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实职：礼部右侍郎。按现在的行政级别来说，曾国藩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副部级”干部了。手底下管着一百多号人，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实质性的公务，还有私人应酬，忙的不可开交。他自己在家书中说到，如果就这样一辈子在礼部做官，实实在在尽心尽职的为国家办事，他愿意一直干到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的熊熊热情却逐渐消退，甚至有退隐之意。无论从他作的诗文，还是写的家书，以及给朋友写的书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失望和郁闷。为何会这样？这要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来梳理。第一，从社会的大背景来说，道光晚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把大清的真实国力和腐败无能无情的颠覆和暴露在阳光下。同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即将到来。第二，从他个人来说，他雄心勃勃的一腔报国赤诚，却在当时腐败糜烂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得到施展。他眼看着国家正在一步步的走向衰退，但是就算国家已然是这样了，可是大清的那些高官显贵们却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逢场作戏的混着日子，纵使他焦心如焚却也无能为力。
道光三十（1850）年正月，一生以节俭著称的道光皇帝在忧愁郁积中与世长辞。刚满18岁的咸丰皇帝继位登基。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先革掉了首席军机大臣穆章阿，其次是下旨广开言路“求言，”晓喻各级官员要多给朝廷提意见。咸丰的这一做法，确实给整个昏暗的政治氛围带来了一股新气象。曾国藩内心是喜悦的，他以为咸丰是一个励精图治敢想敢做的明君。于是，他殚精竭虑的给咸丰上了第一份《应诏陈言疏》，他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改变用人的问题，同时，他指出京官的种种弊端，比如遇到事情退缩不敢担责，务小不务大等。而地方官也是颟顸敷衍，遇事采用拖字诀，专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等。在疏中，他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解决方案。咸丰看到曾国藩的奏折很是喜欢，还大加赞赏称曾国藩见解深刻切中时弊。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肯定后，曾国藩深受鼓舞，于是一鼓作气又连着上了几道奏折。曾国藩以为咸丰会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明君，他期待着咸丰皇帝会带领这个国家从泥泞中脱困。可是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咸丰只是一个平庸之辈。因为他的那些披肝沥胆写出来的治理国家的陈言，最后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到了这一刻，曾国藩清醒了，猛然发现自己高看了咸丰。他再一次陷入了失望郁闷和痛苦之中，然而他内心还是非常不甘，天生的责任感驱使他再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希望借此来敲打警醒昏睡的咸丰。在疏中他直指咸丰各种毛病，第一，在小事上谨慎，在大事上却毫无主见。第二，只求言，却不落到实处。第三，刚愎自用，出尔反尔。此疏一出，后面是彩虹还是暴风雨，就完全要看咸丰的心胸的想法了。
咸丰皇帝本来就腿有残疾，同时还有一个比他能力更强的奕做对比，所以导致他格外的自卑和敏感。当他看到曾国藩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时，他内心的最后一丝尊严被掀了个底朝天，当场就大发雷霆，把奏折重重的摔到地上，立刻就想把曾国藩抓起来治罪。幸好当时在场的几个大大学士好言相劝，才免去了曾国藩的牢狱之灾。也就从这一次开始，曾国藩彻底的得罪了咸丰皇帝，他之前的种种功劳也都被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是咸丰皇帝对他的另眼相看和不信任。
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曾国藩等于被判了死刑。他的同僚也开始疏远他，跟他划清界限，之前因为他在奏折中痛陈官场腐败，让很多官员又气又恨，大家觉得只有你曾国藩是衷心为国，而我们都是废物一个，满朝只有你清醒，而我们都是糊涂虫。以及在办理琦善和赛尚阿的案件中，由于他秉公执法，不准走后门开脱的强硬作风，遭到了依附在琦善和赛尚阿之下的官僚集团的集体排挤和决裂。
到了这一刻，曾国藩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小丑。他满腔的报国热情，换来的却是皇帝的冷眼和同僚的排挤。他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越发想要退隐。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的六月十二日，突然一道谕旨传来，他被安排到江西任乡试主考官。于是，他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去江西的路途，也就此为10年的京官生涯画上了一个失意的句号。
这是曾国藩想要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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