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美国与中国之间曾有过一段十分“亲密”的关系，而当时的美援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罗斯福总统病逝，二战落幕，中国开始进入内战时，中美之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非常失望。
他无法理解美国付出如此之多的援助资源，到最后国民政府竟然还是如此的颓败，经济建设方面混乱不堪，战场上节节败退。
杜鲁门总统下定决心调查一下蒋宋孔陈这四大统治家族资产时，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当报告放到总统桌上时，他怒不可遏地吼道：
“他们（指孔宋）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那么，何以杜鲁门总统会如此说？这其中孔祥熙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杜鲁门
我们不妨再回到那个时代，跟着孔祥熙的视角，重新去审视这段历史。
一、曾经的进步青年
1880年，山西太谷县一户商贾之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孔祥熙。
因家族与孔子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个孩子的名字也与儒学息息相关。
表字庸之，或许是希望其能遵守中庸之道，发扬儒家精神。
号为子渊，则有标榜颜回之意，愿其能保持高尚品德，即便无什财富，也能安贫乐道。
从早年经历来看，似乎孔祥熙也在遵循这一要求。
孔祥熙
9岁那年，孔祥熙患上流行性腮腺炎，多方医治无效，最终在基督教的西医馆得以治愈。
自此，孔祥熙喜欢上了基都教会，并突破层层阻力，进入教会学校学习。
此后，在潞河书院学习中，孔祥熙受洗成为教徒，并结识了首任妻子韩玉梅。
1900年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孔祥熙家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洋人教堂被焚烧，中外教民被屠杀，局势混乱不堪。
义和团运动
身为基督教徒的孔祥熙，利用自身家族在太谷县的力量，才得以生还。
当义和团被镇压后，青年孔祥熙开始崭露头角，他积极联络教会，协助教徒处理善后工作，并通过交涉避免了英美对山西的报复性屠戮。
正是其努力，让其获得清廷李鸿章、美国教会等各方的认可，孔祥熙得以获得美国留学的机会。
此时，立志实业救国的孔祥熙选择了理工科，最终获得耶鲁大学矿物学硕士学位。
美国留学期间，孔祥熙得以与孙中山先生相见，并接受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了一名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
当孔祥熙结束学业回国之时，其母校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希望其能回国，在山西开办一所分校，费用由美方募捐而得。
铭贤学校
孔祥熙却不愿如此，在其坚持之下，美方放弃了原有分校的名称，允许中方自行定名，费用依然由美方负责，于是后来山西著名的铭贤学校得以建立。
事实上，此时的孔祥熙已经与革命党人联结，在铭贤学校期间，孔祥熙不断提升自身的地区声望。而其在学校内采用的军事化训练模式，也得到乡人的认可。
等到辛亥革命之时，孔祥熙顺理成章地被公推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带领学生及民众，守卫住了太谷县城，避免了乱军的洗劫。
此后，其更加积极投身参与革命，积极配合孙中山，成为革命党中十分重要的人员。
二、原来革命也要钱
辛亥革命后，孔祥熙卸任司令职务，继续学校工作，同时想尽办法获得资金。
很快，孔祥熙的经商头脑开始展现。
亚细亚壳牌火油
1912年，孔祥熙敏锐地察觉到煤油生意有利可图，于是与家族中具备一定威望的五叔孔繁杏一起，搞到一笔款项，购得了英国亚细亚壳牌火油公司的山西独家代理权。
并通过买煤油送煤油灯的方式，迅速打开市场，并以此成为当地首富。
或许正是这次的经营，让孔祥熙意识到了垄断经营带来的巨大利益，而正是这样超量的利益开始让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然而，正当事业开始全面发展的时候，孔祥熙的发妻韩玉梅突发重病过世。
于是，孔祥熙有了更多的时间投身革命，二次革命时，孔祥熙应邀去了日本，并在此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为孙中山筹备革命资金。
在此期间，孔祥熙与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相识，宋欣赏孔做生意的才能，孔则被宋的练达所折服，两人很快发展成为夫妻。
孔祥熙与宋霭龄
而此时的革命事业却不顺利，由于内部各自为战，兵源粮草均存在严重不足，独立各省很快被北洋政府收回，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不得不继续流亡。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孔祥熙逐渐加深了一个认识，那就是革命不仅仅是空喊口号，也不是愿意流血牺牲就可以的，革命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而这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
于是，革命失败后，孔祥熙再次回到山西，在继续做好教育工作的同时，重新操持起商业活动。
