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晚，解放军兵临成都城下，还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乱作一团。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好不容易抢了架小型民航客机，拉着行政部门负责人阎锡山连夜逃往台湾。
飞机飞抵川鄂交界处时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两翼结冰，致使飞机直线下降700米，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折返成都。陈立夫开始以为飞机迫降在已经解放了的汉口，赶紧从手提箱中取出小手枪准备自戕。但飞机着地后，飞机师却宣布飞机返回了成都，让陈立夫虚惊一场。
下了飞机，陈立夫又了解到，这场风险发生的原因是阎锡山在飞机上放了过多的装满金条的箱子，导致飞机超载。陈立夫便赶去与阎商量，阎坚持宁可减少卫士数人，也不能扔掉金条。
8日上午10时，陈立夫、阎锡山、朱家骅带着他们的乘飞机由成都机场再次起飞，穿过台湾海峡到达台北。
对于这场意外的风险，陈立夫一直不能原谅阎锡山这个要金条不要命的“院长”。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仍以不满的口气写道：“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的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
刚经历了飞机“超载风险”，陈立夫到台湾没几天又碰到了另一个让他无法渡过的“政治风险”。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纷纷起来追究失败责任，蒋介石为了做出交代，必须找出替罪羊来，而蒋介石找到的替罪羊就是长期主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蒋早就有把陈氏兄弟当替罪羊的意图，他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前，曾召集亲信大员告别，厉声对他们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随即手指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蒋并愤愤地发言，今后再不入中央党部的门。
1949年12月30日至31日，蒋介石在台湾涵碧楼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蒋经国、陶希圣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国民党现有中央执行委员400余人，如果不加以改造，不仅见解分歧，意志无法统一，力量无法集中，而且无异自葬火坑，徒劳无功。
有意思的是，陈立夫本来是蒋介石要清算的第一号对象，却仍然让他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开始深度干预台湾政局。美国后台老板极不喜欢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系，不论是马歇尔还是司徒雷登，在美国人眼中，陈氏兄弟是国民党“极右派”首领、是“反动分子”，CC.是极右势力集团，马歇尔、司徒雷登曾一再要求蒋介石清除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势力。
如今蒋介石集团的生死存亡都操纵在美国人手中，为了取悦美国人，陈氏兄弟必须出局。
另外，陈立夫的被清除出局，也与陈诚、蒋经国的联合攻击有关。陈诚领导的三青团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是多年的老对手，积怨很深。
陈诚一直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应负责。陈果夫来台湾后已病入膏肓，陈诚不忍心再批评陈果夫，但对陈立夫则没有那么客气。
有一次，陈诚在台北举行活动上公开声明：“我们不要政治垃圾再来到台湾”大家都知道，陈诚口中的所谓“政治垃圾”自然是指陈立夫以及他领导的C.C.系了。
1950年夏至，陈诚请CC大将余井塘和张道藩到私宅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饭后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
陈立夫受到陈诚的欺压，就派其夫人孙禄卿去见宋美龄要求缓和。但宋美龄也表示无能为力。
此时，在蒋介石的天平上，陈诚的分量无疑要远远超过陈立夫，两陈相争，蒋介石也只有牺牲陈立夫了！
7月21日晚，蒋约请全体中常委谈话，点名批评二陈兄弟。蒋对二陈兄弟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本质上是党的本身的失 败，而党的失败是二陈直接造成的，必须承担责任。
第二，党的改造就是告别过去，刷新政治，不能再见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党员不能再有破坏纪律、藐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 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茶话会，到会委员150人。蒋当场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张道藩等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
从这份名单看，以陈诚系和蒋经国系人马为主体，名单中虽然也有C.C.的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但C.C.头子出局，这几位C.C.大将也只能做个陪衬，不会有多大作用。以后的国民党改造，基本上由陈诚与蒋经国主导。
陈果夫被安排为“中央评议委员”，陈立夫则没有任何职务，陈氏兄弟在这场“改造”中实际已双双出局。
