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故事说的是宣德年间，皇宫之中流行斗蟋蟀的游戏，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善斗的蟋蟀，朝廷每年都向各地按时征收。
有个华阴县令为讨好上司便进献了一只战斗性强的蟋蟀，不料因此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于是皇帝便责令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常供”。
陕西承宣布政使司于是责令西安府“常供”，西安府责令华阴县“常供”，华阴县责令各乡各里“常供”。华阴其实不产蟋蟀，基层小吏们自然就交不上蟋蟀，只能继续责任下移，从最底层的百姓身上搜刮钱财买一头蟋蟀交差。
从皇帝到抚军，从县令到小吏，依次往下传达命令，最后抓蟋蟀的事情落到了一个叫成名的平头百姓身上。面对县官的“严限追比”，成名身心交病，一筹莫展，因此“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就在成名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决定去占卜，通过占卜终于捉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促织，举家庆贺，倍极爱护，却不料被9岁的儿子不小心弄死了。成名之妻“面色如灰”，成名“如被冰雪”。全家为此吓得瘫痪，只能不断责怪小孩，结果小孩因大人们的不断责备羞愧难当而跳井自杀。
没想到，跳进自杀的小孩却化作了蟋蟀，“战无不胜”，而成名本人也因献虫有功被录为秀才、免除杂役，变成家财万贯的富豪，相关官员尽得到晋升。
蒲松龄通过《促织》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皇帝昏庸、官吏媚上欺下、底层民不聊生的灰暗图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暴政的黑暗腐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席方平》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又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故事说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因与邻居富户羊家有仇。羊先去世后的依然没有放下仇恨，他通过贿赂冥司将席父勾到阴司。
席方平的父亲临终前将这一切告诉了儿子席方平。席方平非常生气，决定到冥司去为父伸冤。当他的魂魄来到冥司后，却发现其父遭到冥司衙役的毒打，因为衙役需索时席父无钱。席方平没有想到阴间也如此黑暗。于是写状词，并乘城隍早朝时喊冤诉求，当然，没钱的席方平得到却是败诉的结果。
愤怒的席方平决定到更高的阴司官员那里去上诉。当他跑到百里外的郡衙向郡司上诉时，又一次遭到郡司的拷打。郡司驳回官司，要求城隍加以处理。城隍怕席方平再度上诉，让鬼差押他“还阳”。
在还阳途中席方平再次乘机逃脱，并赴阎王爷处上诉。但在阎王爷那里，席方平也没有讨到公平，并再被阎王痛打一顿。遭到如此重刑后，席方平终于明白“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知道在阎王这里不能伸冤，就假装妥协，说“不敢再告了”，于是阎王释其还阳。
席方平知道入地不能伸冤，只有上天了。于是，他凭着一点灵心不灭，不愿投入富贵之家，不被鬼卒假语蒙骗，直奔天上二郎神处喊冤，途中巧遇玉皇大帝的九王子，在其帮助下终于找到二郎神。最终，二郎神帮助席方平讨回了公道，阴司贪官城隍、郡司、冥王以及行贿者羊某均遭处罚。故事结束。
司法不公是社会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贪官们弄权纳贿的主要渠道。贪赃必定枉法，在这方面，卑劣和无耻也表现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张胆。
蒲松龄通过席方平在阴间伸冤诉讼的遭遇，生动地刻画出了皇权专制暴政统治下，底层百姓有冤难伸司法诉讼徇私舞弊，官场之上贪官横行的社会现实，对专制司法机构的吏治昏庸、贪赃枉法、残害无辜，可说是揭露得淋漓尽致。
《梦狼》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又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故事说的是一个白翁有一天梦见自己到了儿子的衙门。白翁看到整个官衙到处是大狼，白骨如山。白甲看到父亲来了，高兴地给父亲准备饭菜。没想到，一头巨狼叼了一个死人来，白甲说是给父亲做几样菜。
白翁非常害怕，赶忙要走，却发现那群狼吓得藏起来。后来来了两个金甲猛士，捉住了白甲，白甲化成了一只斑斓猛虎。一个金甲猛士要砍掉白甲的脑袋，另一个说，不着急，这是明年的事，先把他的牙敲了。白翁醒了，非常害怕，便派次子往探究竟。
而蒲松龄通过《梦狼》揭示出了皇权专制下官僚政治的最根本问题——“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黜陟之权”即官吏的任免管理权，官吏的任免权在于上级而不是百姓。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够得到上司的喜好与信任，不管贪赃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那么，如何才能讨得上面欢心呢？贿赂。贿赂何来？老百姓。
这毫不掩饰地讲出势利行为的必要性和目的，赤裸裸地道出了贪官残害下层百姓向上级官员讨好渴望升迁的丑恶嘴脸，是从古至今贪官的肮脏灵魂的准确写照。
《续黄粱》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取材于被改编过很多次的书生梦入幻境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福建有一位叫曾孝廉的书生，他与同伴到毗卢禅院拜访问前程。算命的见他意气正盛的样子，就说他能做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孝廉高兴的不得了，得意忘形了，说定要提携亲友近侍。随后他梦到自己成为当朝太师，天子对他温言良语，百官对他恭敬无比，家中堆金砌玉，富贵尊荣、权势滔天。
但他仗势逼人、公报私仇、欺男霸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臣忍无可忍，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厉斥种种罪恶，昔日卑躬屈膝者也倒戈相向。曾孝廉被抄家罚没、充军云南，遇到被他逼至家破人亡沦为贼寇盗匪的一伙强人，被砍了脑袋。
蒲松龄的《续黄粱》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权力的蛮横，专制暴政统治对于民众的剥削压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地步。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总的来说，这时清朝统治渐趋稳定，国家的统一得以实现，版图有所扩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荣，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
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盛世时代”，但即使在这样的所谓“盛世时代”，我们依然看到皇权专制下，社会的黑暗，统治的专横、残暴，人民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
当时社会，从官僚到官吏，为非作歹、欺诈百姓、贪赃枉法、欺上瞒下。为了敛财，官吏们使出了极端残忍、肮脏和卑劣的手段。他们为勒索贿赂，残酷地殴打百姓，视生命如草芥。官吏通过手中掌握的利益分配杠杆，将杠杆最大限度地向自己一方倾斜。他们在履行社会职责的过程中，把本职工作的便利作为交换条件，谋取个人利益，成为受贿者甚至索贿者。
尤其是底层官吏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就会对民众多方刁难，百计勒索。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
整个社会更是世风日下，上上下下弥漫着势利之风，人与人之间道德伦理关系的丧失，世风污浊险恶。这种浅薄的人情，衰颓的世风，使人感到现实世界如鬼域一般的阴冷。揭示出社会没落时代人们精神的霉变，人们精神崩溃的状况，描绘出那个唯利是图、唯势是趋的势利世界。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