这截胡也太容易了吧，怎么坏人都让别人做了，好人都让你当了，这怎么能行，于是洪秀全并没有给予石达开名正言顺的辅政军师身份，而仅仅给了他个通军主将，不仅如此，还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以此来制衡石达开。
面对猜忌和制衡，甚至天王势力的意图加害，石达开处境相当被动，可这又何尝不是在事变中他的应对不当和精于算计的结果。
这也开启了他第二个愚蠢的历程，带部离京出走，屡屡犯错中屡屡兵败。在面对朝中无实权且面临猜忌陷害的情况下，石达开带领部众亲兵出走天京，另寻出路。其带走的人数在不同的记载中有七千到十数万不等，但不管怎样这种事实上的分裂确实令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危险，使得天国面临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危险局面。
可对于此时的石达开来说，离京确实有其不得已的一面，而且离京出走单干，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是不可取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石达开必须赶紧利用自己渐失的威望红利，迅速像之前攻占江西一样扩大自己的战果，打下一片新天地，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可是石达开自从出走以后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先是出走安徽，从安徽进兵江西后，在江西屡战屡败，无法立足。转战浙江之后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在围攻衢州的过程中损兵折将，损失数万兵马后还白白耽搁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随着江西抚州、建昌被清军攻陷，后路被断，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于是转战福建，在这些地方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仍是难以立足，加之杨辅清被天王召回，盟友的离去使得石达开在福建孤军奋战，局势对石达开很是不利。
以上情况固然是由于经过天京事变后，大家看清了太平天国高层勾心斗角的本质，心中失去了对天国价值体系的信仰，也就没有了能催发出精神狂热的作战动力，当然会士气低下，作战不力。
可是这个问题也并非全然不能弥补，石达开在出京后最愚蠢的就是没有全盘分析今后的战略问题，比如说制定一个清晰可靠的战略，告诉大家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去的那个地方如何能进可攻退可守，有什么有利之处，怎样站住脚，今后站住脚后如何长期发展，日后向哪个方向突进，遇到情况有什么备用方案等一系列实际需要考量的问题，如果这样相信大家也不会如此茫然拉垮。此外在转战的过程中遇到机会没有不失时机地立即把握住，不但如此遇到坚城还顽固强攻也是他的重要缺点。
当然石达开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江西经营，开赴闽浙，企图以闽浙为根基立足。可是石达开在出走之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方案和预备策略，一旦面对挫折便是走一步看一步，以至于像流寇一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时甚至连一些地方团练的杂牌部队都打不过。没有根据地的石达开往往是每打一个地方就损失一些兵马钱粮，打下的城市也立刻被清军围攻根本守不住，而清军则是凭借各个城池据点逐一消耗石达开的力量。
在后来1859年春天进入湖南之后，面对不利形势，石达开从永州北上围攻宝庆，发动了宝庆之战，以图进入湖北，再分兵入川。在此战中石达开再次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当时拥有至少十万作战部队的石达开，本来兵力占有绝对优势之下的太平军，围攻清军力量单薄的宝庆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但不知怎么的，石达开并没有趁清军援兵到来之前全力破城，致使这场围攻战变成了攻坚战和消耗战。
事情到这里，石达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当湘军刘岳昭、刘长佑来援，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时，石达开没有立即撤军转移作战目标，而是在坚城下与清军死磕。随后7月当湘军李续宜也赶到后，石达开依然不作战略撤退。要知道自己此时可是没有任何城池后方的，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这样从5月到8月，清军在宝庆整整拖住了太平军近三个月的宝贵时间，粮草不济，无人来援且疲惫不堪的太平军，最后被来援的湘军里应外合一举击败。此战不仅没有完成预先设定的入川战略意图，反而在宝庆战役的后期有了被清军包围的危险，在战败之后进一步走向了被动。
在这之后，石达开被迫率部南下经东昌撤退到广西。之后在攻打百色和南宁的战役中再度失利，又折损了很多兵马。这样以来内部又出了问题，由于作战不断失败，又有部下思乡心切，加之石达开不愿自立一国，另立门户，满足不了部下高官厚禄的愿望，大家因为看不到希望，人心浮动。不久童容海、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余员将领带领五六万人先后离开石达开回归天京方面。此时石达开可谓势单力孤，几乎已被掏空，没有了太多兵力，仅有万余人跟随左右。只得与广西反清的大成国义军联合抗清。可是很快大成国在清军围攻下分崩离析，残存的势力转而聚拢到石达开身边，石达开才得以重振旗鼓。之后的两年左右北上经湖北边缘转战于云贵川三省边境。