陈立夫在台湾已无立足之地，只有出国做寓公一条路。在离开台北前， 陈立夫曾去看望宋美龄并辞行。宋美龄拿出一本《圣经》递给陈立夫，关切地说：“你从前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宋美龄的一席话反倒勾起了陈立夫的无限委屈，他接过《圣经》，指着墙上的蒋介石像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还说，他在离开台北前，曾向蒋介石做过这样的声明：“我受蒋公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感到对不起他。我出洋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辞间充满了失望和哀怨。
1950年8月4日清晨，陈立夫携妻子儿女从台北乘飞机岀国，先赴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会议，然后直飞美国。到机场为陈立夫一家送行的有300多人，气氛凝重，追随陈氏兄弟多年的CC老部下更有无限的伤感和失落。
特别是陈立夫念及在台中风烛残年的兄长陈果夫，这一去可能再也不能见面了，不禁悲从中来。
陈立夫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被流放到美国的，但他CC老部下梁肃戎却在陈立夫百岁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当着陈立夫的面坦言：“我想立夫先生绝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养鸡是自己去的，我们认为被放逐养鸡，他不承认这个事实。”
蒋介石对陈立夫也是留有余地的。陈立夫离开台湾前，蒋曾赠送一笔钱以壮其行色，不过这笔钱有多少，陈立夫在回忆录里没提，张道藩回忆录里提到给了5万美元，这里权当一说，笔者感觉不太可能。
陈立夫到美国后，蒋介石又派俞国华专程到美国给陈立夫送来浙字第一号党证，要陈立夫仍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留有后路。
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的斗争中被排挤出国，受到流放，但其反共思想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到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收购《华美日报》作为反共宣传阵地。这家报纸的主人开价二万美元，陈立夫钱不够，顺便“敲诈”了一下徐堪。
徐堪曾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和粮食部长，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后，徐堪来到美国做寓公。陈立夫找到徐堪问：“你到美国来，蒋公晓不晓得？”
徐堪答：“不晓得。”
陈立夫马上说：“既不晓得，你要当心了，蒋公未要你来，你怎能来呢？”
随后，陈立夫即告诉徐堪，只要他答应替蒋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必可获得蒋介石的原谅，那就是买下《华美日报》。徐堪答应拿 出一万美金，多了拿不出来。
最后，陈立夫又找了几个人凑足二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主要撰稿人还有薛光前、程其保、陈庆云、项定荣等。潘公展、赖琏都是CC系的干将，反共意识强烈。
在潘、赖的操纵下，《华美日报》卖力鼓吹 “复国反攻”,成为美国华侨心目中的“反共精神堡垒” 。1969年，陈立夫将《华美日报》转让给朱伯舜，但仍担任名誉董事长。
随着陈立夫的到来，南京政府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有孔、宋、 陈三大家族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了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
流亡到美国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是“财神”，他们舅郎轮番掌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行政大权，在垮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
仅举一例，孔祥 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开釆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 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
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是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的，上 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三套主要供电系统，三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一个急诊室，一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见孔、宋财神实力非凡。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与孔、宋比起来，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虽然他们是国民党党营事业的开拓者，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奢侈，甚至有些刻板，陈果夫的医药费还时常靠蒋介石赠送。陈立夫到美国后连两万美金都拿不出来。
