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原名陈建相，“伯达”是其笔名，他是伟人的五大秘书之一，建国后曾一度位列“第四号人物”的位置。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简单聊聊，年轻时候的陈伯达，从苏联回来后在厦门的经历。
陈伯达也算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家里三代都吃过墨水，不过在仕途上都没有混到功名，余生皆在福建惠安老家当私塾先生。
到了陈伯达这一代，才算是混出了个大名堂。
1927年，23岁的陈伯达加入了我党。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正是老蒋大搞白色恐怖的时期，我党很多同志都遭到了惨烈的大屠杀，而他能在这个时候申请入党，不仅免了他的入党候补期，也说明他意志和信仰是坚定的。
这一个经历，也成了他心里的一个自豪，在往后的岁月里，在文章和闲聊当中，也被他不断的提及。
不得不说，他也是幸运的，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陈伯达同年也被选派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他被安排在一年级二班，算是躲过了国内严酷的斗争。
1930年的年底，26岁的陈伯达完成了学业，因为他是福建人，因此组织上给他分配到了厦门工作。毕业后的陈伯达，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从莫斯科回国，一路上要先坐火车，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哐哧哐哧的碾碎着苏联冬季的寒冷；铁路的路途结束后，就得上轮渡，摇晃着一路风浪，这才回到了故土。
虽然陈伯达避开了1927年的腥风血雨，但是，1930年的中国，也是不太平的一年，斗争依旧尖锐。
1930年的中国，处于老蒋的统治之下，他正在全力对我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这严酷的斗争环境，让刚回国的陈伯达很不适应，甚至于有些惊慌。
毕竟，他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场面，在莫斯科，他能正大光明的走在大街上，也时常在宿舍、学校、公共场合，和旁人肆无忌惮的大谈自己的理想，评论时局。
而在厦门，这些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必须得纠正过来；每次外出，都得小心翼翼的观察四周，看看有没有“尾巴”跟着；每次接头的时候，也得万分小心，悄悄说着暗语。
而这种地下工作的方式，显然令他很不适应。
虽然，冬天的厦门，温度比莫斯科高了很多，但对于陈伯达而言，这里犹如冰窟一般寒冷。
这时候才26岁的陈伯达，显得很是稚嫩，组织上也是知晓这个秀才的能力，显然是不能从事残酷的地下工作，只能是把人才放在他合适的位置上。
因此，陈伯达到厦门后，被安排去创办刊物。创办刊物，对于他而言，是轻车熟路的一件事，本不是什么麻烦事。
不过，此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却是让这个刚留学归国的秀才犯了难。
1930年的厦门，是张贞说了算。
出生于光绪年间的张贞，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此人却甚是卖力，指哪打哪，而且不藏着掖着，能出十分力，绝不灌水。
就凭这一点，老蒋就很赏识他，1946年授予他上将军衔。
1930年3月，针对闽西根据地，老蒋搞了一个“三省围剿”，也就是调集了福建的张贞、江西的金汉鼎、广东的陈维远，浩浩荡荡的进发闽西。
其他两个人能划水就划水，唯独张贞很是卖力，居然还搞出了一个“人头奖”，不管是谁，哪怕是个老百姓，只要能献上红军首级一个的，就赏十元大洋。
1930年的年底，26岁的陈伯达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回到了厦门。
彼时的他整日惶恐不安，总觉得自己的人头要被人拿去换了大洋。
其实吧，客观的说来，也不能说他胆小懦弱，谁让他在厦门这地混得太熟。
15岁的时候，陈伯达就考进厦门的集美师范学院，上了两年半的学后，毕业后回了惠安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随后不久，他又回到了厦门，在厦门小学当老师。
而且啊，陈伯达和张贞也是老熟人，他曾经是张贞的秘书，还曾试图劝降过张贞，你说在这种环境下，他能不过得惶恐不安嘛。
在厦门的生活，让陈伯达活得够呛，每次上街遇到了熟人，对方也怕引祸上身，一看到就躲了开去。
直到遇到了张达卿，才让陈伯达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离开厦门。
这张达卿是张贞的叔父，在张贞的部队里当军需官的他，和陈伯达这个曾经的秘书，自然十分相熟。
1931年春季的某一天，两人就这么在大街上遇到了，张达卿也没有回避，直接上前和陈伯达寒暄，吓得陈伯达赶紧把他拉到僻静处。
张达卿自然是知晓对方身份的，那么，这个干瘦的老头，为啥没有当街就抓了陈伯达呢？
其实，这个老头是有私心的，他和陈伯达虽说多年不见，但也曾共事过，对其印象不错，这老头心里是想劝说陈伯达反水。
张达卿热情的拉着陈伯达的手，硬拽进了附近的一家馆子。
面对菜肴，陈伯达自然是无心下咽的，他此刻心里还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还以为对方是想拖延时间。
“你可知晓张觉觉在哪里吗？”
当张达卿说出这话的时候，陈伯达心下就大感不好，几乎就要失态了。
这张觉觉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啊！
随后，张达卿接着说的话，更是炸了雷：
“他现在可是在张师长手底下当官哩！”
张贞当时担任陆军第四十九师的师长，故而张达卿嘴里的“张师长”说的就是张贞了。
陈伯达也是没想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居然反了水。
张达卿之所以提及张觉觉，就是以此规劝陈伯达，让他也学着点，重新回到张贞身边工作。
两人吃完饭食后，分别之际，张达卿塞给陈伯达五十元钱，还嘱咐他，说让他好好考虑几天，自己还会来找他。
和张达卿的会面，让陈伯达冒了不少冷汗，这张达卿回去后，肯定会把自己回到厦门的消息，告知张贞。
厦门，是一刻也不能待了。
陈伯达和张达卿分别后，急匆匆的就去找罗明。
罗明是他在厦门的直属领导，听了汇报，罗明也是眉头紧皱，当下就同意陈伯达请求离开的要求。
当天，陈伯达就用张达卿给他的那五十元钱，买了船票，离开了厦门，去到了上海。
从苏联回国，在厦门待的那短暂的几个月，也算是陈伯达正式踏入严酷斗争环境的第一步；彼时的他还年轻，显得很稚嫩，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斗争经验。
到了上海后，他也逐渐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
1936年，陈伯达在北方局担任宣传部长，这时候32岁的他，逐渐开始崭露头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