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两声炸耳枪声伴随着喧嚷的人声，彻底搅乱了桐乡这个小县城的宁静。
只见国民党县党部大院前，警笛呼啸，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拼命地驱散一群身穿蓑衣，头戴笠帽的人群。
原来，这是一群来自城郊的灾民，他们无钱购粮、无食裹腹，而铤而走险，赴县城请愿的。
“民国廿三年，河港底朝天。”那是1934年，入夏后就没下过一滴雨，天天烈日高照，绝风无云。到了黄梅时节，还是毫无下雨的征兆。
丰子恺先生在《缘缘堂随笔》里，也记述了民国廿三年的旱情：“今年的黄梅时节，看来不是迟到而是请假了。现在快到初伏，还是天天青天白日，浇上水去也不会落下雨来似的。河里、池里、田里，都已见底，草木禾秧快要枯死。正是‘黄梅时节家家旱，枯草池塘处处泥’。”
桐乡素来河港狭小，遭此大旱，河底朝天在所难免，连水路交通的主干道康泾塘，也浅涸得难以行舟。
久旱不雨，河港缺水，气温飙升至华氏100度，田土龟裂，颗粒无收已成定局。
由于连年歉收，余粮不多，灾民早已筋疲力尽，靠几碗薄汤粥已难图温饱，流离行乞，日渐增多，抢米风潮，时有发生。而政府官员却不顾民间疾苦，迟迟未有赈灾之举。
被逼上绝路的城郊灾民的农民数百人相约而聚，众人身穿蓑衣，头戴笠帽，抬了庙里的菩萨，浩浩荡荡向桐乡县城进发。
民间的求雨行为，自古有之，是原始状态下百姓面对灾情的一种情感寄托。不过，这支队伍还兼有请愿示威的主旨。
不到半个时辰，祈雨请愿的大队人马就来到县府门前。
当时的桐乡县长叫沈光熊，接到卫兵禀报，不免心头一颤，看起来今天自己是躲不过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强装镇静，躬身出迎众灾民。
只见县府门外广场上，穿戴蓑衣笠帽的人群乌压压一片，要求县府赈灾济民的请愿声此起彼伏。
沈县长声嘶力竭地表示对灾民的同情，却拿不出实质性的救灾举措，在请愿人群中激起极大反感。
有人冲上前来，给县长也穿上蓑衣戴上笠帽，迫使他在菩萨面前鞠躬行大礼，祈求上天赐降甘露，以救苍生。
面对沸腾的民怨，沈县长是束手无策，也顾不得一县之长的尊严和体面，只得一一依从。
可是灾民们还是不依不饶，知道县长之上还有国民党县党部，于是众灾民又涌向县党部请愿。
当时的国民党桐乡县党部书记长车同轮，资历比县长沈光熊老得多。他汲取了沈县长的前车之鉴，给灾民请愿团一个闭门羹，躲在屋里，就是避而不见。
这可不得了啦！灾民们怒不可遏，不知谁喊了声：“这狗日的县党部，砸了它！”随后是一片嘈杂的怒吼：“砸呀！砸呀！砸呀！”大家抄起扁担、木棍、铁棒，乒乒乓乓一顿砸。
顷刻间，县党部的门窗、屋檐、廊下被砸得一片狼藉。车同轮和几个同僚吓得偷偷从后门溜走了。
随即，刺耳的警笛响起，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赶来，朝天放了两枪，总算把请愿的灾民驱散。
事后，鉴于时值百年不遇的大灾，当局也唯恐遭来更大的民怨众怒，所以并没有对肇事的灾民作出报复性惩戒，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事件过后，当局迫于社会压力，为了安抚民怨，装模作样地搞了一些救灾的筹粮筹款，动员商界在多处开设粥摊向灾民布施。
但毕竟灾情异常严重，此仅杯水车薪之举，农民熬不过难关，外出乞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直到九月份才有降雨，旱情始得缓解。
而县长沈光熊的仕途，也因这一事件大伤元气，第二年他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桐乡。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反动政权视人民为草芥，注定了它加速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