陈立夫到美国后发现从大陆撤逃到美国的人真不少，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在美国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大名鼎鼎的胡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了个小小的管理员职务、但聘期只有二年。
胡适在国内是被捧上了天的知识分子，但到了人家美国，胡适的那点东西真的派不了用场，这样一来，胡大师只好屈就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了。
这个所谓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也实在小得可怜工作人员仅两个人，除胡适外就是他的助手童世纲。当然，在台湾的蒋介石还要“借重”胡大师，两年后，他就飞台湾做高官去了。
胡大师尚且如此，那么陈立夫又能做什么呢？
陈立夫早年是学矿冶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教矿冶学，也能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但最后选择了开办养鸡场。其原因就是陈立夫的儿女中学毕业后，要到新泽西胡林城上大学，陈立夫决定把家搬到胡林城。
新泽西是美国的养鸡中心，有许多养鸡场。陈立夫的朋友胡定安曾是江苏医学院院长，提议到新泽西养鸡，并邀陈立夫同去，陈立夫答应了。
他们考察新泽西的60个养鸡场，最后买下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养鸡场，以47000美元成交，先付20000美元，其余分期10年付清。首付两万美元中，陈立夫自己掏出4000美元，向孔祥熙借8000美元，胡定安出4000美元，另向朋友借4000美元。这样，陈立夫这位昔日的C.C.系的领袖正儿八经办起了养鸡场。
陈立夫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养鸡行业呢？因为我想想已替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伺候了蒋公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伺候任何人！那么去照料鸡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言辞之间，牢骚还是很盛。
当时的美国蛋价很高，养鸡业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半年下来，陈立夫与胡定安净赚了5000美元，大受鼓舞，劲头更足。一般的鸡场都釆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控制，而陈立夫的养鸡场为了节省开支全部采用人工，陈立夫与三个儿子 一齐上阵。
那时陈立夫50岁刚出头，身体健壮，100磅一包的饲料，一弯腰就能扛起来，甚至过去长期坐办公室落下的脊背疼痛的老毛病经过养鸡场的体力劳动后，不再复发。
陈立夫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很快就琢磨出一套养鸡的经验。养了三年后，有一次鸡生了病，那时陈立夫计有5000只鸡，如都生起病来，那真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幸亏陈立夫发现得早，及时请医生来治，所以躲过传染病危机。
当年新泽西普遍遭遇鸡瘟，养鸡业损失惨重，可陈立夫因为治得早，居然没啥损失，趁着鸡价高的时候大量卖出，大赚了一笔。
好景不长，待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完成通车后，新泽西蛋价暴跌。原因为西部地区养鸡规模化程度比东部地区高很多，因为无论是鸡肉还是鸡蛋，价格都只有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高速公路通车后，东部地区地区的养鸡业者用冷藏货柜车将廉价的鸡蛋运到东部，几年以后，使新泽西养鸡生意萧条。
到1961年，就连一向精打细算的陈立夫实无法再继续下去，乃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为期八年惨淡经营的养鸡业。
陈立夫在关闭养鸡场后，又碰到一件倒霉事。他原本为养鸡场及其住宅投保1.6万美元。鸡场关闭后，好心的保险公司劝陈立夫少保些，陈立夫想想也对，就决定投保4000美元。孰料鸡场关闭后，发生森林大火，将陈立夫的养鸡场大部烧毁，他的工具车也被烧成灰烬。减少投保之后立即发生火灾，让陈立夫又损失了一大把，心痛不已。
陈立夫在美国养鸡期间，还有一件让他耿耿于怀的遗憾事，就是不能返台湾为兄长陈果夫奔丧。
陈果夫去台初期住在台中，远离政治中心的台北。政治上排挤出局、生活窘迫，弟弟远走美国，再加上宿疾缠身，风烛残年的陈果夫心情无比苍凉。他强打起精神，准备写回忆录，将40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分门别类写出来，1950年底，陈果夫的回忆录脱稿，次年4月岀版。
陈果夫生前见到此书出版，十分高兴。他是CC老帅，认为自己搞党务是失败了，国民党的组织不如人，训练不如人，方方面面均不如共产党。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讲明国民党在党务上为何会输给共产党。
写完回忆录后，陈果夫原本一鼓作气，续写其他，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难以如愿。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从台中搬到台北，住进青田街的一幢公寓里。台北的夏季，酷热难耐，对陈果夫这样的重症病人更是难熬，元神损耗得厉害，慢慢不能支持。
8月18日，经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肺部侵入血管，由血管进入大脑，生命到了最后关头：弥留之际的陈果夫挣扎着起来，由人搀扶着，写了一纸《净谏论》呈给蒋介石，劝蒋介石要多听逆耳之言，不要被底下的马屁所迷惑，这算是弃臣对主子奉献的最后一片忠诚。8月25日，陈果夫去世，享年59岁。
陈果夫妻子（中）晚年回大陆老家省亲
陈果夫去世后，蒋介石给在美国的陈立夫打来电报，报告噩耗，言词间暗示陈立夫不必回台湾。陈立夫清楚，国民党的改造正在进行中，此时他回台北，多有不宜。他只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遥望台北， 悼念兄长。