通过贩卖铁砂继续扩大经营，开商号、办银行，孔祥熙将自己的生意从山西做到了天津，并通过天津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当然，此时的孔祥熙依然还是心存革命的，他接受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任，出任参议，并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山西度过了1919年大旱。
阎锡山
革命形势好转，孙中山与苏俄展开合作之时，孔祥熙再次受命赶往奉天，代表孙中山游说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洋旧将。
通过他的游说，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吴佩孚逐出了中国的统治中心，并准备迎接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病重，到了北京不久便逝世了，孔祥熙因为前半生出色的革命工作，成为了总理遗嘱见证人之一。
到此为止，可以说孔祥熙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党人，对革命忠心而执着，遇到困难出钱出力。
但是此后，其人生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以生意头脑做革命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革命领导权交接出现了短时间的混乱。
孙中山逝世
但是作为元老的孔祥熙却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其经商才能更是得到推崇。
1926年，孔祥熙出任国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长，此时的广东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此一职任需负起兼理后方财务的重担。
自此以后，孔祥熙长期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门担任要旨，或者可以说长期充当国民政府财神爷的角色，而这也很快让他将生意人的“本色”展露出来。
正式从政之后，尽管孔祥熙还算吃得开，不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武汉国民政府，对他都是十分看重，武汉国民政府首任实业部长正是孔祥熙。
但是，作为生意人孔祥熙知道自己需要一个“靠山”，在宋霭龄的建议下，他很快确定好了一个潜力股，那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
在政局不稳的时候，孔祥熙始终站在蒋介石一方，为其四处游说，帮助其成功复位，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为了保持关系稳固，孔祥熙与宋霭龄说服宋美龄嫁给早已追求她多年的蒋介石，通过姻亲关系，两人紧紧捆绑到了一起。
当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之后，孔祥熙也变成了民国的工商部长、国府委员。
这样发展下来，孔祥熙的一切操作都更像是在做生意，而不是搞革命，一切的工作都要看回报，看收益。
此后，蒋介石短暂退位，孔祥熙也选择共进退。当1932年蒋介石再次上位之后，孔祥熙获得了出国考察的机会。
此次考察，实则是替国民政府向德、意等国寻求军事合作，采购军械、飞机，甚至是合作办厂，以增强军事力量。
孔祥熙访德
这样的生意本是孔祥熙所擅长的，可是，这次出访带回来的仅仅只是“空军建国”这样的荒唐理念以及20余架废旧的红霞轰炸机。
这些可都是国民税收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断送在了这些无谓的交易之中。
孔祥熙在其中获利几多不得而知，但是蒋介石认为此次采购有利于与德意的合作，对于未来军事力量提升也十分有利，这样的付出自然也无需苛责。
随着局势发展，日本步步紧逼，蒋介石却依然专注内战，军费开支日增，每月财政赤字就达1200万元。
宋子文这个财政部长已经难以满足其需要，而且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提出了抗议，于是宋子文被踢出了国家财政部门。
宋子文
1933年，蒋介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随后接替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其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生涯就此开始。
而孔祥熙成为强盗，恐怕也要从此算起，当然他的强盗行为并不只是杜鲁门口中的窃取美援，还包括了对国人的明抢。
四、强取豪夺
当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之时，也可以算作是“临危受命”。
蒋介石忙于内战，资金缺口极大，而前任宋子文正是因为满足不了蒋的“胃口”才被撤职的。
生意人孔祥熙需要更多的手段来生财。
依靠印刷钞票不能解决当前的困境，孔祥熙把视线放到了国内民众身上。
一开始，发行的国家公债还有关税作为担保，但是这1亿元并没有解决蒋介石的问题。
孔祥熙只得继续透支，不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发展困难额事实，以高于市场2倍以上的超高收益率大量吸纳资金。
