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花了两百多年时间，一直搞不定蒙古。
后金（清）则仅花了十余年时间，就征服了蒙古，并将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大清灭亡。
其中差异，究竟何在呢？
大明的方略
大明对蒙古的方略，总结下来为两句话：“用夏变夷”，“以夷制夷”。
所谓“以夏变夷”，就是将能够直接搞定的蒙古部族内迁，用“以夏变夷”的方略安置。
大明是从蒙元手中夺取天下的，因此，在朱元璋看来，无论是留在内地的蒙古民，还是在草原的蒙古民，都是大明需要从蒙元手中接过的臣民。
然而，朱元璋数次北伐，虽屡获大胜，但始终无法完全实现。
此后，北元灭亡，蒙古分为三部。
自朱棣开始，遂改为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即拉一个打一个，削弱敌人。
以夷制夷的方略，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
到明朝末年，大明以蒙古右翼压制蒙古左翼，甚至拉拢女真以钳制蒙古左翼。
当然，在大明衰落，蒙古也分裂后，大明利用蒙古游牧经济单一，依赖“互市”的特点，以“互市”为筹码，使一些蒙古大封建主接受大明册封的世袭王位，试图以此“搞定”蒙古。
然而，搞来搞去，大明始终无法搞定蒙古，却是女真人“搞定”了蒙古。
大明方略无法成功的原因
1、没有适合的统治之方。
朱元璋的“用夏变夷”之法，确实取得了相当成绩。尤其是对盘踞云南、辽东的蒙元残余势力。
然而，此法之所以能在云南、辽东成功，是因为这些地方也适合农耕。
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人来说，“用夏”之法根本不适合！
所以，北元灭亡，草原各部仍然不认大明天子为草原“大汗”，依然与大明为敌。
这就注定了，大明不能因俗而治，没有机会将其纳入大明版图。
2、以夷制夷，只能收一时之效，不能实现长期安定。
明成祖雄才大略，五次亲征漠北，联此击彼，拉一打一，沉重打击了草原力量，短期效果极佳。
然而，五次亲征中，四次以鞑靼和兀良哈为作战目标，只有一次以瓦剌为目标，其结果是：鞑靼衰落，瓦剌渐强。
成祖以后，瓦剌强盛，甚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并围攻京师，使大明由盛转衰。
以夷制夷，其收效注定是短暂、局限的，注定是不能实现长期安定的。
3、经济手段虽有一时之效，但没有抓住草原经济的分散特点。
草原以单一畜牧经济为主，依赖与大明的“互市”。
然而，草原的游牧经济是分散的。草原各部利益各不相同，彼此分裂。
因此，即便通过“互市”拉拢了大封建主，依然有其他部族侵犯边疆，大明始终不能获取真正的、稳定的安定。大明的“互市”，只能换取局部地区（如宣府、大同）的较长时间安定，却不能获取整个漫长边境线的安定。
如此，大明花了200多年时间，非但不能征服草原，连长期安定也无法实现，可以说是“搞不定”蒙古。
后金（清）使蒙古长期臣服
后金（清），则在入关之前，就已使蒙古臣服。
努尔哈赤、皇太极遂拉拢试图摆脱林丹汗的蒙古各部，与林丹汗及其支持者展开竞争。
1627-1635年，皇太极三征林丹汗，彻底击败了这个最大的对手。
在此前后，许多蒙古部族归附了后金。
皇太极遂划分各部的放牧地、财产、居民，并在保证各部贵族特权的基础上推行后金法令。
由于归附者日子过得好，归顺的蒙古部族越来越多。
1636年正月，各部在沈阳举行大会，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统，以博克达汗。
到清入关之前，大部分蒙古部族已归附，成为大清的一部分。
此后，终大清一世，蒙古始终臣服于大清。
后金（清）使蒙古长期臣服之因
1、后金（清）有统治之法。
北元灭亡，蒙古各部仍与大明为敌。而林丹汗覆灭次年，皇太极就成了蒙古各部的“博克达汗”。
最关键的差异在于：后金找到了治理草原的办法。
如努尔哈赤对喀尔喀贝勒所说，“两国语言不同，但衣服、各种生活习惯皆相同，像一国一样”。
因此，皇太极很快就可以对归附各部推行后金法令，建立行政机构，确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
后金将八旗制度推广到蒙古各部，形成了盟旗制度。
盟旗在不触动蒙古原有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构和内部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赋予了封建领主贵族与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既能使蒙古上层倾心归附，又能使后金法令行于草原，草原各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彻底受制于后金。
2、喇嘛教。
蒙古各部之所以很快归附皇太极，还有一个原因：皇太极派去的使者，多是黄教喇嘛，而皇太极讨伐林丹汗时，也多打着保护喇嘛、寺庙的口号。
喇嘛教自明代中期传入草原。
皇太极以喇嘛教保护者的身份，使蒙古各部倾心归附。
此后，有清一代，大清长期尊崇喇嘛，并使之成为与蒙古各部之间强有力的文化纽带。
3、持续的频繁联姻，使双方统治阶层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密切的血缘关系，使双方统治阶层“合为一家”。
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清比明有明显的进步。
不过，无论明还是清，都未能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平等。
如今，我国推行正确的、平等的民族政策，必能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任何外部势力，也不可能破坏这一历史进程！