蒋介石不让陈立夫回台北奔丧，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特别是对蒋、陈这些开口闭口孔孟“四维八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弥补缺憾，蒋介石下令为陈果夫操办隆重的丧礼。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蒋介石指定陈诚、蒋经国、张道藩等37人组成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以CC后期干将洪兰友为总干事。
蒋介石本人于8月26日、27日两次赴殡仪馆吊唁致哀，亲题“痛失元良”匾额。27日大殓场面宏大，蒋介石及国民党大佬均亲临，与会者超过2000人，挽联唁诗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用尽人间一切好词，把陈果夫这个官场失 意的人又捧上了天。
陈立夫在鸡场被迫关闭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请陈立夫主持整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千册中国医药书籍。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独立的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泰国出版物，总计有近30万册。
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当局对这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的价值并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落纽约赋闲，便聘请他到校主持这个图书馆，胡适当时无事可做，也就发挥读书人的长处，不惜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
胡适和他的助手童世纲花了两年时间 终于整理岀一个眉目，于1952年2月为普大筹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历时两个月，引起轰动。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从此引起西方汉学界及世界华文学者的重视。两年合约期满后，胡适应邀去台湾受重用，这个图书馆便由童世纲负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书的一大特色是收藏了数千册中国医药书籍。普大当局考虑到陈立夫懂中医，便请他来该图书馆整理中医书籍。
回想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胡适和陈立夫又是何等大名鼎鼎、呼风唤雨的人物，而到了人家美国，却只能屈就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不能不令人喟然兴叹了！
陈立夫依照基金会的意思，制订了一个整理计划：大体上按照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是怎样治疗的、整理出一套书，做成中西对照。陈立夫的整理计划送到基金会后，该基金会主席佛格森告诉陈立夫：“你最好同时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也能参加这一整理计划，那就更好了。”
陈立夫遵命找到一位名叫莫尔特的教授，他能说中国话，其夫人是中国人，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此项整理计划，希望借重莫尔特教授的大名共襄盛举，莫尔特听了颇为高兴，欣然表示接受。
基金会随后又请精通中医的华人陈克恢审查陈立夫拟订的整理计划，陈克恢在审查意见中写道：“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
按照整理计划，陈立夫每年和莫尔特教授一起将整理的结果写成学术著作，基金会第一年按两万美元给予稿费，第二年以后按字数算钱。
但让陈立夫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年整理计划完成了，书也写了，那位莫尔特教授竟起了黑心，另外搞了一个整理计划报给基金会，把陈立夫挤掉，由他一个人包揽此项业务。
普大当局居然也被蒙蔽，第一年等整理成果出了书，两万美元的稿费陈立夫一分钱拿不到，全被莫尔特教授给吞了。
陈立夫从童世纲那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三番五次向普大基金会申诉。基金会主席佛格森得知事情真相后也认为这样不妥，对莫尔特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陈先生倡议并订定整理计划，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做，怎可喧宾夺主呢。”
莫尔特见目的没有达到，便以此后不接受整理计划作报复。陈立夫放下身段去找这位莫尔特商量，莫尔特赌气不见，陈立夫不得已又央请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童世纲代为向莫尔特转告：“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地做好，不能借此名义拿了钱不办事！”
这样一来，莫尔特更不愿合作，陈立夫费了很大心血，到手的工作就这样丢掉了。后来又一位法律专家告诉陈立夫：“在美国必须事前一切用书面写好，清清楚楚双方签好字，否则很容易中途被夺，因为社会上只认钱而乏道德的人太多了。
陈立夫说：“我听了，真为美国担忧！”陈立夫在美国上了这生动的一课，也许是他日后回到台湾后醉心于弘扬孔孟之道的一个动因吧。
整理图书不成，陈立夫转而做起了松花蛋。陈立夫做的松花蛋很美观，在美国华人社区很受欢迎，人们称之为“陈立夫皮蛋” 每年中秋节，华人做月饼时需要鸭蛋黄，陈立夫用两万个鸭蛋敲出鸭蛋黄供应华人做月饼用，虽然很辛苦，但也能获得一些收入。
