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可以说是世界皇家园林的典范，无论从占地面积、建筑特色、收藏珍宝、历史意义等各个方面而言，都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但是也正是因为故宫本身名气极大，所收藏的文物价值极高，在历史上多次爆发盗窃案，甚至在清末时除了外国侵略者的掠夺，还有太监宫女偷窃故宫文物变卖，给故宫文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自从清帝退位，紫禁城变成了故宫博物院后，虽然历任馆长都各显神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了各种军阀、战乱的影响，让故宫的许多文物以及故宫本身都能得以保存。但是也爆发出了多次震惊全国的故宫文物盗窃案。
本期以史为鉴就跟大家讲一讲，1933年让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含冤而死的故宫盗宝案，这件盗宝案因为影响极大，在当年甚至被称为“民国第一惊天奇案”，或者是“民国八大奇案”云云。
以史为鉴虽然查阅了大量资料，但恐怕依然有疏漏之处，如果各位读者发现问题，还请不吝指正。
一、惊天盗宝案
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兵锋直指华北。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故宫决定实施国宝南迁计划。2月5日晚第一批文物2118箱通过火车安全运往南京。
随后几个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又监督第二、三、四批文物运出北平。到了5月初，故宫第五批文物即将起运时，易培基却被故宫副院长张继夫人崔振华控告私占故宫宝物，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是张继一手提拔。于是郑烈派出亲信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前往北平，调查易培基私占故宫文物一案，并查封相关账册和收据。
至此故宫盗宝案爆发。
易培基面对这种莫须有的指责，10月14日宣布辞职，并且以平民身份反诉郑烈。但是易培基的“以退为进”策略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得舆论认为易培基的确有问题，不然为何要辞职？而且易培基五千余字，直指郑烈勾结张继夫妇“假借司法独立之权威，朋比勾串，贿买人证，蓄意诬陷”的反诉更是惹怒了郑烈。于是南京最高法院于12月3日下令通缉相关“案犯”，易培基被逼无奈之下只能逃入上海法租界避难。
没有了易培基阻碍，郑烈等人于是仅仅邀请两名珠宝商人就去上海突击检查故宫南迁文物。据随故宫国宝漂泊半生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提到：
一次，鉴定人指着一块红色碧玺说是红宝石，急得那志良赶紧请他再看看。这位老先生仔细看过后说：“我说错了，是红碧玺。”
要知道，红宝石与红碧玺的价格天差地别。那志良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
“我不指正他不成，他们写成红宝石，就算定了案，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怎么办呢？”
除了上面闹出的笑话外，那志良记录中将铜镀金认成纯金、玻璃料器认作玉石的例子，不胜枚举。
鉴定完珠宝，张继夫妇又找来书画大家黄宾虹来鉴定南迁文物中的书画作品。据《故宫审画录》记载，黄宾虹曾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对南迁书画文物进行了多达5次的大规模鉴定工作。
据当时的《国画》月刊记载，黄宾虹在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古画时期，每天至少要鉴定四五十幅书画。这样的鉴定速度可以说非常粗糙，这也引起了故宫文博专家的不满。
那志良在《故宫四十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颗珍珠，一块宝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内行人，所见一定相同。书画则不然。故宫博物院有书画审查会，时常有绝对相反的意见。法院只请了一位黄宾虹先生担任鉴定，难免发生错误。”
于是，在这样的鉴定下，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4年10月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开列的被告为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罪名为侵占、伪造、背售和妨害公务。宣称“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易培基女婿）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者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1496处”。
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文物检查中，易培基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导致新病旧病一起发作，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
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更令人心酸的是，法院方面竟派人去调查说易培基是假死。有人还在报纸上宣传说易培基是逃到大连投降了日本人。
在易培基死后，南京最高法院于1937年9月对易培基等人第二次提起公诉。法院认为：故宫收藏的都是真品，不应该有赝品，更不会有假冒伪作，现在查验出的60余箱有问题的文物，原因就是院长易培基盗卖！
可是众所周知，故宫文物中赝品、临摹作品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据记载，康熙时期宠臣高士奇，仗着跟皇帝感情好，经常用名画充贡。老年高士奇写了本《江村书画目》，对自己过手的作品做了记录，呈送给康熙的，有不少题写着“赝迹且值极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当事人打算为易培基平反，但是却发现案件的卷宗、封存的文物全都消失一空……
二、同僚相侵轧
为何同为党国要员，故宫博物院首任副院长张继夫妇，非得至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于死地不可呢？
其实无外乎权势、面子之争。
易培基，1880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元老。
回国后历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北洋政府内阁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长，1928年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1916年，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任职，他的学生中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
而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张继，字溥泉，也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同盟会元老。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中国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1914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1928年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
易培基和张继夫妇的矛盾始于1928年。
当年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名单时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字煜瀛，李宗侗之父，易培基的亲家公）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张继（溥泉）为副院长；但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却拒绝副院长张继主持工作，事后易培基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
张继的太太崔振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河东狮，所以易培基这一番话，就和张继夫妇搞得很不愉快。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先也在上面签了名，回去被老婆一顿臭骂。第二天，张继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面对众人责问，张继红着脸承认：“是老婆不让我签字！”
而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迁移问题上，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
当时对于故宫文物的迁移方向有大致两种路线，一种是以易培基等人为首的南迁路线（迁往南京、上海）；一种是以张继为首的西迁路线（迁往西安）；
但是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
据说这几件事情让元老张继大丢颜面，加上之前的种种不和，所以张继夫妇才动用自身关系开始指控易培基等人倒卖文物。
三、真相谁能说？
1948年1月9日，南京四开小报《南京人报》刊登了一则短小的消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
在这则消息中说明主犯易培基已经死亡，故不予受理。但是又将李宗侗、吴瀛升格为主犯，这两位新主犯未经任何审批，早在1937年就被赦免。短短百余字的消息，矛盾之处就如此之多，此后此事终于算是告一段落了，
在当年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就算故宫也差点遭到战火，虽然赶在日本占据华北前，将大批文物南迁上海，但是随着上海战事的爆发以及南京的沦陷。还是有相当的一批文物沦陷在日本人手中。
1938年，日伪宪警多次劫夺销毁大批图书杂志。1944年，日本侵略军又以铸造枪炮子弹为名，强制故宫“献纳铜品”，不少铜缸、铜炮、铜灯座因此毁于敌手。
时至今日，这桩故宫盗宝案依然没有最终的结局，虽然目前的主流舆论都认为这个案件是张继夫妇侵轧打击同僚的手段，但是在乱世之中易培基、李石曾、李宗侗一家人同时在故宫任要职也给媒体增加了不少用人唯亲的口实。
而且当年由于经费不足，易培基的确变卖过故宫中的金、银、茶叶、皮货等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故宫博物院虽然也偶尔有盗宝之事发生，但故宫文物再也没有了外敌入侵的忧虑，故宫博物院也随着国家的强盛即将迎来建院600年大庆。
如今故宫还是那个故宫，中国人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人了。希望大家以史为鉴，也希望故宫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盗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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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史为鉴
图/网络
参考资料：
《易培基传略 》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易培基的曲折人生
易培基:莫辩清白的风雨人生
往事｜黄宾虹赠张继画作见证了一段鉴定故宫书画背后的旧事
由《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谈故宫盗宝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