三、大渡河兵败中的几个错误再次表现了石达开的愚蠢。
经过近一两年的转战，1863年5月，在渡过金沙江后，大渡河成为了入川的最后地理屏障，此时正值盛夏之时，如果是一名合格的统帅，最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天气因素，随时可能引起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而这在今天来说也是大概率事件，此时万不能有一丝侥幸，必须马不停蹄地渡过大渡河并进入四川腹地。如果是这样，那么四川盆地无疑会将尽入囊中，天平天国运动将会再度焕发生机，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可是石达开却偏偏犯下了这个致命的错误，打算第二天再渡河，当时清军尚未到达，对岸只是一些当地土司的散兵游勇，在太平军面前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此时渡河正在其时，要知道兵贵神速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相当重要，何况又是如此紧急的非常时期。结果第二天暴雨骤降，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此时渡河再无可能。三天后四川清军抵达对岸，石达开多次派人渡河均不成功，还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此刻太平军的处境已经十分险恶，前有大渡河阻隔，后有清军各路追兵云集而至。
然而就算是这样，此时也不是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无非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全军投降，祈求对方给个活命的机会。二是正面硬刚，孤注一掷地与清军来个鱼死网破。三是化整为零，利用密林深山分散突围，重新聚拢残部另寻机会。
从当时情况来看，第三条路无非是一个上上选择，一则清军追击兵力有限，不可能实现全部合围，更不可能依次铺开抓住所有漏网之鱼。而对岸的清军也面对湍急的江水，同样不易渡河围击太平军。二则深山密林有利于隐蔽伏击，小的作战单位不易被发现，有利于突围。如果是这样，突围出去的石达开即使不能马上进去蜀地，也能整合各处流散的太平军，能否东山再起另寻机会也尚未可知。
退一步讲，就是第二条路也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清军，虽然与清军正面硬刚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即便全部战死，能够杀身成仁也不失为悲壮。
可石达开千不该万不该脑子短路般地选择了第一条路，当然他是愿以一人之死换取全军生存而主动去清军大营与四川巡抚骆秉章讲和，结果骆秉章并不讲什么规则信义，石达开不但本人被残忍的凌迟处死，几千兵士也被清军突袭，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事件很多人都会骂骆秉章背信弃义，无情冷酷，但仔细想一想石达开又何尝不是愚蠢至极。他只想着自己一方可能得到的最优结果，但他错就错在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身上，从对方的角度来说，像石达开这样纵横十多个省，为乱13载的“巨寇”，在清军的眼里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存在，而这种十恶不赦也适用于石达开底下的所有人。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抓住对方食其肉寝其皮，让对方所有人都痛苦地死去，而且最好是尽量不费什么代价。
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以一人之死换取众人全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正中清军下怀，骆秉章自然求之不得，做梦都会笑醒，而至于什么信义和规则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在强势一方的眼里比空气都要廉价。可是征战十几年本该经验老道精于人情世故的石达开却在生死关头不明白这个道理，选择了一条最不可取的死路，最终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仅如此除了被自行遣散了四千多太平军幸免于难外，其余两千多太平军均被清军杀死，血淋淋的悲惨结局为石达开的愚蠢买了单。
纵观石达开的一生，可以说从十几岁独立持家之后的他就有着超强的意志和威望，无论是少时持家和日后多年的带兵征战，其能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后期的他特别是定都天京其取得军事上节节胜利之后，则显得日渐圆滑和精明，当然很多时候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后来无论是整个天京事变还是日后的出走单干，很多事情其实都已经超出了他的想像和能力应对之外。在这种关头下，任何选择都关乎他个人和集团的前途命运，试错的成本当然也就很高而且多数时候甚至不允许犯下重大错误。
可是作为曾经睿智的翼王却在天京事变中侥幸观望，在天京事变离京出走后又在战略上犯下错误，东进西闯，毫无章法，关键时刻毫无后方的他不仅错失攻城良机，而且敌人来援之后又困于宝庆坚城之下，大伤元气。当兵临大渡河入川的生死存亡关头，他又不在河水暴涨之前争分夺秒地抢渡入川，从而错失了入蜀经营这一重大战略机会。之后抢渡不成被困之时又乱了方寸，不认真思考突围行动，反而把自己和几千将士当成了清军案板上的鱼肉，把命运寄托在了敌人的身上，希望敌人开启怜悯之心。这一个个错误，甚至是天真愚蠢的行为，终于一步步地使自己处于越来越危机的状态，最终使自己和全军走上了不归路，酿成了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