之后，又同鲍、沈二家组织一个食品公司，做湖州粽子、年糕，年糕用铝盆包装，食用起来既卫生又方便，也很畅销 后来，陈立夫他们还推出了一种辣椒酱，味道鲜美，在华人社区也很受欢迎，人们称之为 “陈立夫辣椒酱”，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陈立夫夫妇和鲍、沈两对夫妇均未满70岁，身体状况足以应付此种体力活，尚可养家糊口。
政治上的争斗往往是变幻无常的。当初，蒋经国与陈诚联合整肃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将陈立夫放逐至美国养鸡。但为时不久，蒋经国与陈诚的矛盾又突显了出来。
蒋经国要顺利接班，必须迈过陈诚这道坎。蒋介石安排陈诚先后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诚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法定的党政继承人。蒋介石人事布局的本意是让陈诚作为蒋经国接班的过渡角色和陪衬角色。
但陈诚历来的表现是，善于垒自己的山头（大陆时代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土木系”），不甘做有职无权的配角。到台湾后，蒋经国与陈诚各自垒自己的山头，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举例来说，1952年蒋介石为实现传位于子的计划，重拾三青团的老法宝，筹组所谓“救国团”，想在国民党之外造成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小国民党”。
这个计划在国民党内遭到强烈反对，陈诚也表示坚决反对。陈诚认为，应吸取大陆时期国民党与三青团两大势力恶斗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搞一个“小国民党”。
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指派陈诚去主持所谓“救国团”的成立仪式，显然是强加于人从此，陈诚与蒋氏父子的矛盾不断。蒋经国经常借代父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诚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诚大为不快。
陈诚也不甘受小蒋的气，利用他的名分不断给小蒋找不是。例如，指责蒋经国对“退役军人辅导委员会”工作不力等。 陈诚的名分摆在那里，蒋经国要扳倒他也不易，这种局面让小蒋心里感到难受。
有一段时间，蒋经国为了逃避，曾多次请假不参加陈诚主持的行政部门例会，但陈诚并不谅解，反而更生气。
蒋经国在官场内外受压，处境难堪，因此羡慕起被他赶到美国去养鸡的“立夫兄”来，并把“立夫兄”当作倾诉烦闷的对象。
据台湾报刊报道，台北档案馆收藏有27封蒋经国致陈立夫的信。追随蒋经国数十年的漆高儒看了这些信后，从笔迹上判断，都是蒋经国的亲笔信，相当难得。在所有信函中，以1961年5月28日的函最受瞩目。信中几乎毫无保留地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厌烦，并对无官一身轻的立夫兄“内心羡慕至极”。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陈诚身体状况日差，已无心与蒋经国争短长，蒋经国在党政军方面全面布置自己的人马，实际上掌握了台湾当局的实权。
在蒋家子继父业的格局确立下来后，蒋介石为弥补放逐陈立夫的内疚心理，通过蒋经国写信给陈立夫，给了他不少职位供挑选。但陈立夫一概拒绝了。
1966年秋，蒋经国写信给陈立夫，信中热情而又真诚地邀请陈立夫回台定居。信中还透露：“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
陈立夫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蒋氏父子的邀请回台为老蒋祝贺80大寿。1966 年10月26日，陈立夫乘飞机抵达台北机场。为了避免外界无端的猜测，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内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蒋公祝寿，别无他意。”
及至见了蒋介石，才发现气氛已迥异于上次返台之时。蒋介石握着陈立夫的手动情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一席话，说得陈立夫充满了暖意，过去对主人的怨意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后，陈立夫拿出了一本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蒋介石。蒋接到手，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蒋介石看了陈立夫的，大为赞赏，特地约他到台北慈湖去住一晚，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
也许是蒋介石觉得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对他的“反攻大陆”有用，要陈立夫到各军校去讲一讲这本书。陈立夫奉命首先到台湾的十几所军校讲《四书道贯》，之后，台湾各高等学校也争相邀请陈立夫去演讲。
当陈立夫到第75所学校演讲时，体力已感不支，再加上过度的酒会应酬，终于在一次演讲中病倒了，荣民总医院诊断为急性肝炎。蒋介石闻讯赶到医院询问病情，医生回答“很严重”。蒋介石为挽救陈立夫的生命、特地从香港请来著名肠胃科专家张光璧为陈立夫治疗。
张光璧到台北诊治后，认为陈立夫的病情虽然很严重，但无生命危险，要陈立夫多休息。陈立夫除照医师开的处方服药外、还自己看中医书籍、自行配药服用，医生亦同意，病情逐步痊愈。
陈立夫病愈后，蒋介石再次诚意邀请陈立夫回台北定居，陈立夫接受了。不久，陈立夫返回美国，将在美国的事业及财产做一番清理交代后，于1969年正式返台定居。2001年，陈立夫在台北病逝，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