可这样的方式与抢劫无异，虽然让蒋介石有了内战的经费，银行家们也都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美国经济危机
而在此时，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也日趋严重，美国开始储蓄白银作财政准备，于是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流入美国。
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出口税，以控制白银外流，可他控制下的中央银行却可以免税出口，同样的在黄金市场，中央银行也得以大赚一笔。
在1934年，资产仅占中国银行界11%的中央银行，盈利却占到了37.4%。
为了更好地控制银行业，孔祥熙出台了《储蓄银行法》，强制银行购买公债，并逐步将国家财政伸入私人银行领域。
孔祥熙通过拉拢那些无法得到贷款的资本家，引导他们一起挤兑那些私人银行，通过成为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向银行施压，迫使其提供500万的救急款。
此后，孔祥熙更是直接强行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股份，两个中国银行业巨头就这样被强行收归国有。
中国银行张嘉璈
孔祥熙特别善于利用其垄断地位大发横财，这些都只不过其强取豪夺手段中的一部分。
如孔祥熙所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募捐……而这些都是其任财政部长期间十分惯用的手段。
五、私心深重
如果说这些强取豪夺的手段还是孔祥熙在“为国出力”，那么以下债券舞弊案则是纯纯的为了谋取私利。
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国开始正视中国在抗日方面的突出贡献。
因为，在远东地区，日本人步步紧逼，而美、英军队却在节节败退，缅甸、菲律宾甚至新加坡都相继被日本占领，美国不得不依靠中国来拖住日本军队的进攻。
中国银行张嘉璈
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强硬的向美国要来了5亿美元无条件、无利息的贷款援助。
这些贷款被应用到了战时急需的领域，而其中2亿美元用来做担保，发放美元公债。
这一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金，也是为了维持法币的价值，从而保持国家财政的运转。
因为，此时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为20:1，可是黑市上的汇率却已经远超这个数。
美元作为当时国际使用较为普遍的货币，其价值有足够的保障，对于民众来说，信任程度更高。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美元国债，收回大量的法币，以此稳定法币的币值，从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当时的国债共发行两种，一种是一到三年时间不等利率有别的短期债券，一种则是10年期限利率也更高的“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为了提升本次公债的作用，美国政府禁止美军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购买这一债券，这为其作用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然而，在经历了常年的战争以及孔祥熙滥发公债而不得兑现的时期之后，美元公债也失去了其吸引力。
推出8个月的时间，也未能销售十分之一，直到蒋介石强行摊派，以及谣传公债马上停售之时，认购金额才有所提升。
然而，直到停售之前，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这些公债也不过认购5600万美元，长期公债更是鲜有问津。
可以说，此次美元公债的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法币的汇率也大幅贬值，这一阶段汇率已经到了250:1还要高。
国统区民众
在国家面临巨大困难之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看到的却是商机，因为，此时的公债依然是20法币购买1美元。
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停止了此一公债的发售，并将各地未售完的解送中央。
同时指示下属采用空转的方式，买卖公债，仅第一笔孔祥熙自己独吞的债券就达350余万美元。
此时的中国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购买力严重下降，民众所持有的法币根本不能满足生活需要。
而孔祥熙却在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为自己赚取大量的美金，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强盗行径！
这样不顾民众死活，只管自己牟利的政府官员，怎么可能管理好国家！
杜鲁门总统虽然也斥责其为强盗，但是其所关注的点也只在贪污腐化上。
这些国家的蛀虫不仅擅长贪污，还热衷于对民众强取豪夺，这才是其强盗本质的完整体现。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只要这样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与美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